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們的孩子》，羅伯特·帕特南 著，田雷 宋昕 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06月

我們的定性研究

有些人從數(shù)據(jù)中認識世界，但大多數(shù)人是通過故事來了解生活。鑒于本書的主要目標是讓更多受過教育的美國人看得到“社會的另一半是如何生活的”，我們就用大量的篇幅去講述富家子和窮孩子的人生故事。當然，本書大部分還是讓嚴謹?shù)臄?shù)據(jù)來說話，這些定量證據(jù)確證了美國孩子之間日漸擴大的機會鴻溝。但是，雖然量化的數(shù)據(jù)可以告訴我們美國兒童現(xiàn)在的生活狀況，以及我們?yōu)槭裁磻旉P心孩子的事，但閱讀這些冷冰冰的數(shù)據(jù)卻始終如同霧里看花，讓我們難以體會生活的真相：在眼下的世界，“我們的孩子”意識全面枯萎，為孩子提供機會成了一家一戶的私人責任，成長于這樣的時代意味著什么？

定量的數(shù)據(jù)無法為我們展示日常生活的種種模樣：像斯特芬妮這樣的單親媽媽，靠著微薄的工資將孩子們養(yǎng)大，不但要時刻想著如何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穩(wěn)的家，保護他們免受街頭的危險，還要在孩子成長過程中照看他們；像大衛(wèi)這樣的大男孩，被入獄的父親以及酒鬼繼母所拋棄，飽嘗生活的苦難，但即便如此，在一個惡意滿盈的社區(qū)內(nèi)，他還是努力著要做一個好爸爸；甚至像瑪爾妮這樣的中上階級的母親，也在為子女的未來而惶惶不可終日，擔心孩子們無法應對這個工作環(huán)境殘酷、家庭關系脆弱的世界。

為了追尋生活的真相，詹妮弗花了兩年時間走遍美國各地，訪問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問題五花八門卻不離其宗，都圍繞著“在現(xiàn)如今的美國，成長是什么樣子的”。她的第一站就是本書作者帕特南教授的家鄉(xiāng)，俄亥俄州的克林頓港。在帕特南教授的回憶中，克林頓港是一個機會的樂土，每一個孩子，無論窮或富、黑或白，都能從父母、店主、教師、牧師、校監(jiān)和教練那里獲得人生建議、機會和支持。詹妮弗訪談了帕特南當年的十多位同學，并對全班同學進行了一份書面調(diào)查（詳見下文），得到的反饋非常吻合帕特南的記憶。但是，當詹妮弗在2012年春訪問作者家鄉(xiāng)時，20世紀50年代的克林頓港早已不知何處去，隨之一同消失的是普遍的經(jīng)濟繁榮、社區(qū)中無所不在的凝聚力、惠澤所有家庭的平等機會。從克林頓港返回后，詹妮弗帶回了這個市鎮(zhèn)甚至整個美國的“雙城記”：一邊是中上層階級的孩子，他們從讀書起就有家庭為之儲蓄的大學基金，參加足球隊的小聯(lián)賽，也有關愛他們的教堂長者；另一邊是工人階級的同齡孩子，他們的成長歷經(jīng)險阻——心狠手辣的繼母，入獄服刑的父親，意外懷孕，還有青少年拘留。得知自己的家鄉(xiāng)在半個世紀后就已經(jīng)面目全非，窮孩子已經(jīng)失去了成功的機會，這一開始讓帕特南甚為震驚，也讓我們懷疑是否碰到的是生活在工業(yè)衰退地帶的工人階級孩子，他們是非典型的，境況遠不及普通工人家庭的同齡人。

