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油翁》是我們小時候語文書中的一篇課文，選自歐陽修的《歸田錄》。各種教材都會告訴我們，《賣油翁》講的是熟能生巧的道理，這其實是20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誤讀。

本來，通過陳堯咨與賣油翁的故事，歐陽修真正要講的是：射箭這種技能，其實和倒油一樣，沒什么了不起的。換而言之，他要反對的是流行于文人間的以射箭為能事的風尚。這種風尚形成于五代，宋太祖時還積極倡導，主人公陳堯咨就是在這種導向下成長起來的青年。然而，隨著北宋士大夫在政治上的成熟，士風也隨之改變。射箭被認為是武人的事情， 文臣自“有名教可樂”，應有別一種擔當。

把《賣油翁》從其歷史背景中抽離出來，也是特定時代的產物。20世紀初，文言文的教學開始受到西方教育觀念的沖擊。新時代的教育者認為，“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這樣的啟蒙教育，會壓抑孩子們的天性， 使我們的民族陷于落后?；谶@種思考，教育者們開始注重啟蒙讀物的趣味性。因此，林景亮編《評注古文讀本》（1916年），就將陳堯咨與賣油翁的故事單獨成篇，取其“奇趣”。后來，隨著《開明新編國文讀本》（1946至1948年）的普及， “熟能生巧”的道理逐漸成為了標準答案。

重讀《賣油翁》其實是將它還原到兩個歷史世界之中，即五代至北宋士風的變遷，以及晚清民國對文言文教育的探索改良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fā)現一些“標準答案”以外的閱讀視角。

陳堯咨的榜樣們

《禮記》說，“射者，仁之道也”?！吧洹睘榭组T六藝之一，是君子應該掌握的技能。降及唐代，李白“十五好劍術”“三十成文章”，這是一種仗劍任俠的豪情，至于他是否真的挺身白刃，彎弓疆場，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孟浩然“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大概更接近許多人的實相。然而，隨著唐末亂起，兵馬交攻，武藝就成為一種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技能了。

在各種武藝之中，射箭地位特殊。對于中原而言，射箭是反制騎兵的一種有效手段；對于讀書人來講，射箭似乎也更加安全、優(yōu)雅一些。所謂“仁者如射”（《孟子》），唐末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在練習射箭。

和凝（898-955）是一位代表性人物。他17歲明經，19歲進士，風光無限。他不光會寫各種表狀書檄、淫詞艷曲，還能夠射箭。918年，胡柳陂之戰(zhàn)，節(jié)度使賀瓌戰(zhàn)敗，只有作為幕僚的和凝緊緊跟隨。這時，賀瓌看不下去了，他跟和凝說，你別跟著我了，快逃命吧。和凝說，不可以的。正在這緊要關頭，河東的鐵騎追來了，和凝絲毫沒有膽寒，他大聲呵叱。敵人沒有停下來，他 “引弓以射”，敵騎“應弦而斃”。（《舊五代史新輯會證》，第3895頁）經此，賀瓌對和凝大為贊賞，還把女兒嫁給了他。

和凝在唐晉漢周身居顯職，與此同時， 兼習文武的人材也在各個政權中涌現。在南唐，王崇文博綜經史，后來挺身為將，最終入掌禁軍（馬令《南唐書》，《五代史書匯編》第5559頁）；陳德誠不僅好學有詩名，更能夠出入堅敵，為國大將（《陳德誠墓志》）；盧絳雖進士不中，亦有佳詞傳世，而尤擅水戰(zhàn)，最終以身殉國（馬令《南唐書》，《五代史書匯編》第5401頁）。與南唐相鄰的吳越政權中，錢弘儇能騎射，還“能書有文”（《十國春秋》，第1204頁）；屠瓌智“少負勇略，更善屬文”（《屠瓌智墓志》）。在長江中游的馬楚政權，天策學士廖匡圖之子廖偃“自秘書郎為禆將”（《十國春秋》，第1023頁）。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十世紀中期，“文臣能力結構”正在發(fā)生（鄧小南，《祖宗之法》，第144頁），詞賦文章固然重要，但對于詞臣而言，如能射箭，則錦上添花。在中原，宋太祖趙匡胤就在尋找這樣有武干的文臣。而當時青年才俊中， 屬辛仲甫最知名：

(趙普)曰：“（辛）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師之。贍辨宏博，縱橫可用?！彼煺僖??！懔钗鋷煲詾跗嵝聞殴钌?。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擐之，若被單衣。太祖大稱愛。

這個故事出自僧人文瑩的《玉壺清話》，《續(xù)資治通鑒長編》中并沒有記載這些饒有趣味的細節(jié) 。然而，筆記中的發(fā)明演繹更能反映出士人對于射箭的認知。宋太祖直接讓武庫拿出新做好的勁弓，這樣的弓普通人未必能拉開，而辛仲甫稍稍一挽，弓就張圓了，說明他臂力了得。然后，辛仲甫一舉中的，與和凝如出一轍。就這樣，辛仲甫來到了陳堯咨的家鄉(xiāng)四川，擔任兵馬都監(jiān)，這時陳堯咨差不多也呱呱墜地了。

