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區(qū)的蘇州河邊，有一個叫老場坊的地方。上世紀30年代，這里是一個由英國人設計的屠宰場，但現在改建成了眾多咖啡廳、時尚飾品、藝術店鋪的集合地，成為上海市內一個著名藝術區(qū)。2016年底，我在這里的星巴克咖啡店結束了一個關于作家村上春樹的采訪后，在建筑內部用粗壯水泥墻隔開的像迷宮般的空間內轉了轉。沿著曾經驅趕牛群走向屠宰車間的低矮步道，滿是提著相機，戴著冷帽，穿著棒球衫、牛仔服的年輕人，像緩慢稠密的水流，涌動在這棟水泥迷宮的各個角落。這是都市中才存在的空間，它從城市的陳舊母體中脫胎出來，產生著陌生感和新鮮感。走在其中，能感覺到擠擠挨挨的人群和豐富物品帶來的溫暖和舒適感，有些陌生的異質感和沒有來由的不知所措——這多像村上春樹筆下都市人的感受。 

上海是中國最早接受村上春樹的城市。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村上春樹閱讀熱是從這里開始的。日本學者藤井省三曾在《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一書中，引用了一位上海女作家創(chuàng)作于上世紀80年代的小說，里面描寫了一位年輕的上海“摩登”女性，依照村上春樹書中所寫，在日常的衣食住行中營造出一個“村上世界”。這個時候正是中國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開始，上海的年輕人率先在傳統(tǒng)社會的裂縫中，窺探并實踐著一種外來的新生活，村上春樹的書籍為這種生活提供著“指南”。

2016年底，在北京東城區(qū)一家老牌書店二樓的咖啡館里，我見到了另一類村上春樹的閱讀者。這是一個生長在中國內陸縣城的年輕女孩，她一邊用叉子卷著用橄欖油澆制，并拌著紅色朝天椒的吞拿魚意面，一邊回憶著自己從中學時代開始的村上閱讀史。我?guī)缀鹾敛毁M力就能想象出她生長的縣城模樣：嘈雜窄小的街道，三輪車、摩托車和小汽車擁擠在上面，街邊的店面上，印著色彩鮮艷的碩大字體和明星頭像，錄音機大喇叭播放的廉價商品促銷廣告，如飛揚的塵土一樣，飄蕩在街道上空——這是從80年代開始的小城模樣。但在這樣俗艷又嘈雜的外表下，還包裹著一些新的時代內核：在充斥著教輔資料的新華書店里，可以買到各種歐美文學的作品。學校的圖書館里，還有最新的都市文學小說，村上的書也在其中，寫著一個遙遠的新世界：沙灘男孩的搖滾樂，Vans牌夾克，青春期坦白的性??

從80年代初照著村上春樹的書安排生活的上海青年，到后來在小縣城圖書館里閱讀村上的女孩，是“村上工業(yè)”在中國的流行路徑。因全球化和城市化產生的撕裂和出走，以及自我尋找，也沿著這樣的地理軌道，像漣漪一樣在中國大地上蔓延開來。就像這個在北京東城的咖啡館中講述自己的村上閱讀史的女孩，當她回憶在家鄉(xiāng)學校圖書館中的閱讀時光時，她正身處在與家鄉(xiāng)千里之外的中國最大城市的一個角落里。她用好幾年時間試圖填平自己和這個城市的距離——讀書，跑步，努力工作??但直到對我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她最猶豫的事情仍然是自己應該留在北京，還是回那已經變了模樣的家鄉(xiāng)？她正處在村上主人公式的情感困境里：在時代浪潮和內心欲望的推動之下，來到陌生的都市。

如何在陌生又龐大的都市自處，如何在新的世界里定位自己，這是一個新的疑問。就如村上春樹的譯者林少華所說：“新時期相對寬松的人文和政治環(huán)境促進了人們自我的覺醒，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又為自我的生長提供了物質土壤。而村上的高妙之處恰恰在于，他總是輕輕提醒我們——你的自我果真是你自己的嗎？或者說你的心靈果真屬于你自己的嗎？里面的觀念沒有被置換過嗎？你的自我沒有被鋪天蓋地的商業(yè)信息所俘虜嗎？用村上的話說，你真的需要開‘奔馳’、真的需要穿皮爾·卡丹、真的需要戴勞力士嗎？進一步說，你沒有為了某種利益或主動或被動抵押甚至出賣自我、你的心靈是自由的嗎？一句話你的自我是否是本真的自我？”

