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和馮雪峰都是中國文化的先驅者。馮雪峰比周揚長5歲,他與周揚一樣,都是在1927年國民黨發(fā)動“四一二”大屠殺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在周揚因白色恐怖失掉黨的關系時,是擔任“左聯”黨團書記的馮雪峰與夏衍恢復了他的黨籍。在左翼文藝陣營中,周、馮兩人曾經是并肩作戰(zhàn)的戰(zhàn)友,相濡以沫的同志。遺憾的是,這種關系并沒有多長時間,兩人就幾乎從戰(zhàn)友、同志成為冤家對頭。這起因也就是眾所周知的馮雪峰從陜北到上海沒有去找周揚、夏衍等黨員,而去找了魯迅,以及“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兩個口號的論爭。尤其以后在魯迅答徐懋庸信中點出“四條漢子”的問題,使他們處境十分尷尬。建國以后,周、馮二人雖同屬文藝界,但當年“兩個口號”爭論的陰影,一直在他們之間游蕩,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處于對立狀態(tài)。到1957年反右時,“兩個口號”論爭成為馮雪峰被劃為右派的“罪證”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國防文學”又被野心家江青誣為資產階級口號,周揚首當其沖地被揪斗直至入獄;主張“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的馮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殘酷迫害。直至1975年馮雪峰生病在家,周揚從監(jiān)獄釋放出來后,他去看了馮雪峰。兩位命運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終于冰消雪融。本書描述了周揚與馮雪峰之間的這種戲劇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