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鳥類學家和鳥類藝術家JohnGould所著1838年版《咬鵑專論》中的手繪插圖

17世紀的牛津?qū)W者安東尼·伍德曾如此評價博德利爵士：“毋庸置疑，托馬斯·博德利將與他的國家一樣不朽?！辈┑吕呐笥逊鹄饰魉埂づ喔操潛P他的圖書館是“將知識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博德林圖書館是一座知識的海洋，她是由成千上萬名對知識與書籍有著虔敬之心的愛書人共同構(gòu)筑的知識王國。四百多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四面八方的書籍持續(xù)不斷地匯聚于牛津小城，匯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偉大的圖書館，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士林傳奇。

館藏的16世紀晚期航海圖

遠方的朋友初到牛津，大都會問：牛津大學在哪里？讓人摸不著頭腦而又千真萬確的答案是：牛津大學在牛津。與國內(nèi)外絕大多數(shù)大學不同，牛津大學（以及劍橋大學）是既無圍墻又有圍墻的大學——無圍墻，38所學院、6家永久性學堂散落在牛津城內(nèi)外，沒有通常意義上的校園與社區(qū)間隔；有圍墻，是各個學院有自己獨特而封閉的院落，大部分學院不對外開放。令人欣慰的是，牛津大學也并非沒有“地標”。20世紀40年代，曾客居牛津五載、后來移居美國的中國學者、畫家——“啞行者”蔣彝說，短暫造訪牛津，四大標志性建筑不可不看，其中排名首位者即是博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1935—1937年，錢鍾書負笈英倫，求學于牛津大學埃塞克特學院（Exeter College），常年沉浸其中的，亦是這座博德林圖書館（錢鍾書先生稱之為“飽蠹樓”，并有《飽蠹樓讀書記》留世）。

之所以被看作牛津不容錯過的勝跡，從地理位置上講，博德林確是占盡天然優(yōu)勢：老博德林圖書館位于高街和寬街之間，南面是大學教堂（University Church of St Mary the Virgin），北面與建于20世紀40年代的威斯頓圖書館（Weston Library）隔街相望；東面是萬靈學院（All Souls College）和赫特福德學院（Hertford College），西面是埃塞克特學院和布雷齊諾斯學院（Brasenose College），所處之地可謂牛津的核心地帶，當然也是牛津大學的中心（學校的行政會議機構(gòu)亦設于此）。從圖書館自身而言，博德林圖書館并非一家，而是包括了老博德林圖書館（Old Bodleian Library）、拉德克利夫圖書館（Radcliffe Camera）、威斯頓圖書館以及依附于博德林圖書館的諸學院圖書館在內(nèi)的圖書館系統(tǒng)。在牛津現(xiàn)有的96家圖書館中，博德林擁有其中的69家，是英國乃至全球最大的圖書館體系之一，其藏品超過1200萬冊（份）——絕大多數(shù)是書籍，同時還藏有地圖、錢幣、樂譜、勛章，甚至是動植物標本。當今世界，恐怕很少有這樣的大學圖書館，在大學和整個城市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理位置與顯赫的社會地位，并持續(xù)保持巨大的社會影響。博德林從何而來，藏品為何如此珍貴與豐富，她與英國乃至國際學術有何深厚淵源，又緣何會有今天萬眾矚目之地位？一切都要從四百多年前談起。

“你的名字，……應叫‘天德利’（Godley）”

1544年，埃塞克特一位篤信新教的著名出版商約翰·博德利家里誕下一名嬰兒，父母為之取名托馬斯·博德利（Thomas Bodley），這名嬰孩日后被稱為博德利爵士，系博德林圖書館的創(chuàng)辦人。在托馬斯·博德利進入大學學習前，他們一家客居日內(nèi)瓦，少年博德利曾從加爾文、伯薩（Beza）研習神學，從貝魯瓦杜斯（Beroaldus）學習希臘語，從康斯坦丁諾斯（Constantinus）修讀荷馬著作。1558年，博德利進入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讀本科，五年后進入牛津最負盛名的莫頓學院（Merton College）繼續(xù)學業(yè)。博德利學術能力不錯，尤其是在語言學研究方面有較深造詣。1607年，培根出版了《想法與結(jié)論》（Cogitata et uisa）。1608年，博德利致信培根，洋洋灑灑數(shù)千言，與培根論學，視域?qū)掗煟挥幸姷?。但年輕的博德利似乎志不在此，厭倦了學院生活的他于1576年遠赴意大利、法國和德國，施展其外交才華，致力于解決新教與天主教的糾紛。1588年，他又被女王伊麗莎白一世任命為英國駐荷蘭大使。但隨后的外交生涯卻使他感到厭倦，處在政治、宗教、外交諸復雜問題旋渦中的他常常感到左支右絀，惹得女王不開心，自己也精疲力竭。1597年，返回英格蘭后，曾一心在政治上施展抱負的他，還曾多方謀求國務大臣的職務，終未成功。