于是我們擴展了樣本，新增了明尼蘇達州的德盧斯（Duluth）、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佐治亞州的亞特蘭大、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Birmingham）、德克薩斯州的奧斯丁（Austin）、俄勒岡州的本德鎮(zhèn)、加利福尼亞州的橘子郡、馬薩諸塞州的沃爾瑟姆（Waltham）和威士頓（Weston）。這些調(diào)查地點代表著美國各地多種類型的地方經(jīng)濟和文化，包括工業(yè)衰退地帶的去工業(yè)化的小鎮(zhèn)（克林頓港和德盧斯）、中產(chǎn)階級云集的旅游勝地（本德鎮(zhèn)）、欣欣向榮的高技術“奇跡”城市（奧斯?。?、發(fā)展不平衡的都會區(qū)（費城和亞特蘭大），還有仍無力擺脫民權革命遺留問題的伯明翰。之所以選擇橘子郡，是因為它向來被認為是超級富豪的圣地，因此可以讓我們看到這種“橘子郡”神話所掩蓋的貧窮工人階級移民社區(qū)?；氐讲ㄊ款D，沃爾瑟姆和威士頓雖然毗鄰相望，但在家庭收入、學校質(zhì)量和房產(chǎn)價格上都懸殊極大，這也讓我們看到128號公路這條“美國科技大道”是如何切割出“兩個美國”的。 

接下來的兩年，我們用了數(shù)百個小時，走訪了上述研究地點的許多家庭，訪問了107名剛剛成年的年輕人，只要情況允許，我們也采訪了孩子的家長。詹妮弗完成了本書所記錄下的絕大多數(shù)訪談，而賈思敏·桑德爾森（Jasmin Sandelson），這位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才華橫溢的研究生，也參與了這一過程，還記得伊利亞么？他就是賈思敏在亞特蘭大的購物中心遇見的。我們選擇從18至22歲的年輕人著手——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剛從高中畢業(yè)，已經(jīng)開始思考大學和未來的工作。在剛成年的這一人生階段，年輕人也才脫離家庭和中學的體制化環(huán)境，開始嚴肅地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認同和生活，通過聚焦于這一群體，我們可以進入這些孩子們的世界，感知他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童年的，又是如何規(guī)劃他們的未來的。這樣安排，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同時可以認識到在他們成長路上等待伏擊的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攔路虎。

本書討論的是不斷擴張的階級鴻溝，因此我們把受訪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中上層階級的家庭和孩子，另一類是工人階級的家庭和孩子。但問題是，在美國文化中，“社會階級”向來是一個充滿爭議的模糊語詞。在本書中，我們運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作為區(qū)分的指標——父母若是自四年制大學畢業(yè)，則他們以及他們的子女就被歸類為中上階級；如果父母的教育僅止步于高中，則這樣的家庭就被歸類為下層階級或工人階級。在本書中露面的共有10位中上階級的父母，在他們中間，5人有本科學位，4人獲得了碩士學位，還有1位則是在子女長大成人后重返高校讀書。他們的子女，要么是正在讀大學，要么是已經(jīng)完成了大學學業(yè)。相比之下，13位工人階級的父母出現(xiàn)在本書中，其中連高中都沒畢業(yè)的有5位，拿到高中文憑的有4位，還另有4位的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因為他們已經(jīng)消失在子女的生活中）。這些工人階級子弟好歹都讀完了高中，至少是拿到了同等學力證書，他們中間有3位還讀過幾天大學，但無一從大學畢業(yè)。

在每一座城市，我們在訪談時都盡可能追求一種“四重奏（quartet）”的模式：一對工人階級的母女，再搭配一對中上階級的母女；或者是，一對工人階級的父子，再搭配一對中上階級的父子。（有時因為當?shù)貤l件所限，我們無法嚴格遵循四重奏的模式，但在大多數(shù)地方，我們訪談了不止一組的四重奏。）我們之所以用母女配或父子配，就是為了控制性別這一因素，在我們比較兩代人成長過程之變時盡可能排除性別因素的干擾。例如，俄亥俄州的溫蒂曾回憶起，自己的父母從來沒有期待過她能有什么事業(yè)上的建樹；而切爾西，她的女兒，卻小小年紀就立志要做一名律師。這一研究進路可以讓我們發(fā)現(xiàn)，育兒模式的性別差異正在縮小，但階級差別卻在分化。