這樣的疑問不僅屬于從各個小城鎮(zhèn)涌來的“外省青年”，也屬于生在大城市中的“本地青年”。全球化的一個結果是，所有人都失去了自己的家鄉(xiāng)。那個通過村上小說，學習窺探著西方生活的上海女孩，和從家鄉(xiāng)小城來到北京的女孩一樣，都不得不面對一個全新的城市，那是一個被全球化改造過的陌生廣大的世界。每個人都有機會走上追尋自我的道路，每個人也都會面臨著在廣大的世界里迷失前路的危險。村上春樹以一種看似簡潔輕松，像說話那樣的文字節(jié)奏，描述著這個陌生世界的虛幻和無力感，也講述了很多如何在這種虛幻和無力感中自我救贖的故事，其中最具誘惑力的就是他自己的故事。

不管以什么標準來看，村上春樹都算是一個成功的個人主義者，同時擁有著財務自由和精神自由。他是少有能持續(xù)20多年的超級暢銷書作家，但卻堅定地保持著與熱鬧市場之間的距離。他不參加任何協會，幾乎不出席社交場合，也不大遵守公共習俗。青年指揮家俞潞是少有在私人場合見過村上春樹的中國人，他師從小澤征爾學習指揮期間，村上春樹時常來排練廳聽課。他記得“村上開一輛老舊的白色吉普，坐新干線買二等座票，衣著不修邊幅，進音樂廳也常常穿著短袖衫、短褲”。

如果和他生長的時代背景聯系起來，村上的個人成長故事就更有勵志和標本的意味。他在神戶和大阪間的商業(yè)港口地帶長大，離開家鄉(xiāng)來到東京。作為一個大都市的“異鄉(xiāng)人”，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從講究“集體主義”的“團塊世代”中脫身而出，不算激烈但堅定地和外部世界摩擦著，直到找到用寫作成就自我的方式。

村上春樹在大量的隨筆中，和讀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隨筆是“村上工業(yè)”中一類重要且特別的產品，很少有作家如此事無巨細地寫自己的生活。對那些來異鄉(xiāng)漂泊的年輕人來說，這些用看似坦誠的態(tài)度和文字寫作的隨筆，讓他就像一個青年導師，一個客觀且充滿善意的朋友，教年輕人在大城市里如何生存，如何做人。他為這個世界上千千萬萬正在追尋自我的年輕人提供了一個精神偶像：做一個不與世界深度摩擦，但真誠善良，具備良好德性的個人主義者。他用自己的故事為“獲得良好德性”提供了一條如真理般簡捷的路徑：堅持，像苦行僧一樣堅持。比如堅持寫作，堅持跑步，堅持做一個簡單、勤奮的人。這給予年輕讀者一種頗振奮人心的可到達感?！芭c其他困難比起來，堅持是一件多簡單的事啊?！痹跂|城區(qū)的咖啡館中，那位女孩這么對我感嘆。

我們什么時候會閱讀村上春樹？當離家后面對一個陌生世界不知所措時，當因為這種迷失需要安慰時，村上的文字以一種誠懇、簡單的方式提供著安慰。甚至文學評論家們認為他在文學上的局限性——他寫的題材不夠宏大，少有顯現深刻的苦難，即便他曾經想在這方面突破自己，最后仍然跌回到挖掘個人孤絕的小世界中，也成為“村上式安慰”的一部分。他在文學評論家眼中的局限性是如此契合這個“小時代”——如何成為個體才是此時的時代命題。他對都市人精神困境的描寫有多妥帖，他的局限性就有多頑固，但同時對身處“小時代”中的年輕人的安慰力量就有多強大。

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村上春樹成為被閱讀最多的“現象級”作家?！耙驗樗麑懙木褪俏覀冞@個時代。”上海譯文出版社編審沈維藩先生說。當我們談論村上時，我們談論的是發(fā)生在無數年輕人離鄉(xiāng)背井后的故事。世界越來越平，城市越來越大，當我們希望趁著城市化的浪潮，揚帆遠航抵達理想中的自己時，村上春樹用簡潔直白的文體，寫出了我們的不安和安慰、艱難和希望，還有所有人“永失吾鄉(xiāng)”的鄉(xiāng)愁?！按迳洗簶鋾杏幸粋€永恒的關于人和人類情感的迷失與黑洞。”譯者林少華說，他認為這是一種“鄉(xiāng)愁”。當我們脆弱時，我們會想讀他。當我們成長后，我們會離開他——就像《村上春樹的藝術世界》的譯者馮濤一樣，曾經因為對村上春樹的喜愛翻譯了這本書，但接受我們采訪時他已經有了不同的閱讀趣味。但一撥兒閱讀者離開后，新的一撥兒又會涌上，像潮水那樣，直到這個時代帶來的震動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