已過知天命之年而又篤信基督新教的博德利思考著未來的人生，最終他眼光落在了曾經(jīng)度過韶華青春的牛津——重建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在博德林圖書館之前，牛津大學曾先后創(chuàng)建過四家圖書館：第一家由科巴姆主教捐其所藏建立，但是因主教1327年去世后無錢入葬，校方就變賣了他的書籍以作安葬費用，這所圖書館也就煙消云散；第二家是亨利五世國王的幼弟漢弗萊公爵創(chuàng)辦的漢弗萊圖書館；第三家是《書之愛》的作者、著名的藏書家理查德·伯利捐建的達勒姆圖書館，但它隨著亨利八世國王將達勒姆學院解散也化為烏有；第四家由主教肯普和伍斯特伯爵蒂普托夫特創(chuàng)辦，但由于疏于管理，借走的書籍大部分未能歸還（借書者寧肯交罰金而不愿還書），也漸漸消亡。四家圖書館中，以漢弗萊圖書館影響最大，存續(xù)時間也最為持久。災難發(fā)生在1550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六世的特使抵達牛津，將圖書館大部分書籍尤其是有天主教色彩的“毒草”搶掠一空，有的還付之一炬。曾經(jīng)裝飾輝煌、藏書還算豐富的漢弗萊圖書館也因此變得空空蕩蕩，昔日的書柜、書桌、書椅也被賣到校外?？梢韵胍?，當年初入牛津的求學者博德利，當時面對的大概也是無書可讀的圖書館，想必這在他年少的心中留下了難忘印象，并成為其晚年致力于重建大學圖書館的重要誘因。

1588年的牛津地圖。這是博德林圖書館所藏最為古老的牛津地圖

1598年2月28日，牛津大學副校長收到了博德利來自倫敦的信。博德利在信中表達了自己愿以一己之力重建牛津大學圖書館的決心與設想。校方討論后，同意了博德利的建議。在晚年自撰的生平中，當談及圖書館何以成功時，博德利說，有四方面的因素促成了他的事業(yè)：一是擁有一定的學識；二是具有一定的財力；三是有一群社會名望非凡的朋友；四是有特殊的閑暇。相比此前幾家最終走向衰敗的圖書館，博德利在以上四方面確實條件優(yōu)異。他的學識與見地超乎常人，在英國上流社會中亦屬難得。尤其是他游歷歐洲期間，學習了歐洲多國語言，對其文化歷史也有深入了解。至于財力，他本身繼承了父親較為雄厚的遺產(chǎn)，52歲時又迎娶一位富商的遺孀，家產(chǎn)更加豐厚。博德利去世后幾十年，博德林圖書館館長及其館員的薪資還是由博德利的遺產(chǎn)支付的。擁有眾多聲名顯赫的朋友，這是博德利宦游四海的重要收獲，這些朋友時不時給予圖書館經(jīng)濟上的資助，尤其重要的是，這些人都是藏書者，在籌建博德林圖書館的早期歲月，他們?yōu)閳D書館捐贈書籍，成效顯著。時間方面，晚年的博德利深知自己已與政治無緣，現(xiàn)實的考慮應是為“神圣的上帝”做些什么，可以說，遠離宦海的他，自此可以全身心投入圖書館的籌建中。

