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農先生

學界往往存在一種現(xiàn)象，那就是學者大多只會寫嚴謹?shù)膶W術論文，而對于輕松快活的文體似乎并不拿手。而要找出能夠“雙棲”的當今學者，顧農先生肯定是其中著名的一位。顧農先生是文革前的“老北大”，他是研究魏晉文學史的大家，然而先生志趣遠非學術所能羈絆，其思想自由，文筆隨意亦非學院派所能模擬。顧先生晚年的創(chuàng)作也出現(xiàn)了“井噴”現(xiàn)象，一年幾十篇文章見諸期刊與報紙，令學界青壯年望塵莫及。他最近的小品文集《談非常談》（暨南大學出版社2016年1月版）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初看題目，《談非常談》有點怪。這確實并非常人所理解的“常談”，而是“用閑談式的隨筆，將可談與不可談之物之事一一呈現(xiàn)”（劉克定《總序》）。老子說過：“道可道，非常道?！敝杂羞@樣的困惑，一則因為言難達意的表達困境，二則因為討論對象“道”的混融，不可確指。顧先生幾十年來“一直聚精會神，沒有打盹”（《自序》），所以把生平讀書行路的收獲與感慨形諸筆端。這不僅是個人人生旅途的感慨，心路歷程的見證；也是國家命運變遷的佐證，以及自己對人生與學術的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講，《談非常談》既非旅行的散文所能概括，也非文史隨筆所能涵蓋。

該書分三輯：《掩卷深思》《文心深處》《且行且歌》，以及附錄訪談一篇。文章保持顧先生一貫的風格，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而務求發(fā)自心靈深處的感悟，以及對生活與社會的真切感受。顧先生當初是學習魯迅作品而成長的，而對于魯迅的不足也多有自己的思考，并且言之有據(jù)，不失分寸。例如文中指出“《狂人日記》是主題先行”，“因為急于表達主題而顯得過于緊張，傾向過于外露，藝術上缺乏余?！?。（《〈新青年〉上的魯迅小說》）以《范愛農》的虛構成分討論散文能否虛構，“這樣寫顯然是虛構，是運用誤會法構成沖突”，然而“差就差在虛構過頭”。（《〈范愛農〉的虛構成分》）如果不是一個常年涵詠魯迅與具有深厚文學理論修養(yǎng)的人，怎么能說得出來的斷語？對魯迅《阻郁達夫移家杭州》一詩主旨的理解，顧先生則不僅從細讀詩歌文本本身，而且結合魯迅的審美風觀，認為魯迅“一向欣賞健美的鷹隼”，從而得出結論：“健翮”是魯迅對郁達夫的評價與期待。（《郁達夫與詩》）雖然是一個小問題，然而背后卻是知識體系的支撐。

相比第一輯的嚴謹而言，第二輯則更為自由，相當于“書話”——關于書的文章。唐弢對書話寫作提出的一點事實、一點掌故、一點觀點、一點抒情。顧先生則進一步打破了以往對書話的“四點式”，不主張書話有所謂正宗之談。這些書話或分析書中內容，或談師派傳承，或談作者獨得心得，或談歷史淵源。如談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就強調“感發(fā)”——同作者一起感受生活；談黃裳的書話，就指出與清人黃丕烈的相似與變化。顧先生指出鬼對酒不避忌，甚至會對人吐唾沫。這些話題很有意思。對于失之偏頗的觀點，顧先生也委婉而善意地指出。而且提出“容忍不以為然的東西，別人才有自由”。（《散文史也可以這樣寫——讀〈中國散文五十年〉》）

顧先生文中真正的旅游文章就是第三輯。顧先生“文革”初始作萬里游，但始終對游山玩水興趣不大。作為書生本色，顧先生的游記也多學術關注與會心之談。香山紅葉很有名，但真正的紅葉很多時候沒有“貨”。由此顧先生想到年輕時候香山野炊的趣事：燒火丫頭被煙熏的淚流滿面，沒洗干凈的鍋把紅葉異化成一股菠菜味，種種情景，歷歷如畫。（《香山尋葉》）因為云霧的原因，所以爬黃山?jīng)]有驚懼。顧先生指出：“不明真相幫助人們勇敢前行，而見事太明反而可能讓人悲觀以至失去行動的能力。不‘云里霧里’而仍能勇敢無畏、一往無前，才是真正的英雄?！保ā丁霸评镬F里”》）在喬家大院他想到“生存的空間一小，四維空間也就不大了”，這也夠深刻。游紹興土谷祠，他想到的是魯迅創(chuàng)作時的缺陷，似乎有點大煞風景。不過好在“人文本身就是一道風景”。（《后記》）其實，顧先生在三輯中展示的也恰是一道學人風景。

顧先生學習、工作一直在學校，但是該文集卻沒有學院派的氣息。顧先生推崇魯迅先生的輕性論文。而顧先生的文章也多如此，也就說少用點別人的東西，多談自己的新意。或許為了避免陳言，所以顧先生文章只就自己所知所感而言，甚至不惜文章是否主題突出與篇幅完整。為了文章的自由度的發(fā)揮，顧先生主張不必過于執(zhí)著粘滯，因為“一味死死地抱著中心或主題，容易使文章顯得干枯乏味、容易吃力，讀起來也沒有什么興味”。（《魯迅文章之開合擒縱》）比如第二輯的《文章是老師的好》一文，寫了王力先生上課時的嚴肅，《龍蟲并雕齋瑣語》里的活潑，尤其是引述《窮》文所展示的奇趣。通過寥寥幾筆，把建國前后的大師形象素描給大家看，比一本正經(jīng)的傳記似乎更為真實。這些文章多如行云流水，行于所當行，止于所當止，沒有羈絆，自由揮灑。

顧先生研究魏晉文學，而其文章也具有魏晉風度的自由。顧先生待人平和，并無魏晉人之放誕。然而他的行文卻往往出人意外，寫編揚州風景的散文選，想到吳組緗其人其文，并不多做引申，戛然而止，讓讀者自己品位。顧先生之所以能如此自由行文，其實與其深厚學殖密切相關。顧先生生于書香門第，在北大多得名師授課，尤其是陳貽焮先生指導他研究魏晉文學。而當時“文革”使得他滯留北大七年，耳濡目染，自然有得。顧先生的學殖還來源于他的“現(xiàn)代效率”。他在任職期間就注意收集資料，所以到了晚年才能厚積薄發(fā)。他說：“今天來講經(jīng)典，非有充分的準備不可，不掌握大量的文獻并加以分析就不能講透?！保ā额欕S先生講〈論語〉》）雖然文集不是講經(jīng)典，然而每談一點，其背后都是知識儲備的體現(xiàn)，所以才能短不谫陋，妙趣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