《玉壺清話》 完成于1078年，作者文瑩和歐陽修一樣，不乏對射箭的鄙夷，所以，他要求筆下的辛仲甫立即向宋太祖表態(tài)：

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

射個箭，誰不會呢？不就是手熟嘛。這種態(tài)度，已經與歐陽修筆下的賣油翁如出一轍了。

陳堯咨的歷史世界

從和凝到辛仲甫，他們在當時就有“文武全才”、“文武兼?zhèn)洹敝Ｈ欢@里的文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韜與武略。“文”專指晚唐以來清流精英最強調的“詞章之學”，即能夠執(zhí)掌朝廷詔令，通過文學文章，化成天下（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第262頁）；“武”則專指能夠披上盔甲，拉開強弓，一舉中的。

以詞章之學為核心的清流文化在五代顯示出了“強大的霸權”，并滲透到職業(yè)武人之中（同上書，第252頁）；與此同時，在與武人生活世界的互動中，詞章也與射箭結合，衍生出一種叫做 “射箭詞臣”的亞文化。

陳堯咨服膺了這種能文能射的風尚，他“舉進士第一”，“召為秘書省著作郎”，“擢知制誥”，由此代立王言，可以說是當時詞臣中的翹楚（《宋史》，第9558頁）；同時，他也在射箭這個項目上聞名當時。 毫無疑問，如果能早生幾十年，陳堯咨一定會像和凝一樣名滿天下。

但是，時代在變化，陳堯咨所崇尚的許多東西已經開始過時了。從南宋李燾所編《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到完成于元代的《宋史》，陳堯咨的形象并不很好。

他懲治豪右，人們說他的手段過于“殘忍”：

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於市，置死馬其旁，腐臭氣中瘡輒死。（《續(xù)資治通鑒長編》，第1844頁）

對十一、十二世紀的士人來說，他的做法確實充滿暴力與血腥。然而，在十世紀的許多時候，公開呈現的暴力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人們習以為常。 宋初的時候，名將王彥升就以血腥的手法，使西陲的人不敢進犯（《澠水燕談錄》）。

同樣，知永興軍期間，陳堯咨顯然沒有對轉運使畢恭畢敬，這又給他帶來了麻煩，史書說他“以氣凌人”，就是說錯在陳堯咨。誠然，在十一世紀的人看來，轉運使是尤為重要的路分長官，自然在知軍之上，然而，這樣的觀念是歷經太宗朝諸次調整才逐步形成的。對于一個來自宋初的人來說，他有理由認為轉運使首先是統管一路財賦的長官，縱然他是天子耳目，監(jiān)督地方州軍，卻未必有權直接管理州軍長官（見戴揚本，《北宋轉運使考述》，第102頁），更何況，陳堯咨此時還是龍圖閣直學士，基于這樣的身份，對于到處指手畫腳的轉運使，又何必給他們好臉色呢？

雖然陳堯咨是1000年的狀元，他的行為舉止更像是一個自太祖朝（960年至976年）而來的人，正在發(fā)生的許多變化讓他感到陌生?！端问贰繁緜髡f：

堯咨性剛戾，數被挫，忽忽不自樂。（《宋史》，第9558頁）

字里行間，這正是一個無法適應時代變遷的人的寫照。 人們揶揄他，嘲笑他，到了十一世紀中后期，諷刺陳堯咨射箭的故事，已經衍生出了許多不同的版本。不少故事以陳堯咨母親的口吻，來批評陳堯咨崇尚射箭，而忽略其文章治道（見《宋人軼事匯編》“陳堯咨”條）。這些故事或許只是人們的杜撰編排，但它們呈現了一種通性的真實：陳堯咨已經是個另類了。

歐陽修精心構思的這則陳堯咨與賣油翁的故事，從最初的《筆說》到后來結集的《歸田錄》，其間還幾易其稿 。概言之，歐陽修將陳堯咨的射箭與賣油翁的倒油放在一起比較，來說明一個簡單的道理：對于文人士大夫而言，射箭和倒油一樣毫無意義，絲毫不值得自豪。

歐陽修像

歐陽修寫這則小故事恐怕也是有的放矢。歐陽修比陳堯咨晚整整一輩，當他領袖文壇的時候，陳堯咨已經不在世了。 然而，歐陽修的身邊還是不乏練習射箭并“以此自矜”的年輕人。 嘉祐二年（1057）年歐陽修知貢舉，蘇軾、蘇轍、曾鞏、王韶等榜上有名，而這一屆的狀元章衡就是一個射箭好手。后來出使遼國：

燕射連發(fā)破的，遼以為文武兼?zhèn)?，待之異于他使。（《宋史》，?1008頁）

宋與遼有著許多外事活動，射箭是當時一個重要項目。如果文臣能夠一箭中的，則能引起契丹人的陣陣贊嘆。

歐陽修要給新時代的讀書人提個醒。有意無意之間，他希望提醒章衡這樣的門生， 射箭沒有那么重要，陳堯咨不是什么好榜樣。士人不應該鉆營射箭，就像他們不該鉆營倒油一樣。那些事情有別的人去做，士人應該做的是踐行古道，以天下為己任。賣油翁故事的背后，是一種新的價值觀與人才觀。