經(jīng)過三年多的艱苦努力，1602年圖書館正式開放。1603年、1605年，英王詹姆士一世先后兩次造訪圖書館。首次參觀圖書館后不久，國王即頒發(fā)了皇家特許狀給圖書館。1604年，又加封博德利爵士頭銜。訪問圖書館時，這位喜歡讀書、愛好學問的國王還深情地對身邊的人說：“如果我不做國王，我愿意成為一名大學職員；如果我不幸成了階下之囚，我寧愿被囚在圖書館里，和這些優(yōu)秀的作者們‘鎖’在一起。”他還致信博德利：“你的名字不應被稱為博德利（Bodley），應該喚作‘天德利’（Godley）?！焙V信宗教的博德利爵士聽到國王這般嘉獎，想必也會倍感欣慰吧。

摘錄自《古蘭經(jīng)》的18世紀阿拉伯祈禱書抄本

“很抱歉，國王陛下，我們的書不外借”

作為歐洲第一家公共圖書館，博德林圖書館不僅對牛津大學的研究者開放，也對英國公眾和歐洲諸國的研究者開放。她的成立吸引了國內(nèi)外諸多學術人的眼光，他們對圖書館給予學術研究的推動作用寄予厚望。但是，有一點是很多人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書，不外借。

1610年，牛津大學奧瑞爾學院（Oriel College）的院長向博德林圖書館商借一本他非常想讀的書。身在倫敦的博德利爵士致信托馬斯·詹姆斯（Thomas James，博德利親自選定的博德林第一任館長），婉言謝絕院長的借書請求。或許是礙于朋友情面，博德利在倫敦買了一本主題相似的書，寄給詹姆斯，托他送去給院長，算是借閱，并言明該書歸還后入藏圖書館。此前，他曾數(shù)次致信詹姆斯，措辭極為嚴厲地多次聲明，圖書館的書絕不許外借，無論是什么人，無論出于什么目的，均不可以。

1645年12月，身在牛津的落難中的英王查理一世親筆致信牛津大學副校長，想借閱西奧多·阿格里帕·多比涅的《世界通史》。接到校方指示的博德林圖書館第二任館長約翰·勞斯（John Rouse）急急忙忙趕往國王的“行轅”基督教堂學院，隨身攜帶一份博德利爵士在圖書館創(chuàng)辦后草擬的圖書館章程。面對曾經(jīng)宣稱“君權(quán)神授”、

驕傲自負的一國之君，館長的答復簡單明了：“很抱歉，國王陛下，我們的書不外借。”國王聽完館長的解釋，看罷章程，竟然打消了借書念頭，還表示，他本人尊重圖書館創(chuàng)辦者對書籍和知識的一片虔誠之心和遺愿，不會破壞章程。

艾薩克1471年希伯來文祈禱書，該書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全書繪有44位音樂家奏樂肖像

經(jīng)過近半個世紀的持續(xù)努力，博德林圖書館的藏書早已在英國和整個歐洲享有盛譽，想憑借特殊身份借書一覽的，大有人在。1654年4月，權(quán)傾一時的護國公克倫威爾出面為當時的葡萄牙駐英國大使向博德林借書。圖書館的第三任館長托馬斯·巴羅（Thomas Barlow）依從前例，寄送一份章程給護國公，并復信說明不借書之原因。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克倫威爾不僅不以為意，當年晚些時候，還將自己所藏的22部希臘手稿送給了圖書館。1630年，時任牛津大學校長的彭布羅克伯爵去世，臨終前將平生所藏珍貴希臘手稿中的絕大部分（約250部）捐贈給了博德林圖書館，剩余手稿中有22部輾轉(zhuǎn)流散至克倫威爾手上。由于克倫威爾的捐贈，這些當年彭布羅克伯爵贈給圖書館手稿中沒有捐出的部分也入藏博德林，使得彭布羅克所藏珍貴手稿完美合璧。

