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錬霞四十歲時作畫照

吳湖帆五十四歲自畫像

近些年來，隨著陳巨來《安持人物瑣憶》的熱銷，女畫家周鍊霞也重新走回人們的視野。在陳巨來筆下，除姿容秀美和驚才絕艷外，周鍊霞的很多“風流韻事”和“大膽作風”，也紛紛呈現在讀者面前。其中，特別是她和吳湖帆的一段戀情，常常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不過，《安持人物瑣憶》因摻雜了太多的虛構和想象，雖然生動有趣，卻近乎小說家言，不能讓人盡信（參拙作《為周鍊霞辯誣之我見》，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2年12月2日）。那么，吳湖帆和周鍊霞的關系究竟如何？在《安持人物瑣憶》外，是否還有其他更可靠的材料能給我們提供答案呢？

《無燈無月兩心知——周鍊霞其人與其詩》（北京出版社2012年8月）

2012年，筆者著輯的《無燈無月兩心知——周鍊霞其人與其詩》出版，囿于當時所見材料，書中對吳、周關系的論述十分簡單。但在之后的數年里，筆者陸續(xù)搜集到有關吳、周交往的各種資料，同時對吳湖帆的《佞宋詞痕》也做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讀。最終，筆者發(fā)現，在《佞宋詞痕》背后，其實就隱藏著吳、周二人相識相戀的一段故事?？梢哉f，無論是想梳理吳、周二人的交往，還是要揭秘他們的關系，我們都必須從《佞宋詞痕》談起。

我們常見的《佞宋詞痕》多為兩種影印本，一是1954年梅景書屋五卷本，二是2002年上海書店十卷本（后又再版）。此外，《佞宋詞痕》還有七部手稿本存世。其中五部現藏于上海圖書館，分別題作“佞宋詞痕第二冊”“甲午詞稿”“佞宋詞痕刻后稿甲午起”“佞宋詞痕乙未年起底稿卷七”“佞宋詞痕卷十”（詳見梁穎《詞人吳湖帆》，載《吳湖帆的手與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另外兩部則出現在2014年匡時公司的秋季拍賣會上，一部題作“佞宋詞痕卷九”，另一部題作“癸巳”。

上海圖書館藏《佞宋詞痕第二冊》手稿本

2002年上海書店《佞宋詞痕》影印十卷本

在上述九個版本中，1954年梅景書屋五卷本是吳湖帆生前的唯一刊本。這一版書前有冒廣生、葉恭綽、汪東三篇序言，序言后是瞿宣穎、向迪琮、楊天驥等八家題詞。正文為正編五卷，后附補遺六首、潘靜淑著《綠草詞》一卷、周鍊霞抄外編《和小山詞》一卷。五卷本的《佞宋詞痕》在編排上有一個特別之處，即不按詞的寫作時間編年，卻別出心裁，以詞的內容題材分卷。

影印本《佞宋詞痕》五卷本（1954年）

卷一所收多是與作者家世及吳氏個人歷年游蹤相關的詞作，其中不少來自作者舊刊的《梅影書屋詞集》。卷二全部是題書畫碑帖及其他文物的詞作，體現了吳氏以填詞代題跋的創(chuàng)作特色。卷三則為交際酬答的詞作，如祝壽、追悼或為友人作畫題詞等，是作者與時流交游的見證。卷四、卷五多為次韻之作，這兩卷從內容上看，似乎沒什么分別，會不會只是因為創(chuàng)作的時間不同，才被分為四、五兩卷呢？

筆者翻檢上海圖書館所藏《佞宋詞痕第二冊》手稿，發(fā)現此稿為1954年五卷本出版前的底稿之一，只是其中的詞作還是以時間順序抄錄，尚未按內容分卷。不過，在很多詞作的詞牌上已分別標有“2”“3”“4”“5”等阿拉伯數字。稍加查檢，即知這是數字下的詞作后來分別收入影印本卷二至卷五的意思。除題書畫碑帖的詞全部標“2”，與友朋酬應的詞全部標“3”，其他詞作則看似很隨意地標“4”標“5”，兩個數字或前或后，貌似無規(guī)律可尋。但是可以看出，手稿內的作品因是大體按時間順序抄錄的，所以卷四和卷五絕不會是依時間來簡單劃分，二者一定有其他分卷的依據。

