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銘先生在《文字不是東西》中說：“該讀而未讀的書，看起來就像一雙雙討債的眼睛。當(dāng)你每天回家一進書房時，就有債主臨門的恐懼感?！比ツ晗奶?，希拉里?曼特爾的《一個更安全的地方》（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出版中譯本，勾起不少讀者對法國大革命的興趣；端午小長假鄉(xiāng)居斷網(wǎng)數(shù)日，正好借機補讀關(guān)于這場風(fēng)云巨變的小說，最先想到的自然是查爾斯?狄更斯的《雙城記》。

十八世紀(jì)末發(fā)生在法國的那場革命規(guī)?？涨?，影響深廣，用時在巴黎、躬逢其盛的威廉?華茲華斯的話來說，景象“壯觀得不知從何說起”（too copious a theme）?；\統(tǒng)言之，《雙城記》寫的正是這一特殊時代，尖銳的階級對立中人性的各方各面。不過，對革命風(fēng)暴的正面描寫，要到小說第二卷最后才正式出現(xiàn)：

在這樣烈火燎原、波濤洶涌當(dāng)中挨過了騷亂不安的三年。怒海狂波震撼著牢固的大地，永不退潮，永遠上漲，越漲越高，岸邊的目擊者不禁驚懼交集。小露茜又有三個生日用金線織進了她那家庭生活的平靜輕紗之中。（張玲、張揚譯）

“波瀾壯闊”，費茲（Phiz）《雙城記》插圖

“一則高見”，費茲（Phiz）《雙城記》插圖

雖然狄更斯在前言里說，創(chuàng)作《雙城記》的念頭始于1857年同親友一起出演的威爾基?柯林斯劇作《冰淵》（The Frozen Deep），但大部分人還是將托馬斯?卡萊爾的《法蘭西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A History）視作《雙城記》最直接的靈感來源。在1840年的一次演講上，狄更斯初識卡萊爾，旋即被后者的雄辯風(fēng)采感染，《法蘭西革命》自此就成了他隨身攜帶的讀物。而為了狄更斯可以收集到全面的資料，卡萊爾更是從他泰晤士河畔夏納步道（Cheyne Walk）的書齋里給他運去了幾車參考書。無怪乎狄更斯的書里經(jīng)常把這場震蕩寰宇的革命比喻成地震和洪水——類似表述在《法蘭西革命》中也俯拾皆是。

四十六歲的卡萊爾，差不多是同狄更斯結(jié)識的年紀(jì)

1858年的查爾斯·狄更斯

1859年4月，狄更斯主編的文學(xué)周刊《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創(chuàng)刊，此即《雙城記》連載開端。狄更斯晚年，創(chuàng)作方式有所改變，上一部在刊物上每周連載的小說，還得追溯到1854年的《艱難時世》；《雙城記》的篇幅接近其兩倍長，直到年底才推出單行本。在這部作品中，狄更斯關(guān)注的不再是倫敦的金融資本家、小公務(wù)員、政客和律師，而是將想象力的觸須伸向了十八世紀(jì)后半葉席卷歐洲的革命風(fēng)潮。狄更斯這一旨在突破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向取得了成功。不管在連載階段還是成書之后，《雙城記》從來不缺少讀者。但評論家的意見卻莫衷一是，按照托瑪琳（Claire Tomalin）在《狄更斯傳》（The Penguin Press, 2011）中的說法，這部作品最初問世時，受到的更多是負(fù)面評價：“不夠幽默”（lack of humor），“情節(jié)跟不上”（a plot hard to follow）。讀罷小說，把這些時評找來看看，果然十分有趣。

克萊爾·托瑪琳《狄更斯傳》

《雙城記》最早的批評聲音或許是發(fā)表在《觀察家》（Observer）1859年12月11日號上的匿名評論。文章說狄更斯自以為能藉小說讓公眾更好地認(rèn)識這場革命，但其實他的創(chuàng)作素材僅僅取自《法蘭西革命》，而很不幸，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的真實情況，世界上有遠比卡萊爾此書更為可靠的作品。