其實，“書不外借”僅僅是博德林圖書館早期章程中的一小部分。為了使構(gòu)建一座“偉大的學術性公共圖書館”的夢想走得長遠，博德利早在1605年就草擬了頗為細致的章程。從篇幅上看，這份章程比他撰于1609年的生平自述要多出近三分之一的內(nèi)容，圖書館在其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章程事無巨細，涉及圖書館建設的方方面面：（1）館長任職條件；（2）館長遴選者宣誓；（3）館長宣誓；（4）館長辭職條款；（5）捐贈者登記；（6）書籍入藏；（7）開放時間；（8）不許人工照明；（9）書籍上鎖與否；（10）館長助理遴選；（11）書不外借；（12）館長假期；（13）館長薪資；（14）館長助理薪資；（15）讀者條款；（16）讀者宣誓；（17）懲罰條款；（18）外部到訪者條件；（19）冗余書籍處理；（20）大學副校長的職責……

博德林圖書館能夠走過400多年，與博德林這份卓有遠見的章程密不可分。尤其是“書不外借”、“不許人工照明”這樣的條款，保障了圖書館的“長治久安”。書籍不能借出，為研究者開展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麻煩，但事實上這也避免圖書館重蹈因讀者“只借不還”而歸于倒閉厄運的覆轍（書不外借的條款在1856年后有所松動）。而不許人工照明，則主要是出于防火考慮。只能用日光照明，意味著圖書館不能裝備人工火源，與之相應的，取暖也成了一大問題。想想幾百年前，在朔風呼嘯、陰冷潮濕的英格蘭，坐在空曠的閱覽室里幾個小時，即使裹著厚厚的羊毛大衣，依然凍得瑟瑟發(fā)抖，什么樣的人受得了。17世紀五六十年代，王后學院的院長葛瑞德·朗貝因（Gerard Langbaine）和東方學者薩繆爾·克拉克（Samuel Clarke）因在圖書館受凍先后去世。1701年，圖書館長托馬斯·海德（Thomas Hyde）在致副校長的辭職信中說，無論刮風下雨，都要值守在圖書館里，凄風苦雨，實在是一件苦不堪言的慘事。

圖書館的種種不便，在其創(chuàng)辦者博德利眼中，都是為了圖書館的真正主角——書籍的安全。這些條款看上去確實有些不近人情，但它們實現(xiàn)了博德利的宏愿，保證了圖書館的安全。1845年，圖書館安裝了鍋爐和取暖水管，1905年又新裝了電燈，但這些都是在反復論證確保萬無一失的前提下進行的。 

發(fā)現(xiàn)于伊朗設拉子的10世紀作家費爾杜西（Firdawsī）的史詩《列王記》抄本

“拯救知識于洪水的方舟”

博德林圖書館的早期發(fā)展，與其創(chuàng)辦人的執(zhí)著和前幾任館長的遠見卓識密不可分。博德利自身才華過人，雖未從事學術研究卻具有不凡的學術識見，他理想中的圖書館是一座學術性的圖書館?；诖?，他選圖書館館長時也就格外挑剔：必須是聰慧多識、研修語言學的學人，誠實可信、行動能力強還要性格謹慎；為避免工作分心，必須是未婚青年。選來選去，選中了牛津大學新學院（New College）的托馬斯·詹姆斯。詹姆斯對圖書目錄之學很有興趣，當時正在編纂牛津、劍橋的存世手稿目錄，而其從拉丁文翻譯成英文的伯利著《書之愛》（第一個英文譯本）也接近尾聲，語言功底相當不錯。