筆者以為，卷四、卷五分卷的依據就是周鍊霞。正編五卷中，除有四首詞寫明與周鍊霞相關外，其他未點出周鍊霞的名字，但能考證出與周鍊霞有關的詞作，大約有三十多首（考證的依據各有不同，俟后文詳述），竟全部收入卷五，在卷五中大概占到六成左右，而在卷四中卻一首也沒發(fā)現。雖然我們尚無法證明卷五中的每一首詞作都與周鍊霞有關。但是，既知卷四、卷五必有分卷的依據，而卷五中絕大部分詞作又與周鍊霞有關，那認定卷四、卷五分卷的依據就是周鍊霞，當然是最合情理也是最合邏輯的推測。

之前，卷五中有些詞作實在看不出與周鍊霞有何關系，后來隨著各種新證據的發(fā)現，也一一證實了它們與周鍊霞有關。比如，卷五中的《清平樂·上元》，在《佞宋詞痕第二冊》手稿中，此詞題序“上元”后還有“訪紫宜”（周錬霞即字“紫宜”）三字，“訪紫宜”雖已被墨筆勾去，但仍清晰可辨。又比如，卷五中的《醉花陰·題畫》，在保利公司2014年秋季拍賣會上，發(fā)現是吳湖帆在周鍊霞“燭影搖紅圖”上的題詞。還有，卷五中的《菩薩蠻》，在上海朵云軒2014年春季拍賣會中，也出現在周鍊霞所畫的“仕女圖”上，同樣是吳湖帆所題。

為什么吳湖帆要在分卷的問題上故作狡獪呢？筆者以為，涉及周鍊霞的詞作，畢竟是吳湖帆心血所在，他既想留存入稿，又怕因此會將他與周鍊霞的親密關系暴露于世人面前，大干物議。再統(tǒng)一編入卷五（如為次韻晏小山者則收入外編《和小山詞》中）。待《佞宋詞痕》出版后，吳湖帆還填有一首《鷓鴣天·佞宋詞痕刻成五卷書后》，承認了自己“晦隱”的事實：

清夢閑憑絕妙辭。無弦琴上說相思。摶成滴滴盤珠顆，抽盡盈盈縛繭絲。 花解語，蝶偏知。多情多感斷腸時。陶潛晦隱非緣老，杜牧疏狂不是癡。（《佞宋詞痕》卷六）

對“多情多感”的吳湖帆來說，《佞宋詞痕》本就是以“絕妙辭”來“說相思”的遣情之作。所謂“陶潛晦隱非緣老”，正是說不是因為自己老了，才要隱晦詞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因為自己像陶淵明一樣，所詠者為“閑情”，所以才不得不有所隱晦耳（陶淵明曾作《閑情賦》，賦中的“閑情”專指某種不合禮教的男女之情，并非“閑情逸致”的意思）。

此外，從《佞宋詞痕》的編排上，我們也能看出吳湖帆某些極細膩的心思。比如在《佞宋詞痕》正編五卷、補遺六首之后是潘靜淑《綠草詞》一卷，《綠草詞》之后有續(xù)弦顧抱真《一點春》一首（疑為吳氏代筆），再之后才是由周鍊霞抄錄并代和部分詞作的《和小山詞》。這樣的編排順序，十分耐人尋味，似乎暗示著潘靜淑、顧抱真、周鍊霞三人與吳氏的親疏關系。不過，現在既知正編卷五是為周鍊霞而作，那周氏貌似殿后于外編中，實際是早已潛伏在正編里，潘、顧、周三人在吳氏心中的分量，也就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樣簡單了。

在1954年五卷本刊印后，吳湖帆并未停止填詞，不過終其一生，《佞宋詞痕》都未增訂再版。直到2002年，上海書店出版社才從吳氏后人手中找到1954年后的部分手稿，出版了《佞宋詞痕》十卷本。增訂后的“十卷”，其實并無卷九與卷十，而是在1954年正編五卷之后，新增卷六、卷七、卷八，以及八卷后未標卷數的二卷，如此合稱“十卷”。吳湖帆文孫吳元京在“后記”中說：

