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中華，南有古籍”，說的是中國古籍出版界的兩大出版社——中華書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簡稱上古）。事實上，名字中帶有“古籍”二字的出版社并不少，但在這里，“古籍”卻成了的專有名詞，可見其在業(yè)界、學界的影響和聲譽。

能夠取得如此的影響和聲譽，與上古60年來出版一批又一批的高品質圖書有關，自然也與其堅持服務大眾、服務學術、堅守品格的出版旨趣密不可分。10月31日，上古六十周年社慶在上海圖書館舉行，新老編輯共憶編纂舊事，專家學者追述其對學術發(fā)展的貢獻。

上海古籍出版社六十周年紀念會

重塑國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情

上古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在新文藝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編輯組的基礎上，于1956年11月成立。1958年3月，與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合并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習稱“中華上編”，成為上海地區(qū)整理出版古籍的專業(yè)機構。1978年1月改為今名上古。

中華上編成立之初便已開始對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不同時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詩詞散文等不同文學門類的作品選讀、選輯，加以通俗的解說、詳盡的注釋。1960年代，針對缺乏適合初涉古代文化的青年讀者的讀物，中華上編精選歷代名篇，加上說明、注釋，以單篇或合訂本形式，出版了《中華活頁文選》。上古退休副編審江建忠回憶，《中華活頁文選》一經出版便風行當時，成為中華上編在廣大讀者群中滲透力最強的出版物之一。

《中華活頁文選》

沿著這一思路出版的普及性讀物還有《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讀》、《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十三經譯注》等等。這些普及讀物下的功夫很大。例如，為了做好《唐詩一百首》，當時先印了幾百本試印本，廣泛征求意見，范圍上至中康生、陳伯達、上海市領導柯慶施，下至印刷廠工人。最后行銷了上百萬冊。

這些普及性讀物都曾起到引領讀者的作用，為重塑國人對傳統(tǒng)古典文化的熱情和熟習作出了巨大貢獻。要知道，中國近代在西方沖擊下為改革圖強，倡導新文化，建立新觀念，對舊傳統(tǒng)予以決絕摒棄：化繁體為簡體，驅文言而用白話，舊倫理日漸消亡，新道德難言建立。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尚君認為，梁啟超在五四后的《歐游心影錄》中看到的西方道德缺陷和中國文化價值，直到最近一二十年才引起全社會的普遍認知。

在他看來，傳統(tǒng)文化的百年傳續(xù)中，大學、研究院校的少數精英學者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出版文化系統(tǒng)的貢獻尤不能忽視。“里面的老成編輯，不僅有自己的建樹，更能將學者的著述傳遞給社會上的讀者，為學術傳承做出了不朽的工作”。

重大叢書全面帶動當代學術提升

進入到新時期，因出版了一系列高質量的古籍整理、獨占性的資料集成和原創(chuàng)性的學術研究著作，上古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海內外古代文學典籍出版的重鎮(zhèn)。其中代表性的出版物包括《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影印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續(xù)修四庫全書》、《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黑水城文獻集成》、《古本小說集成》等。這些重大叢書和出版項目的決策，用陳尚君的話來說就是“頭顱一擲，氣吞山河”。

而從結果上來說，陳尚君認為，這些選題全面帶動了當代學術的提升。其中《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的編輯出版時間持續(xù)了半個多世紀，已經出版136種，上古社長高克勤稱其為“我社學術含量最高、獲獎最多、最能體現專業(yè)精品圖書特色的大型叢書，也是體現新中國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的標志性項目”。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而在上世紀80年代末，上古以前瞻性的學術眼光，在學術界的支持下，以一社之力，歷時十余年，來往于歐亞間，從俄、法、英等國拍攝或取得流落在異域近百年的西域敦煌文獻，影印、復制出版為《敦煌西域文獻集成》、《黑水城文獻集成》，對當代學術的提升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其中《俄藏敦煌文獻》所收為舉世罕見的秘籍，所有文獻均為國際上首次披露，轟動一時。

《俄藏黑水城文獻》則有舉世聞名的西夏文刊本和寫本達8000余種，還有大量的漢文、藏文、回鶻文、蒙古文、波斯文等書籍和經卷，以及陶器、鐵器、織品、雕塑品和繪畫等珍貴文物，大部分都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tài)。這些文物文獻數量很大，版本大都完整，是研究西夏王朝甚至于和西夏王朝同時的宋、遼、金王朝，還有元朝歷史的“無價之寶”。

現在中國的敦煌學、吐魯番學、西夏學等學術領域能夠成為顯學，以及能夠與國際對話，這些文獻的引進和出版功不可沒。

另外，在相對封閉的年代，中華上編也十分重視對海外漢學研究成果的引進、推介，有選擇地出版了《海外漢學叢書》。1962年起出版的不定期的學術刊物《中華文史論叢》，以刊發(fā)高質量的文史哲研究論文享譽海內外學術界四十余年，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熊月之更是用“崇高”二字形容其在學界的聲譽。