除了優(yōu)秀的管理者外，16世紀末17世紀初，還有幾個因素為博德林圖書館的崛起創(chuàng)造了便利。首先是現(xiàn)代印刷術的興起。自1450年左右，經(jīng)過一百余年的發(fā)展，印刷術在歐洲和英國獲得長足進步，尤其是英人威廉·卡克斯頓自歐洲大陸返國從事印刷出版，大大改變了英國出版業(yè)的落后狀況，書籍生產(chǎn)能力迅速提升。其次是修道院圖書館的衰落。在大學圖書館興起之前，西方的知識體系，基本上掌控在國家與教會手中，修道院圖書館因此成為重要的藏書機構(gòu)。而英國15、16世紀的宗教紛爭，令修道院成為紛爭不斷的場所，圖書館也因此風雨飄搖，這些散出的書籍，流入新型圖書館，成為新的收藏。再次，是個人藏書的崛起。16世紀中期時，一般學者輕易就可達到100冊的藏書，而私人圖書館往往會有兩三百本藏書，這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當一位學者過世的時候，其藏書常常會成為圖書館的收藏。博德林圖書館的早期收藏，得益于這三者甚多，此后的擴充亦多有賴于此。自1599年12月首次與詹姆斯通信起，迄1613年1月，博德利與詹姆通信231封，事無大小，俱與圖書館與書籍收藏相關。期間，由于詹姆斯的建議，博德利通過與倫敦書商公會的洽談，使博德林圖書館成為當時英國最早的版本圖書館（英國的版本圖書館，有時7家，有時5家，但博德林總是名列其中。其他幾家是：大英博物館、劍橋大學圖書館、愛丁堡律師圖書館、都柏林三一學院），“英國書商出版的任何一本書都需要遞交一冊”，這是博德林早期發(fā)展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博德林圖書館早期藏書的最重要來源是捐（遺）贈而非購買。1613年，博德利去世之前，他每年都會向他那些“社會地位顯赫的朋友”寫信，請他們贈書，如果有回復但尚未落實，他會不厭其煩寫信提醒。在給詹姆斯的通信中，有不少涉及如何與某位紳士打交道爭取無償贈書的內(nèi)容。博德利的好友、默頓學院院長同時

也是伊頓公學校長的亨利·薩維爾（Henry Savile）就曾向圖書館捐贈了大量珍貴書籍。事實上，很多學者、文化人到了晚年，為了給自己珍愛的手稿和書籍尋找一個可靠的存身之處，常常選擇博德林圖書館。而博德利在世時，為了鼓勵這種捐贈，親筆撰寫感謝信的同時，還會印制捐贈名錄，并以捐贈者之名為書籍編目。對于數(shù)量大或者重要文本的捐贈，還親自督促牛津校方以學校名義授予捐贈證書。

極其珍貴又具傳奇色彩的1623年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

這種捐贈傳統(tǒng)，為博德利身后諸位圖書館館長發(fā)揚光大，在書籍收藏門類上還得以大大擴充。1813—1860年擔任圖書館館長的伯克利·班迪內(nèi)爾（Bulkeley Bandinel）學識過人，脾氣也不小，但他是了不起的圖書目錄學家，同時是鑒賞力過人的錢幣獎章收藏家。在其任上，積極促成的兩大捐贈，非同尋常：一次捐贈事關莎劇，另一次則捐贈數(shù)量龐大。博德利在世時，在給詹姆斯的信中，多次提及，作為一家學術性圖書館，戲劇、歷書、公告不在收藏之列。在他看來，英文著作登不了大雅之堂，更遑論不入流的戲劇。因此，博德利在世時，雖然莎士比亞早已蜚聲士林與民間，但圖書館從未收藏過莎士比亞著作。在其去世之后，圖書館曾收藏一套1623年版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可惜在1664年圖書館購入第三對開本后被當作無用之物以24鎊的價格賣給了牛津一位書商（此書再次被傳奇性地發(fā)現(xiàn)并以3000英鎊的價格重回博德林，是200多年以后的事了）。伯克利任上，以自己的眼光與人脈，為博德林彌補了莎士比亞作品的空白。1821年，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埃德蒙·馬?。‥dmond Malone）去世后，其親屬向博德林捐贈其所藏的800余冊書籍，大部分是早期的英文詩歌與戲劇，其中也包括一種極其珍貴的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佛朗西斯·都斯（Francis Douce），曾任職于大英博物館，一生愛書，1799年去世后也將他令人驚嘆的收藏（430份手稿，1500幅繪畫，20000冊書籍，44000件印刷品）捐給了博德林。其中，有1476年版印于威尼斯的普林尼《博物志》，1535年版《伊索寓言》。

這種傳統(tǒng)綿延不絕，19世紀末20世紀初，雪萊的手稿、早期著作以及阿拉伯的勞倫斯（T.E. Lawrence）的書信手稿，醫(yī)學家、教育家、皇家欽定教授亨利·阿克蘭爵士（Sir Henry Acland）與畫家羅斯金（John Ruskin）等人五十年的通信手稿，亦通過家屬及后人捐贈得以入藏博德林……

