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1933.3.28-2019.2.24）

一封信

我不記得第一次見到李學勤先生是什么時候了，大概是在1980年代末？我好幾次去過他在昌運宮的住宅。三四十年里，我和李先生的往來應該說不少，不過印象最深切的，還是1992年在西郊掛甲屯一個小小的seminar上，李學勤先生給我們十來個人作講座。我記得，當時他只是手拿巴掌大一頁紙?zhí)峋V，卻滔滔不絕講了一個半小時，從學術史講到考古發(fā)現(xiàn)，從考古發(fā)現(xiàn)講到古書排隊，從古書排隊講到今后古史研究趨勢，后來，這個講座由李零和魏赤整理，由我拿到《中國文化》去發(fā)表。大家當然都知道，這就是后來引起學界激烈討論的《走出疑古時代》。當時我是刊物編輯，至今手邊還保留了1992年7月18日李先生給我的一封信，里面說，校對稿他修訂刪改了一遍，“刪去枝蔓”，但這封信里也提到，“討論部分已決定不要，我也沒有再看”。現(xiàn)在回想起來，刪去的所謂枝蔓部分大概幾達一半篇幅，而刪去的討論部分，其實就是那天圍繞李先生的講座，我、李零、閻步克、王守常、陳來還有好幾個朋友提出的很多問題，因為涉及如何看顧頡剛古史辨和二十世紀學術史的問題，李先生現(xiàn)場一一作答，討論非常熱烈，但因為刊物主編決定不收討論部分，這些或許還有意義的討論，最終煙消云散，現(xiàn)在想來，實在是可惜。

1992年7月18日李先生給作者的一封信

這封信還提及另一樁事情。他說“清華事，請代決定時間，我一定來”。這是什么事呢？原來，當時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徐葆耕，一直在動員李學勤先生回母校，李先生答應了，先是兼職，和我一道建立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這里說的就是跟學校高層討論國際漢學研究所的事情。大家知道，李先生很早就提出，國際漢學研究，編纂國際漢學史，應該是一個學科方向，所以他到清華大學來兼職，最先提出的就是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大約暑假里的一天，他來清華大學和我商量了半天，到底國際漢學研究所開張之后，應當做些什么？記得當時我和李學勤先生商量有四條，一是編輯一套海外漢學叢書，二是召開一個國際漢學的討論會，三是出版“清華漢學研究”輯刊，四是收集各種國際漢學著作。后來，盡管白手起家條件艱難，但這些計劃真的陸續(xù)實現(xiàn)了。我們和法國遠東學院合作出版《法國漢學》，和饒宗頤先生合作編輯《華學》，開始撰寫《國際漢學著作提要》《國際漢學漫步》，出版《清華漢學研究》輯刊和“當代國際漢學家論著譯叢”，我在文北樓的辦公室，也暫時充當了國際漢學研究所的收藏室，一套帶箱柜的四部叢刊，一套完整的《遠東》（Oriens Extremus），以及不少有關書籍，便成了研究所的藏品。在這個研究所的歷史中，大概比較重要的是1997年年初召開“二十世紀國際漢學及其對中國的影響”學術討論會，李學勤先生最費心費力，他不僅開列邀請名單（在我保留的另一封李先生來信里，他給我提供了在北京的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奧的地址電話，以及在臺北的英國學者雷敦和博士的聯(lián)系方式），甚至親自給他認識的海內(nèi)外學者寫信邀請，因此，很多他的朋友都來共襄盛舉，即使來不了也回信呼應他的倡議（像他的老朋友，日本關西大學的大庭脩盡管不能親自前來，但三番五次來信談及此事，這些信至今還保存在我這里）。

一本書

清華大學的國際漢學研究所成立之后，李先生常來清華，我和李先生的接觸就更多了，差不多一周能有一兩次見面。在1990年代，我們一道討論制作清華圖書館所藏古物的幻燈片，一道接待來訪的法國遠東學院院長龍巴爾（Denys Lombard），一道陪同饒宗頤先生游覽清華，一道替校方接待臺灣法鼓山的圣嚴法師，甚至一道去了新竹清華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訪問。那時候，我正忙著寫《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大家知道，1990年代出土簡帛越來越多，逼著我必須通過這些新資料，重新打量古代思想世界，不能僅僅局限在傳世文獻，以及根據(jù)傳世文獻敘述的傳統(tǒng)思想史中。