對狄更斯這部小說攻擊最烈的，無疑是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伯父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James Fitzjames Stephen）。他認(rèn)為，狄更斯簡直把“當(dāng)代”英國人和法國人的祖父一輩丑化成了野蠻人（a sort of savages, or very little better），殘忍、偏執(zhí)、不講公道、不服管教……英國的形象在他書里與歷史不符，“大約九十年前的英國與現(xiàn)在不可同日而語，但依舊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那時的英國當(dāng)然有諸多弊病，但狄更斯沒有公正地在作品中加以表現(xiàn)。或是因為私人的反感，或是反對狄更斯的政治主張使然，斯蒂芬在抨擊《雙城記》時極盡刻薄之能事，言語絲毫不留情面。他對比了狄更斯和另一位他不太看得上的作家，司各特（Sir Walter Scott）的作品，說司各特的小說雖然是“冷掉的湯，半生不熟的羊肉，咬不動的雞肉”（cold soup, raw mutton and tough fowls），好歹還算食物；狄更斯的小說則是燉貓肉，完全難以下咽。他認(rèn)定《雙城記》里的厄弗里蒙地侯爵根本不可能存在于十八世紀(jì)中葉的法國，法蘭西貴族縱有千般不是，也不會那樣毫無顧忌地迫害別人，更別說可以指望逃脫制裁了。跟那篇匿名評論中的觀點一樣，斯蒂芬也將狄更斯寫歷史時的漏洞百出，歸因于他只讀過一本《法蘭西革命》便草草動筆。

撇開字里行間的戾氣不談，斯蒂芬的文章多少溢出了文學(xué)批評的畛域，以他理解中狄更斯的政治傾向來評判其作品的藝術(shù)水準(zhǔn)，有點像柏拉圖在《理想國》里對詩人的攻擊，說他們是“散布流言之徒”（gossip-monger）。

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叔叔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

不過，就在《觀察家》上的評論發(fā)表不到一個月，1860年1月2日的《紀(jì)事晨報》（The Morning Chronicle）上就有人站出來替狄更斯說話了。那篇同樣作者不詳?shù)奈恼聦懙?，雖然狄更斯確實會因戲劇化情節(jié)的考慮而犧牲掉一些常識（sacrifice common sense for a taste for dramatic situations），但若是他舍棄了這一偏好，小說不見得還能如此精彩?？偟恼f來，《雙城記》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多才多藝的作家”寫出的最為“完整”的故事，敘事完全沒有冗筆，“一頁文字也沒有浪費，一個轉(zhuǎn)折也沒有浪費”。

福斯特（John Forster）是狄更斯摯友，也是他寫作上的知己，他對《雙城記》的評價當(dāng)然很有代表性。在好友過世后不久出版的《狄更斯傳》（第一卷出版于1872年）中，他的看法已然很接近今日文學(xué)史上對《雙城記》的定論。他寫道，查爾斯?狄更斯最擅塑造人物，不管在哪個小說人物的性格中，都能看出他無與倫比的虛構(gòu)敘事才能。而當(dāng)需要表現(xiàn)某些人的家庭生活被一場驚天動地的公共事件影響、裹挾之時，他的水準(zhǔn)可說是空前絕后。

狄更斯摯友約翰·福斯特

G. K. 切斯特頓為《雙城記》寫過一篇導(dǎo)讀，亦莊亦諧，煞是耐讀。他比較了狄更斯和卡萊爾，“卡萊爾讀過很多關(guān)于法國大革命的東西；狄更斯只讀過卡萊爾?？ㄈR爾的想法來自參考文獻和資料的仔細整理、小心求證；狄更斯的想法來自街談巷議，而且往往是同一條街同一條巷……”，但即便如此，狄更斯卻比卡萊爾更正確。他筆下的法國大革命或許比卡萊爾筆下的更真實。那場革命的前因后果也許遠比卡萊爾想象得簡單，反倒讓他無法理解了。切斯特頓繼續(xù)寫道：“西德尼?卡屯的憂郁是倫敦的憂郁，而不是巴黎的憂郁。”因為狄更斯終究是個徹頭徹尾的倫敦佬（Cockney），只知道倫敦的宇宙的中心，不知道巴黎是歐洲的首都，更不知道條條大路通羅馬。

G. K. 切斯特頓

小說的真實不同于歷史的真實，這在今天已是常識。讓小說的歸小說，歷史的歸歷史，一個嚴(yán)肅的文學(xué)批評者，不應(yīng)粗暴地給創(chuàng)作者悉心的筆墨經(jīng)營貼上“刻意丑化”的標(biāo)簽。對這一點，狄更斯其實早有清晰的認(rèn)識。在他1860年寫給布爾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的信里，有這樣一段話，談的雖然只是德發(fā)日太太之死，卻能反映出狄更斯對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態(tài)度：

關(guān)于禁止插入德發(fā)日太太之死這種意外事件的那條所謂小說原則，我自始至終弄不明白。因為這一意外事件是無法同角色本身的激烈情感分割開來的，它與小說的整體構(gòu)思嚴(yán)格一致（stri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whole design），是整個故事塑造成的人物性格發(fā)展到高潮時的產(chǎn)物，依我看，它實在是符合“神性正義”（divine justice）的一幕。（文/迤邐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