“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手稿

但是捐贈猶如農(nóng)人種田，靠天吃飯，時有時無，終非長久之計。版本圖書館的有利地位，使博德林省下大筆購買英文書籍的支出，使其得以在18、19世紀投入大筆資金購買手稿、抄本、搖籃本等珍書秘籍以及其他語種的書籍。以博德利的觀點，拉丁文、希臘文文獻才是學術經(jīng)典，英文書寫簡直淺薄無比。因此，自博德利爵士的時代起，博德林就非常重視西方經(jīng)典文獻尤其是“兩?！保ü畔ＥD、希伯來）文獻的收集。17世紀之初，他們就曾購買三大重要抄本——克拉克·柏拉圖抄本（Clarke Plato）、德奧維爾·歐幾里得抄本（D’Orville Euclid）、塞班特·艾匹克蒂塔斯抄本（Saibante Epictetus）。1829年，博德林更是大手筆買下藏書甚豐的奧本海默圖書館。這家圖書館為博德林帶來5000冊藏書，其中有780種是珍惜的希伯來抄本。這使博德林一躍成為希伯來抄本的最大藏家（當時的大英博物館，直到1840年，希伯來抄本還不足200種）。19世紀末，博德林又購入了發(fā)現(xiàn)于開羅藏經(jīng)洞（Cairo Geniza）的圣經(jīng)羊皮卷殘本，這是公元6世紀時的作品。抄本之外，博德林還購入了很多珍貴的早期印本，圣經(jīng)收藏是其一大特色。例如，1539年版的克倫威爾《大圣經(jīng)》（Cromwell’s Great Bible）、1541年版克蘭默《圣經(jīng)》（Cranmer’s Bible），1488年印于布拉格的波西米亞文《圣經(jīng)》，1534年印于維滕堡的路德譯《圣經(jīng)》……

西方經(jīng)典之外，博德林還把眼光投向遠方，中國、印度、中東，都成為其關注之地，中文、梵文、波斯文文獻成為其渴求的收藏目標。劍橋?qū)W者彼得·伯克說，自達伽馬開始西方探求新世界的三個大發(fā)現(xiàn)時代，西方人在發(fā)現(xiàn)新世界的同時，收集到了前所未有的知識，擴充了人類的眼界。如果說為發(fā)現(xiàn)新世界而獲得新知識是無心之舉，那么，博德林通過書籍購買求索異域文明的收藏之旅則是全身心投入有意為之。博德林的中文收藏，自圖書館建立時就開始了，博德利爵士曾將自己經(jīng)手的中文書籍寄給詹姆斯，可惜當時幾乎無人能讀。1687年，跟隨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赴歐洲的中國人沈福宗抵達牛津，不僅面見了當時身在牛津的英王詹姆斯二世，還受時任館長托馬斯·海德邀請，入館整理中文圖書，編輯中文書目。17世紀初，荷蘭的東印度公司在東南亞收集了很多中文典籍，這些書后來在阿姆斯特丹出售，博德林買下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據(jù)牛津大學圖書館中文部主任、東方學者何大偉（David Helliwell）研究，這個時期博德林收藏了許多明清刻本，如《四書》刻本多種，《藝文類聚》《資治通鑒節(jié)要》《編注醫(yī)學入門》《重廣補注黃帝內(nèi)經(jīng)素問》《黃帝內(nèi)經(jīng)靈樞》《本草蒙筌》《醫(yī)方考》《東西洋海圖》《廣輿圖》等，還有勞德爵士捐贈、向達先生在牛津時研究的《順風相送》抄本。1875年，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習教授職位后，中文書籍的收藏進入一個新階段。1882年，博德林圖書館從墨海書館的主持者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手上買過600部中文書籍。偉烈亞力與中國士大夫階層交往密切，諳熟中國文史，他所收藏的中文書籍品質(zhì)上乘。博德林圖書館還藏有一部《古今圖書集成》，據(jù)稱是當今存世最完整的一套。在梵文文獻收集方面，博德林開始時主要依靠牛津大學的東方學教授馬克斯·繆勒(Max Müller)在歐洲搜集，成效極為顯著。1856年時，博德林已成為歐洲梵文抄本數(shù)量居于第二位的圖書館。19世紀80年代末，博德林又從考古學家郝愛池(E、Hultzsch)處購入465種梵文和帕拉克里語手稿，其中有些手稿是極為罕見的寫在樺樹皮上的文獻。在波斯文獻的收集方面，博德林也毫不遜色。其中，1844年購得的威廉·烏斯利(William Ouseley)爵士的400件波斯手稿尤為珍貴。在這些手稿中，有一部1460年奧瑪·海亞姆的《魯拜集》異常精美。而大約同時期的一部抄本薄伽丘《十日談》1467年完成于佛羅倫薩，系插圖本，也是精美絕倫，五百多年過去，風采不減。