為了找到合適的家庭，我們會請當?shù)貙W校教員、學區(qū)委員會、非營利組織以及社區(qū)內(nèi)其他德高望重的人士作為我們的推薦人，替我們代為聯(lián)系。但我們也從“實地探訪”中收獲不小——開著車，從沃爾瑪?shù)接螒驈d再到快餐店，或者從大學校園到修車廠再到中介處或購物中心，在年輕人購物、工作、學習和玩樂的地方去尋找合適的受訪者。對我們來說，還有一些“狩獵處”，比如警察局、消防站、工廠、餐館、社區(qū)中心、娛樂場所，還有各種類型的大學，社區(qū)的、地區(qū)的、州立的以及私立的。

通常說來，尋找受訪者的過程已經(jīng)讓我們進入他們的日常生活。例如，當我們在亞特蘭大接洽在服務業(yè)工作的斯特芬妮并告訴她，我們可以支付她的女兒50美元以參與一項研究時，她當即給女兒米歇爾打去電話，要求她在詹妮弗到訪之前必須待在家里，哪兒也不能去——這就是一個信號，可見，既沒有工作也不再上學的米歇爾是多么需要這50美元，詹妮弗在本德鎮(zhèn)還訪問了一位名叫比爾的消防員，他們約好在當?shù)氐恼~餐廳見面，訪談時比爾把一大家子都帶來了，他對此解釋說：“我們就是想讓兩個孩子能親眼看見一位真正上過大學、做著正經(jīng)工作的女士?！蔽覀兇蛐牡桌镆庾R到，當有些貧窮的父母指導孩子走向前途不明的未來時，這些工人階級的家庭是有多么手足無措、彷徨無助。

訪談時，我們有自己的套路，問題首先從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開始，包括他們住在哪里，他們是否已經(jīng)買下現(xiàn)在的房子——還是僅僅租住，是否有錢支付各種生活賬單？有沒有醫(yī)療保險或退休金？是否經(jīng)常會感到手頭太緊？接下來，我們會問到家庭結(jié)構(gòu)、為人父母的方式、子女的在校經(jīng)歷、課外活動狀況、宗教參與，還有關于生日和節(jié)日的記憶。 

由于我們特別關注機會和社會流動，所以接下來會請年輕人及其家長回憶一下他們曾經(jīng)的理想以及對未來的期待，這方面的問題包括：“請告訴我，當你決定未來要做什么時，你是如何做出選擇的？你當時手上有什么樣的選項？你的學習成績?nèi)绾危磕闶欠駞⒓恿薙AT考試？中學畢業(yè)時是打算繼續(xù)上大學，還是找工作？從什么時候開始，你會和父母討論上大學的事？談論大學時，你們都會談論些什么？”我們還會問到一系列與大學相關的問題，包括是否參觀過大學，是否讀過大學預科班，是否請過私人的大學申請顧問或?qū)懽髦笇Ю蠋?，是否有實習或工作的?jīng)驗，以及是否參與過課外活動。我們的問題還涉及是否會提前儲蓄大學學費，是否拿到獎學金或其他大學基金的問題。我們還會關注年輕人可能獲得的社會資源，包括益友良師、輔導員、教師、牧師以及生活中其他重要的成年人。我們還會問及很多“感情”方面的問題，關于信任、安全、希望以及對未來的焦慮；關于生活是在實現(xiàn)他們的理想，還是一再讓他們失望；以及一路走來，他們得到了什么幫助，又遭遇到什么樣的阻力。

