通過程序實現(xiàn)法治（代序言）曾有一位西方哲人問他的學生：假設你不得不面臨這樣兩種處境：一是醫(yī)生認為你身患嚴重疾病，只有將你的右腿截掉才能挽救你的生命，在取得你的同意后準備對你實施截肢手術；二是你在航海途中遭海盜的劫持，海盜要求你交出屬于別人的珍寶，在遭到拒絕后準備砍下你右手的中指。如有可能，你愿意選擇哪一種？為什么？學生沉思片刻，回答說：最好是哪一種也別讓我選擇，因為右腿和右手的中指我都不愿失去。哲人分析說：你的回答很機智，但回避了問題。實際上，選擇第一種情況意味著你失去一條腿，但你受到了醫(yī)生的善待：他珍視你的生命，也尊重你的自由意愿，截肢行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讓你避免更大的不幸。而如果選擇第二種情況，你遭受的是小一些的損失——一根手指，但是海盜根本不把你當回事，既不尊重你的自由意志，也不顧及你的利益，砍手指行為的最終目的是獲得財物，并為此不惜犧牲你應得的權利。學生恍然大悟：如此說來，第一種是可以接受的。上述對話聽起來近乎天方夜譚，但卻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在自己的權益面臨威脅時，人們不僅關注自己利益被剝奪的實際結果，而且也重視自己被對待的方式；在不幸的結果確屬不可避免的情況下，人們可能更加注意自己是否受到了公正、人道的對待。這一問題歸結起來，也就是過程與結果、程序與實體的關系問題。在法哲學中，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步驟、順序和方式形成某一法律決定的過程，國家通過立法對這種過程的規(guī)范和調整即形成專門的程序法。在這里，與程序相對應的是各種法律決定，如立法機構制定和通過的法律、行政機構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法院作出的司法判決或裁定，甚至還包括通過選舉產(chǎn)生的領導人或民意代表等。在這些法律決定中，可能對公民的權益造成最大威脅的是刑事法律決定，即宣布一個人為罪犯，對其科處刑罰，從而使其財產(chǎn)、自由、名譽甚至生命受到剝奪。為防止這種定罪、科刑權力的濫用，國家制定實施了刑法，使定罪符合法定的構成要件，量刑也要符合法定的刑罰種類和幅度，也就是“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定罪，法無明文規(guī)定不處罰”。罪刑法定原則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典型的法治思想：對于官員而言，凡是法律沒有授權的都是禁止的；而對于普通公民而言，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允許的。這樣，刑法就構成了對官員司法活動的實體性限制。但是，對于限制官員們的權力而言，僅僅有刑法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刑法畢竟是規(guī)范罪與罰的法律，為公民的行為確立了一種外部的界限，它規(guī)范的主要是官員司法活動的結果，而不是司法活動的過程。為了防止官員們在司法活動過程中不至于濫用權力，國家制定了一種專門的程序法——刑事訴訟法。什么是刑事訴訟？在不少人看來，這是一種以懲罰犯罪、揭露犯罪、證明犯罪為目的的國家活動。換言之，刑事訴訟實際是國家發(fā)動的一場旨在控制、鎮(zhèn)壓犯罪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主導者是作為國家司法機構的公安、檢察、法院，戰(zhàn)爭的打擊對象是所有犯罪者。但是，既然將刑事訴訟視為一種軍事戰(zhàn)爭，那么為什么不按照軍事戰(zhàn)爭的要求設置其過程，而要遵從“訴訟”的要求呢？任何訴訟都要求有控訴、辯護、審判三方構成的結構，其間控訴與審判必須有主體角色上的分離，而不能集中由同一機構擔當；辯護也必須強大到足以與控拆相抗衡，并制約審判的程度。這種結構設置是背離軍事科學上的基本原理和規(guī)律的。事實上，如果從軍事戰(zhàn)爭的角度來理解刑事訴訟，公檢法的權力完全沒有必要進行分工，而可以由同一機構集中行使打擊權力；刑事訴訟法也完全沒有必要制定，因為任何旨在確立諸如管轄分工、回避、辯護、逮捕條件、羈押期限、上訴制度的規(guī)范，無一例外地都會“捆住”公檢法的手腳，使其無法隨心所欲地打擊犯罪，并降低刑罰本應具有的威懾力和恐嚇力?！?/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