葉芝《萬靈節(jié)之夜》草稿，上有其修改字跡。他曾在牛津?qū)捊?5號居住五年，此地現(xiàn)在是威斯頓圖書館

為了能夠聚集更多有價值的珍貴書籍，1925年博德林成立了“博德林之友”。這是一個廣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朋友圈”，他們?yōu)椴┑铝仲徺I和捐贈了大量的珍貴圖書。斯威夫特的《布商的來信》，蒲伯的《論批評》《奪發(fā)記》，斯特恩的《項狄傳》，斯摩萊特的《藍登傳》，約翰遜博士的《漫游者》《閑人》，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素描》，雪萊的《麥布女王》，湯尼生的《兩兄弟詩集》，司各特的《威弗利》，柯勒律治的《克麗絲德蓓》《忽必烈汗》，這些書的初版本，都是由“博德林之友”購買后贈送給圖書館的。其中有些書，像雪萊的《麥布女王》，初版本極為少見，尋尋覓覓將這些書海中的一顆顆金粒找到并匯集，著實難得。

17世紀的牛津?qū)W者安東尼·伍德曾如此評價博德利爵士：“毋庸置疑，托馬斯·博德利將與他的國家一樣不朽?！辈┑吕呐笥迅ダ饰魉埂づ喔操潛P他的圖書館是“將知識拯救于滔滔洪水的方舟”。博德利當然值得贊揚，他創(chuàng)建的圖書館使得大量有可能消失于歷史煙塵之中的珍貴書籍得以保存下來，稱其圖書館為“方舟”恰如其分。其實，因熱愛知識而進入博德林圖書館工作的每一位館員都值得頌揚。如果沒有尼克爾森( E、B、Nicholson，1882—1912年任館長)的眼力與魄力，博德林就沒有瑪格麗特王后福音書(當時只花了6鎊)，也不會有埃及藏經(jīng)洞中的希伯來文獻，更不會有那么多的古希臘莎草紙文獻。如果沒有圖書館員斯特里克蘭·吉布森( Strickland Gibson)的慧眼，1623年版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也不可能傳奇性地重新回歸博德林。此外，牛津本校的學者與牛津的畢業(yè)生，也是重要的貢獻者。以布爾迪厄的理論分析，他們都是社會諸“場域”中的精英階層，“社會資本”雄厚，這使得他們能夠接觸到人類優(yōu)秀的知識與文本，留下青春印記的母校和圖書館，常常成為他們晚年捐贈書籍的對象。這些人，共同鑄造了今天的博德林。

萬川歸海，學術與收藏互為促進

博德林的藏書，每年都有增長，1885年時，僅館藏印刷書籍已超過40萬冊。自17世紀初期起，包括博德利本人在內(nèi)，歷任館長即為擴大圖書館場地而奔波。老博德林圖書館方庭北面，原來是牛津大學出版社所在地Clarendon Building，為滿足圖書館擴充需要，出版社于1831年搬離了這幢大樓，還把所藏的薩繆爾·約翰遜博士的藏書捐給了博德林;老博德林圖書館南面的拉德克利夫圖書館，由拉德克利夫爵士捐資于1749年建成，系英國第一座圓形穹頂圖書館，以收藏醫(yī)學及科學類圖書見長，但因管理不善，圖書館停滯不前，經(jīng)過談判，1862年成為博德林的閱覽室;老博德林圖書館初成立時居于二樓一隅，其底層是牛津大學考試學院，系牛津?qū)W生舉行重要考試和開辦各類講座的場所，1860—1870年，經(jīng)過與校方長期商談，考試學院在高街上另擇新址，原場地也讓給了博德林。后來，博德林還在拉德克利夫閱覽室和老博德林圖書館之間的地下挖建了一個地下書庫(可藏書100萬冊)，并修建了連接二者的地下通道。20世紀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會捐資40萬英鎊，牛津校方開始在寬街的北面籌建博德林新館———這就是20世紀40年代落成的威斯特圖書館。圖書館的持續(xù)擴充為來自四面八方的書籍找到了安居之所。

