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黃帝史官蒼頡視鳥獸之跡以作文字。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形聲相益，則謂之字。著于竹帛謂之書，凡九千字，所謂古文者也。古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zhuǎn)注，考、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推此六體，文字大端可得而見矣?！吨芏Y》“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即其事焉。至周宣王時，太史史籀更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然不外六書之指。大篆、小篆亦名籀書，與古文并行。春秋之時，孔子之書六經(jīng)，皆古文也。其后諸侯不統(tǒng)于王，車涂異軌，文字異制。秦氏既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李斯又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xì)v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xué)篇》，皆依傍大篆，或加省約，謂之小篆。于時獄官事繁，篆書不給。御史程邈有罪，系云陽獄中，變篆為隸，以従簡易，始皇善而用焉。故秦時書有八體：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也。二日小篆，李斯、趙高、胡母敬所作也。大小二篆，皆簡策所用。三日刻符，施于符傳。四曰摹印，亦日繆篆，施于郁。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于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于戈戟。八曰隸書，施于公府。皆因事出變而立名者也。善長注《水經(jīng)》云：“臨淄人發(fā)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惟三字是古，余同今書。故知隸書非始于秦世也?！卑创藭`在春秋之前，但諸國或用或不用。程邈觀其省易，有便于時，故修改而獻，非創(chuàng)造。漢興，多因秦制，通行隸書，古文由是散逸。古者十年入小學(xué)者，計十七能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郡太守課，最者以為書史。平帝時征沛人爰禮等說文字于未央庭中，黃門侍郎楊雄采以作《訓(xùn)纂篇》，并前《蒼頡》等共四篇、五千三百四十字。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頗改古文，別為六體：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日奇字，古文之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以書幡信也。后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安帝時，許慎特加搜采，九千之文始備，著為《說文》，凡五百四十部。皆従古為證，備論字體，詳舉音訓(xùn)。其鄙俗所傳，涉于訛妄者，皆許氏之所不取。故《說文》至今為字學(xué)之宗。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廿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晉有呂忱，更按部搜求異字，復(fù)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所無者是忱所益。后魏楊承慶者，復(fù)撰《字統(tǒng)》二十卷，凡一萬三千七百三十四字，亦憑《說文》為本。其論字體，時復(fù)有異。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復(fù)有《地蒼》、《廣蒼》、《字指》、《字括》、《字苑》、《字訓(xùn)》、《文字志》、《文字譜》之類，互相祖述，名目漸多。漢代又有草書，故自蒼頡至于漢代，書凡五變，所謂古文、大篆、隸書、草書是也。南齊蕭子良撰古文之書五十二種，鵠頭蚊腳，懸針垂露，龍爪仙人，芝英倒薤，蛇書蟲書，偃波飛帛之屬，皆狀其體勢而為之名。雖義涉浮淺，亦書家之前流也。近代小篆、八分、草書、行書等并見施用，余多不行。
○典籍
漢承秦滅學(xué)，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nèi)有延閣、廣內(nèi)、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豐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汪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監(jiān)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yè)，歆遂總會群篇，著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還洛陽，所載經(jīng)傳二千余輛。明帝尤重儒術(shù)，爾后撰錄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艱遠(yuǎn)，復(fù)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拾掇亡書藏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jīng)簿?！访貢髹梅纸?jīng)、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懷之末，靡有孑遺。西晉著作郎李光以勖舊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八年，秘書監(jiān)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jīng)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shù)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jiān)任昉于文德殿內(nèi)集藏眾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有《興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jīng)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余卷。周師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關(guān)，收其圖籍，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稍僅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fù)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后周保定，書止八千，其后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書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jiān)牛宏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匹，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閑出。及平陳后，經(jīng)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nóng)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經(jīng)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兇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jīng)籍志》。自后書帙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五萬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shù)也。 ○石經(jīng)
初，太宗以經(jīng)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又皆先納所習(xí)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xí)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wù)于收獎即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jīng)典不正，取舍難準(zhǔn)”。詔儒官校定經(jīng)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yè)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榻定五聲字樣書于太學(xué)講堂之壁，學(xué)者或就取正焉。又頒字樣于天下，俾為永制。由是省司停約習(xí)本。后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jīng)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為（有缺文）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于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再入長安，置于秘書內(nèi)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為柱礎(chǔ)。貞觀初，魏征為秘書監(jiān)，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秘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jīng)》自此亡矣。