自此，射箭開始從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中淡出了。當然，還會有很多讀書人練習射箭。他們或者科舉失利，或者很難在文官的仕途上晉升，因此希望走武舉武階的路子。然而，對于榜上有名的進士和前程似錦的文臣而言，射箭這種技能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到了南宋， 孝宗志在恢復中原，當他要求文舉進士及太學生練習射箭的時候，落實起來已經困難重重了。（《宋史》，第3670頁）

有趣的是，相似的變化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發(fā)生著。十世紀的西歐，不少主教或神職人員奮身白刃，盡管這已然違制，在當時卻廣受頌揚（如Thietmar, Chronicon）。然而，進入十一世紀之后，批評的聲音漸漸成為主流。教皇主導的改革層層深入，社會也不同往日，身為主教而拿起長矛盾牌，再也不是一件值得自矜的事情了（E. Crosby, The King’s Bishops, Appendix II）。如果陳堯咨知道世界的另一端還有著這樣的同仁，或許會稍有寬心吧。

從 《歸田錄》到二十世紀的中小學課本

賣油翁的故事本是一個特定時代的產物，或許歲月流逝、斗轉星移之際，也就淹沒在 有宋的浩瀚史料之中了。然而，因緣際會，《賣油翁》一文竟在二十世紀變得家喻戶曉。這源于清末興起的一種教育思潮。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這樣的開蒙讀物，文字過于艱深，內容過于刻板，如此只能培養(yǎng)出因循的兒童，無益于國家民族走出危機。

如何編寫新的兒童國語教材，成為教育家們致力探索的問題。1904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蔣維喬編寫的初等小學《最新國文教科書》，全10冊，希望以更加平易的方式教授傳統內容。1912年開始發(fā)行的《共和國小學教科書》則更進一步，希冀更貼近生活，注重生活技能的培養(yǎng)。這之后，教育家吳研因提出，兒童讀物應以兒童為本位，所以后來他編寫的教材， 第一冊第一課是：“狗、大狗、小狗”，第二課是“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小狗叫一叫，跳兩跳”。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高等小學的讀物也有所改革。不能全然是“些古典主義的，傳道統的，或是山林隱逸、嘆老嗟貧的文藝品”（葉圣陶語）。1916年，林景亮編《評注古文讀本》就是這樣的嘗試。該書在編輯大意中就說：

是編所選，文體略備，皆極有趣。

對于這一讀本而言， “有趣”成了其最為重要的標準。在這種觀念的指導下，林景良從《歸田錄》中選出了陳堯咨的故事，并給這篇小文冠以《賣油翁》的題目——就這樣，我們今天熟悉的《賣油翁》誕生了！

林景亮在評注這篇文章的時候，也從“趣”入手：

在陳堯咨一面，語皆作傲然口吻。在賣油翁一面，語皆作冷雋口吻。二者間出，遂生奇趣。

對于林景亮而言，雖然這篇文章是“辨體”，要說一些道理，但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卻是兩人對話中的奇趣。他希望年輕的讀者可以從讀本的諸多文章中，讀出一種生趣，從而重拾對傳統文化的信心與興趣。林景良的讀本取得了空前成功，一直到戰(zhàn)前，一版再版?！顿u油翁》的故事，也就為越來越多的人所知。

然而，遍翻1945年以前的中小學語文教材，很難找到其他選取《賣油翁》的讀物。在《開明文言讀本》、《國文百八課》這樣影響很大的讀本中，司馬光砸缸、文彥博用浮力取球以及岳飛慷慨北伐才是最為流行的宋人故事。甚至，《列子》中紀昌學射箭（教育小朋友們要刻苦練習，就一定能像紀昌一樣學會射箭）的故事都廣受教材青睞。究其原因，一方面，民國的許多教育者也兼顧讀物的教育意義；另一方面，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民族陷入危機，課本選文也漸漸向救亡主題靠攏。

而戰(zhàn)后發(fā)行的《開明新編國文讀本》，給了《賣油翁》又一次生命。在葉圣陶等教育學家的主持下，該教材的編者重新收錄《賣油翁》一文。這一次稍有刪節(jié)，新故事將賣油翁的形象凸顯了出來，“全文的中心人物就從陳堯咨變成了賣油翁?！保ㄒ姺陼岳?，《賣油翁的教材選編與教學評析》，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第14頁）由此，文章的主旨，也從林景良所強調的“奇趣”，變成了“熟能生巧”的道理。

七十年代以后，兼具趣味與道理的《賣油翁》，開始進入 越來越多的教材讀本。歐陽修原文中的五代風云、北宋變幻，早已為人淡漠；“惟手熟爾”的橋段，則成了幾代人共同的童年回憶。（文/殷守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