回首遙望，四百年的博德林圖書館確實完美地體現(xiàn)了博德利爵士“建一座學術性公共圖書館”的理想。事實上，博德林圖書館的館藏書籍真正做到了學術與收藏齊頭并進。從收藏方面看，上述提及的很多著名珍本、善本，甚至是孤本，無論是購買，還是捐贈，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牛津大學學者的幫助下獲得的。例如，王后學院教授阿奇博爾德·塞斯( Archibald Henry Sayce)是知名的亞述問題研究專家、語言學家，1914年將個人收集、源自卡納克神廟的4000多份陶片捐贈給了圖書館，使后者的陶片收藏稱冠全球，為其他學者的研究奠定基礎。前述馬隆等人捐贈的英國早期英文印刷品，則使牛津成為早期英國文學研究的重鎮(zhèn)。事實上，很多館藏著作可能在圖書館中沉睡多年，而研究者與他們的不期而遇，往往開啟一個學術研究新領域。20世紀60年代，尚在劍橋讀書的杜德橋( Glen Dudbridge)在博德林圖書館發(fā)現(xiàn)了《新鍥三藏出身全傳》，這部萬歷年間由陽至和編、福建建陽書商朱蒼嶺刊印的小說，后來被稱為陽本《西游記》，是17世紀中后期由喬治·伯克利勛爵捐贈給圖書館的。杜德橋的到來，喚醒了沉睡了三百多年的陽本《西游記》，他據(jù)此撰寫了多篇考證《西游記》祖本的論文，并以此作為博士論文論題，后來還出版了專著，收入“劍橋中華文史論叢”。同樣是在17世紀五六十年代，博德林獲得了英國著名海洋法專家、藏書家約翰·塞爾登(John Selden)的幾乎全部藏書。這次難得的捐贈卷帙浩繁，包括大量珍稀文獻，既有墨西哥的抄本，又有諸多東方學文獻。鑒于藏書數(shù)量眾多且價值非凡，圖書館專門在漢弗萊圖書館旁辟出空地用于其書存放與陳列，這就是迄今仍在使用的塞爾登角。由于塞爾登個人的知識興趣，他還收集了不少地圖，其中有一幅中國地圖。2008年，美國學者巴徹勒在牛津進行學術研究，偶然發(fā)現(xiàn)了這張沉寂350余年的地圖，他據(jù)此撰寫了《倫敦：塞爾登中國地圖與全球都市的崛起》(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而時任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習教授的著名漢學家卜正民也據(jù)此寫出《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Bloomsbury Press，2013)。兩書從不同的視角出發(fā)，探討全球貿(mào)易的發(fā)展，引發(fā)諸多探討與爭議。

博德林圖書館是一座知識的海洋，她是由成千上萬名對知識與書籍有著虔敬之心的愛書人共同構(gòu)筑的知識王國。四百多年來，通過各種方式，四面八方的書籍持續(xù)不斷地匯聚于牛津小城，匯入博德林之海，成就了一座偉大的圖書館，書寫了一個又一個士林傳奇。在可見與不可見的未來，這種傳奇還將繼續(xù)……

(文/姜華，系華東師范大學副教授，牛津大學訪問學者。本文撰寫參考了Mary Clapinson、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Bodleian Library,2015;Edmund Craster、History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1845-1945)、Clarendon Press,1952;Trecentale Bodleianum、Clarendon Press,1913;C、W、Wheeler (editor)、Letters ofSir Thomas Bodley to ThomasJam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6;Thoams Bodley、The Life ofSir Thomas Bodley、A、C、McClurg & Co、,1906;Timothy Brook、Mr、Selden’s Map of China：Decodingthe Secrets ofa Vanished Cartographer、Bloomsbury Press，2013。本文寫作獲國家留學基金委資助。圖片除注明外，均來自博德林圖書館數(shù)字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