每一場的訪談，我們都會談到上面這些計劃內(nèi)的話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會為受訪者留下充裕的空間，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提出我們的訪談框架不曾觸及的重要問題。有些時候，我們事先擬定的訪談大綱顯得很傻很天真，比如，當我們采訪瑪麗·蘇的時候，面對著這個自小就被母親所拋棄、童年時僅有一只小老鼠為伴的年輕女工，我們竟然開口就問她關于鋼琴課的問題。只有在這種場合，我們才意識到工人階級的孩子早已偏離了我們腦海中的“正?！蓖辏虼宋覀児膭钍茉L者可以用他們自己的話，講述他們自己的故事。

追蹤這些工人階級的年輕人并不容易，因為他們可以說居無定所，手機也經(jīng)常因為欠費而停機。最終，我們發(fā)現(xiàn)了聯(lián)絡這些工人階級孩子的最好辦法，這就是Facebook，即便他們頻繁更換電話號碼，但Facebook的賬號始終保持活躍。觀察他們的更新狀態(tài)，同他們在Facebook上互動，我們可以獲取比一次簡單訪談要深入得多的信息，在他們的允許下，我們也在分析中運用了他們于Facebook上的狀態(tài)更新和發(fā)帖。

作品簡介

《我們的孩子》，羅伯特·帕特南 著，田雷 宋昕 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06月

社會分層、階級固化、寒門再難出貴子。一部關于機會不平等與孩子未來的生命紀實，克林頓、布什、奧巴馬等政府首腦資深顧問、哈佛大學資深教授羅伯特·帕特南力作。每一位父母、每一位關心下一代成長的有識之士必讀作品。

在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里，寒門為什么再難出貴子？為了回答這一問題，理解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如何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的，哈佛大學帕特南教授組織研究團隊，以數(shù)年之功，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年輕人，呈現(xiàn)出美國社會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遷圖景，書寫了一則關于“美國夢之衰落”的警世恒言。

正如《紐約時報書評》所言，“讀罷此書，沒人還能相信美國還有機會平等這回事?！迸撂啬嫌谩耙渣c帶面”的敘述方式，生動地展示了美國社會在過去半世紀以來日漸擴大的“階級鴻溝”。在《我們的孩子》一書中，帕特南依次討論了窮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jīng)歷的全方位差距。中上階級的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給予引導、提供資源，而寒門子弟，不僅是經(jīng)濟上“窮”，還更有可能生活在殘缺不全的破碎家庭，成長過程中無法得到父母雙全的關愛或在隔代教養(yǎng)的環(huán)境中長大。全書反復出現(xiàn)的一個意象——貧富階級之間的“剪刀差”——在家庭結(jié)構(gòu)、父母教育方式、學校教育、鄰里社區(qū)內(nèi)都有鮮明的反映。在這個生而不平等的時代，僅僅談機會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們對美國社區(qū)的理解”而得到總統(tǒng)頒布的國家人文勛章。本書在此意義上又是一次學術的躍進，它更生動地展示出美國社會的全幅圖景：當寒門子弟發(fā)現(xiàn)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勞時，美國夢已碎。對于當下的中國人而言，這本書以手術刀般的銳利所進行的批判，是我們千金難買的經(jīng)驗和教訓。

羅伯特·帕特南 1941年生，美國當代最杰出的政治學家，曾擔任美國政治學協(xié)會主席。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策講席教授，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2006年榮獲政治學界最高獎約翰·斯凱特獎，且為2013年總統(tǒng)頒布的國家人文勛章得主。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目前著書14部，被譯為20多種語言，在比較政治、美國政治、國際關系和政治理論領域均做出過卓越的原創(chuàng)貢獻。代表作《讓民主運轉(zhuǎn)起來》和《獨自打保齡》是過去半個世紀引證最多的社會科學著作，在國內(nèi)學界和思想界也有深遠的影響。多年來，他擔任過多屆美國總統(tǒng)、英國首相、法國總統(tǒng)以及多個國家政府首腦的資深顧問，其學術思想也激發(fā)了全球范圍內(nèi)草根社會運動的勃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