天寶中，余在太學(xué)，與博士諸生共論經(jīng)籍失正，為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jīng)》。遷延未發(fā)，而胡寇海內(nèi)，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jīng)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禺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韻，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并尾、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已來，此秘未睹。時王融、劉繪、范云之徒皆稱才子，慕而煽之。由是遠(yuǎn)近文學(xué)，轉(zhuǎn)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為詩，取其宣導(dǎo)情志，激揚政化，但含征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xì)。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湊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后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余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輯。更于正經(jīng)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后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征九經(jīng)兩字以上，取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仿此。自為聲韻已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為刑部尚書。詣銀臺門講上之卷。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匹。
○典籍
漢承秦滅學(xué)，武帝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由是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nèi)有延閣、廣內(nèi)、秘室之府。成帝時，秘藏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豐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汪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shù)術(shù)，侍醫(yī)監(jiān)李柱國校方技。哀帝使向子歆嗣父之業(yè)，歆遂總會群篇，著為《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還洛陽，所載經(jīng)傳二千余輛。明帝尤重儒術(shù)，爾后撰錄三倍于前。董卓移都之際，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竟共剖散，圖書縑帛，軍人以為帷囊。及王允收而回者才七十余乘。道路艱遠(yuǎn)，復(fù)棄其半。長安之亂，一時焚蕩。魏氏拾掇亡書藏三閣，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jīng)簿?！访貢髹梅纸?jīng)、史、子、集為四部，甲乙丙丁之目，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懷之末，靡有孑遺。西晉著作郎李光以勖舊部校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其后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文帝八年，秘書監(jiān)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初，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儉又別撰《七志》，有《經(jīng)典志》、《諸子志》、《文翰志》、《軍書志》《陰陽志》、《術(shù)藝志》、《圖譜志》。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又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梁初，命秘書監(jiān)任昉于文德殿內(nèi)集藏眾書二萬三千一百六卷。普通中，阮孝緒更為《七錄》。有《興錄》、《記傳錄》、《子錄》、《文集錄》、《伎錄》、《佛錄》、《道錄》。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及公私經(jīng)籍歸于江陵，大凡七萬余卷。周師入郢，并自焚之。宋武入關(guān)，收其圖籍，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魏孝文始都洛邑，借書于齊秘府，稍僅充實。爾朱之亂，散落復(fù)多。北齊遷鄴，頗更搜聚。后周保定，書止八千，其后至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書僅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秘書監(jiān)牛宏表請分遣使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縑一匹，校寫既定，本還其主。由是人間異書，往往閑出。及平陳后，經(jīng)籍漸多。煬帝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于東都觀文殿東西廊屋，列以貯之。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nóng)少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溯河西上。行經(jīng)底柱，多被湮沒，十存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除兇書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書。經(jīng)籍志》。自后書帙頗增。開元中，定四部目錄，大凡五萬八百五十二卷。此自漢以來典籍之大數(shù)也。 ○石經(jīng)
初，太宗以經(jīng)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又皆先納所習(xí)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xí)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上司務(wù)于收獎即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jīng)典不正，取舍難準(zhǔn)”。詔儒官校定經(jīng)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yè)張參共相驗考。參遂榻定五聲字樣書于太學(xué)講堂之壁，學(xué)者或就取正焉。又頒字樣于天下，俾為永制。由是省司停約習(xí)本。后漢明帝時，公卿言五經(jīng)駁異，請開呂不韋冢，是未焚詩書前本。論者以為（有缺文）神武作相，自洛陽運之于鄴，至河陽，岸崩，沒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其半。隋開皇六年，又自鄴再入長安，置于秘書內(nèi)省，議欲補葺。隋亂，造立之司，用為柱礎(chǔ)。貞觀初，魏征為秘書監(jiān)，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秘之本，猶存秘府，而《石經(jīng)》自此亡矣。天寶中，余在太學(xué)，與博士諸生共論經(jīng)籍失正，為欲建議請立《大唐石經(jīng)》。遷延未發(fā)，而胡寇海內(nèi)，文儒道消。至今四十六年，兵革未息。嗚呼！石經(jīng)之事，亦俟河之清也。
○聲韻 周?禺好為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詞精拔，盛解音韻，遂撰《四聲譜》、《文章八病》。有平頭、并尾、蜂腰、鶴膝，以為自靈均已來，此秘未睹。時王融、劉繪、范云之徒皆稱才子，慕而煽之。由是遠(yuǎn)近文學(xué)，轉(zhuǎn)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以古之為詩，取其宣導(dǎo)情志，激揚政化，但含征韻商，意非切急，故能包含元氣，骨體大全，《詩》《騷》以降是也。自聲病之興，動有拘制，文章之體格壞矣。隋朝陸法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撰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以為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為別韻。屬文之士，共苦其苛細(xì)。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湊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爾后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為文之匪要，是陸之略也”。天寶末，平原太守顏真卿撰《韻海鏡源》二百卷，未畢，屬胡寇憑陵，拔身濟河，遺失五十余卷。廣德中，為湖州刺史，重加補輯。更于正經(jīng)之外，加入子、史、釋、道諸書，撰成三百六十卷。其書于陸法言《切韻》外，增出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字，先起《說文》為篆字，次作今文隸字，仍具別體為證，然后注以諸家字書，解釋既畢，征九經(jīng)兩字以上，取句末字編入本韻，爰及諸書，皆仿此。自為聲韻已來，其撰述該備，未有如顏公此書也。大歷二年，入為刑部尚書。詣銀臺門講上之卷。敕宣付秘閣，賜絹五百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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