爺爺一生填過千余首詞。他將自己喜歡的詞稿用小楷一一抄錄下來并匯編成冊，起名為《佞宋詞痕》。根據爺爺遺留的稿件分析，全冊應有九卷，分成兩本，第一本為一至五卷，此本詞稿曾于一九五四年印制過；第二本應有六至十卷，并且目錄也已基本編好，但是由于“文革”，爺爺沒能編完十卷（總共匯編了四二九篇詞），就過早地離開了我們。

當年讀此版“后記”，有兩點令筆者十分不解。第一，《佞宋詞痕》到底是應有九卷，還是應有十卷？第二，2002年上海書店十卷本，不算補遺與外編，收詞已有四七九篇，這比后記所說的“總共匯編了四二九篇”，多出五十篇，顯然不是一般的統(tǒng)計失誤，原因何在？

2014年匡時秋拍上出現的《佞宋詞痕卷九》手稿本

2014年匡時秋拍上出現的手稿《佞宋詞痕卷九》，總算解開了筆者多年的疑惑。手稿卷九，線裝一冊，行款、字跡及所用帶有“梅景書屋”“佞宋詞痕”字樣的稿紙，都與2002年影印本相同。且手稿卷九中的詞作，與影印本一至八卷、八卷后二卷，無一首重復。從數量上看，《佞宋詞痕》卷一至卷八收詞三九四首，手稿卷九收詞四十首，二者合計四三四首。但卷七中有四首、卷九中有一首，都是僅抄有詞牌而尚未錄出詞作，如果去掉這五首，卷一至卷九實際收詞共計四二九首，這與吳元京“后記”中所說“總共匯編了四二九篇詞”恰相吻合。

基于以上發(fā)現，筆者推測卷九與2002年影印的其他十卷出自同一淵源，但在當年準備出版增訂本時，吳元京只找到了一份九卷的目錄和手稿卷六、卷七、卷八以及未標卷數的二卷。說“應有九卷”，是吳元京根據“已基本編好”的目錄“分析”出來的，他并未見過第九卷。但根據九卷的目錄，吳元京仍可計算出“總共匯編了四二九篇詞”。有目錄的九卷可能是《佞宋詞痕》的正編，而未標卷數的二卷可能是《佞宋詞痕》的補遺。從十卷本最后一卷存詞甚少的情形推斷，當年的補遺最終并沒有編完。但2002年出版增訂本時，吳元京雖未找到卷九，可手里恰有這個正編八卷、后附補遺二卷的稿子，所以他才又含糊地說“應有六至十卷”。只是如此說，會給讀者一種沒有卷九的《佞宋詞痕》十卷本即為全帙的錯誤印象。

因此，十卷影印本與手稿卷九原為一個整體，都是繕寫工整，經過編排，雖還有少量校改和闕文，但已是接近定稿的本子。而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五部稿本，則滿紙涂改鉤乙，未加編次，類似于初稿或修改中的未定稿。不過也正因此，五部手稿在抄錄作品時恰恰保留了最初寫作的時間順序，而且收有大量不見于影印本的佚作，這恐怕也正是五部稿本最大價值所在。

第一部稿本題作“佞宋詞痕第二冊”（簡稱“手稿一”）。分兩卷，前卷專收和晏小山的詞作，后卷為其他詞作。從時間上看，手稿一中的大部分詞作起自1952年底迄于1953年秋。其中不見于影印本的佚作有十八首。

第二部稿本題作“甲午詞稿”（簡稱“手稿二”）。收詞時間自1954年春《佞宋詞痕》刊行后至當年8月。手稿二中的詞作除有三首被作者薙除外，其余均重新謄入第三部稿本。

第三部稿本題作“佞宋詞痕刻后稿甲午起”（簡稱“手稿三”）。收詞時間從1954年春至1955年初。其中不見于影印本的佚詞有十九首。

第四部稿本題作“佞宋詞痕乙未年起底稿卷七”（ 簡稱“手稿四”）。收詞自1955年初至1955年8月。其中不見于影印本的佚詞有二十一首。

第五部稿本題作“佞宋詞痕卷十”（ 簡稱“手稿五”）。收詞起自1957年10月迄于1960年夏。其中不見于影印本的佚作有五十二首。五十二首中，有二十九首可見于手稿卷九，另外的二十三首則為手稿五所獨有。