既能出書，又能出人

六十年來，上古不僅出版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古籍整理及學術著作，而且涌現出了很多優(yōu)秀編輯、學者，可謂人才輩出。

李俊民

在上古社史上，李俊民是繞不過去的人。從1956年11月上古前身古典文學出版社開始，李俊民陪伴上古近40年。在古典文學出版社成立伊始，李俊民就四處網羅人才，除了原屬于新文藝出版社中國古典文學編輯組的錢伯城、王勉等，還調來了老出版家汪原放、劉哲民和胡道靜等，以及梅林、俞鴻模、何滿子等人。他還動員了時任蘇北師范?？茖W校（揚州師范學院前身）歷史科主任劉拜山和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于在春加盟。這些都是以創(chuàng)作、研究見長的編輯。所以，編輯部雖然只有十幾位編輯，但都是才學之士，一時人才濟濟，何滿子曾在《新民晚報》上撰文說：俊老“私下不無得意地說：我們這個班子辦一個大學中文系是勝任的”。

影印出版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

李俊民特別重視對編輯的培養(yǎng)，曾說“出版社要出好書的關鍵，是要提高編輯業(yè)務水平，叫做既要出書，又要出人。”他特意請來周予同、譚其驤、徐震堮等學者來社里講授治學方法和學術熱點，也鼓勵青年編輯寫作、研究。在這種理念下，上古才得以涌現“三駕馬車”、“四大編審”，以及一批又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型編輯。

好的編輯是出版好書的保障，而好的決策層對于團隊的發(fā)展則尤為重要。在出版《續(xù)修四庫全書》的過程，十分能體現決策層的魄力和眼光。對當時的上古來說，《續(xù)修四庫全書》既擔著巨大的風險和挑戰(zhàn)，但同時也是一個機遇。因為當時的上古正處于基建重大發(fā)展時期，處處要錢，擠壓著《續(xù)四庫》的資金投入，而且這類重大項目需要五到十年以上大量人力、財力的支持，短期產出較少。

但在以李國章為首的新一屆上古決策層看到，《續(xù)四庫》雖然短期難見產出，但就如同蓄水池一般，在未來不僅可以帶來超乎投入的經濟效益，且會以其重大的學術影響，提升出版社的品牌和地位。李國章覺得，即使舉債，也要編輯出版《續(xù)四庫》。事實證明，當時的決策是正確的。2002年4月，這部歷時8年編修的中國迄今為止最大型的叢書問世，不僅為出版社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回報，1800冊圖書砌起來的“書墻”更為上古鑄就了一座品牌的豐碑。

“出人”不僅體現在社內優(yōu)秀編輯的涌現，同時還體現在對于優(yōu)秀作者的發(fā)掘。陳尚君回憶說，復旦大學中文系最近幾十年的中堅學者，他們的起步和成長都與上古的支持有關?！叭缯屡嗪阆壬某擅鳌逗闀N年譜》，王水照先生的第一本書《宋代散文選注》以及備受好評的《蘇軾選集》都是。我本人是讀著古籍社的書摸進學術門檻，第一篇學術長文《溫庭筠早年事跡考辨》發(fā)表于《中華文史論叢》1981年2期，當時還是在校學生?！爆F在，他又決定將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唐五代詩全編》交給上古出版。

《續(xù)修四庫全書》

《詩經今注》等作品

服務學術，堅守品格

一個甲子形成的品牌究竟有多大，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中國高校學習文史哲的學生，在寫論文引用文獻時，如果有上古或中華點校本不用，而用了其他版本的幾乎是一定會被老師罵的。

能夠被學界如此信任，在陳尚君看來，這是上古始終堅持服務學術、堅守品格的文化品位決定的。以許多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為例》，本已十分完善，為讀者可以信任的通行本。但是書出版后，編輯即會告訴作者可以不斷完善增補，鼓勵作者在有生之年繼續(xù)修訂，增加新材料和新研究。上古副總編輯奚彤云說，鄧廣銘《稼軒詞系年校注》就是最有名的范例，其前后修訂達三四次，三版的篇幅比一版時增加一倍以上，鄧先生去世后，其女鄧小南教授又提供了作者在舊版上新增的修訂，上古依次又予以重排。學人嚴謹，編輯慎重，相得益彰。

展現辭典編輯對文字工作慎重和用心的日本電影《編舟記》曾感動了許多中國觀眾，實際上，像上海古籍出版社這樣對學術負責，對讀者用心，對文化傳承有擔當的出版社，同樣值得我們感動。用陳尚君的話來說，出版社和學人共同承擔了“為往圣繼絕學”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