我們發(fā)現，五部稿本從1952年底至1960年夏，在時間上是大體連綴的，但有兩個缺口，一個是1953年秋至1954年春，另一個是1955年8月至1957年10月。后一個缺口，很可能是吳湖帆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將彼時手稿付之一炬導致的（見戴小京《畫壇圣手——吳湖帆傳》，上海書畫出版社2002年）。而前一個缺口，則應當是相關稿本丟失造成的。

2014年匡時秋拍中出現的《癸巳》，很可能就是上述丟失的稿本。雖然筆者迄今尚無緣經眼，但根據拍品介紹及所附圖片推斷，該手稿起自癸巳九月初三，大約止于癸巳歲末，即從1953年秋至1954年初。從時間上看，正好與手稿一和手稿二前后銜接。而從所用朱絲欄稿紙和滿篇涂改的特征看，《癸巳》與上圖的五部稿本也完全一致，同屬修改中的未定稿。筆者認為，《癸巳》與上圖的五部稿本原本即為一個整體，或許六十年代中，它們與手稿卷九一同從梅景書屋散出，之后，五部稿本歸入上圖，而《癸巳》與手稿卷九則流轉至拍賣會上。

如果說十卷影印本與手稿卷九同屬一個版本系統(tǒng)，那上圖的五部稿本和《癸巳》則同屬另一個版本系統(tǒng)。二者相較，收詞時間大約都止于1960年，但在編排上卻又有很大不同。十卷影印本與手稿卷九已將時間打亂，全部重新編定；而上圖的五部稿本和《癸巳》則基本按時間順序抄錄，因而多保留了原始面貌。在這些原始面貌中，我們還能看到大量毛筆、鋼筆、鉛筆的修改痕跡，而且發(fā)現某些詞作是抄后又改，改亂又重抄，重抄后又改亂的。據說，吳湖帆平時將詞抄在印有“梅景書屋”字樣的朱絲格稿紙上，待積累成冊，再找上海著名裝裱師劉定之裝訂成書。吳氏對詞“是不怕麻煩地刪改的，即使他用心寫好了的詞集，已經送給劉定之裝訂，但他還是時常要回去再改再抄，雖然所改的甚至不過一兩個字而已”（見潘伯鷹《吳湖帆詞興不淺》，載《小滄桑記》，上海辭書出版社2013年）。如此這般反復斟酌、不斷修改，真可謂嘔心瀝血。坊間傳言吳氏之詞多由周鍊霞捉刀，不足信也。

其實，吳湖帆的詞，既不像冒鶴亭在《佞宋詞痕》序中所稱“幾使明誠金石錄與漱玉詞合而為一”，也絕非冒鶴亭私下所云“這詞做周女徒孫都不夠格”（《安持人物瑣憶》）。吳湖帆于詞用力甚勤，雖然詩古文辭修養(yǎng)不足，但他畢竟在傳統(tǒng)書畫上侵染既深，眼光又高。何況中國文藝，觸類旁通。君不見，吳氏致力于集句與次韻的練習，不正與傳統(tǒng)書畫中的臨摹十分相似嗎？因此，吳湖帆填詞，不求工，不逞巧，還常常有“笨拙”之感，但這與晚清以來王鵬運所提倡的“重拙大”亦不無暗合之處，此即汪東在《佞宋詞痕》序中所說的“寧拙勿巧”?！皩幾尽?，即刻意以拙筆出之，反而可以藏拙，這同樣也包含著一種“既丑且美”的藝術思想。何況在五十年代后，吳湖帆因與周鍊霞相戀，所填小詞悱惻纏綿，語淺卻情深，故而也留下了不少佳作。（文/劉聰）

附記：本文為《中年才識愁滋味——吳湖帆與周鍊霞》（未刊）之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