大概是1995年春天，李先生到清華開會，這天見到我便從包里拿出一本書來，說他知道我在寫思想史，這書是特意帶來讓我參考的，而且希望我給書提提意見。這本書就是李先生剛剛在臺灣時報出版公司出版的《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李先生自己的樣書并不多，他特意帶給我，說是覺得我對這一話題有興趣。記得那天他在文北樓跟我聊了一個多小時，他說到的最多的，就是考古發(fā)現(xiàn)的新資料如何寫入學術史或思想史，就像他在這本書的《自序》中說的，“出土簡帛影響最大的乃是學術史的研究……透過出土簡帛的整理研究，竟使被認為最‘物質’的考古學同最‘精神’的學術史相溝通，這或許是有希望的研究方向”（10頁）。他說的“學術史”，是梁啟超、錢穆用的概念，其實在我看來就是“思想史”。大家知道，李先生見多識廣，早年曾經(jīng)跟侯外廬先生編寫《中國思想通史》，所以對思想史始終有敏感。我記得那天我說，自己寫思想史的一個取向，就是試圖把眼光向下，在日書、遣冊、醫(yī)籍、圖像以及不斷重復出現(xiàn)的套語文字，甚至沒有文字的出土古器物中，提煉出一般知識、思想和信仰。對我的想法，李先生好像非常有興趣，后來他給我的思想史寫評價，就說到“作者用濃彩描繪的是‘一般思想史’”，“以嶄新的角度和層面展示給人們的，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思想世界”。

李學勤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這本書給我的啟發(fā)很大，因此我一邊閱讀一邊摘錄還一邊記下我的感想，后來在《讀書》1995年第十一期上，我發(fā)表了一篇書評《古代中國還有多少奧秘》，我特別說到這本書對思想史研究最有意義的一點，是李先生《走出疑古時代》演講中提到的古籍“排隊”,也就是“用今天出土的這些材料設立幾個定點，然后把其他的古書排進去”，這樣讓思想史的傳承系統(tǒng)重新理清先后與聯(lián)系，這一方面有助于思想家們的年代先后排序（這一點能修正和超越錢穆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方面有助于思想文獻的年代先后排序（這一點能修正和超越《古史辨》《偽書通考》以來的認識），有了這兩方面的進步，再寫古代思想史，脈絡就可以重新敘述了。所以我說這本書“在這兩個問題上，都為我們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通過地下簡帛與現(xiàn)存典籍的考察，為部分學術史文獻重新排了次序，糾正了過去的偏頗與失誤, 通過各種文獻之間的關鍵詞語、思想表述的比較，為學術史尋找了知識背景，使學術史的描述更貼近當時的文化土壤”。 

有意思的是，2000年我去比利時魯汶大學訪問，正在主編《當代中國思想》英文刊的戴卡琳教授（Carine Defoort）就跟我說，她覺得我這篇書評很重要，因為不僅涉及了簡帛考古新發(fā)現(xiàn)，也涉及了這些新發(fā)現(xiàn)與思想學術史，還介紹了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所以一定要翻譯成英文。這就是后來刊登在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2002年冬季號）上的“How Many More Mysteries Are There in Ancient China”，這篇書評的英文版，我從來沒有跟李先生提起過，至今不知道李先生當年是否看到過。

一段史料

1995年5月，清華大學組織到雁棲湖春游，李先生也去了，在紅螺寺散步的時候，他告訴我近年西漢墓中出土竹簡，其中一篇賦，沒準兒有佛教的影子，我大吃一驚，便在日記里記了下來。過了些天，李先生來清華大學，拿了復印的尹灣漢簡《神烏賦》釋文給我，那時候釋文還沒有發(fā)表，他之所以先拿來給我，就是想讓我查證一下，這篇賦里是不是真的有佛教痕跡？我記得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如果這里面出現(xiàn)了佛教痕跡，事兒就大了。你對佛教有研究，你看看有沒有可能？因為通常認為，佛教是東漢傳來中國的，可是尹灣漢簡卻是西漢時代的。

復印的尹灣漢簡《神烏賦》釋文

如果真的如此，確實“事兒就大了”。李先生太客氣，覺得我懂一點兒佛教，所以讓我看這篇釋文，其實，我對佛教尤其是早期佛教經(jīng)典和傳說，實在也是二把刀。不過我拿到之后，確實仔仔細細搜尋了一下漢文大藏經(jīng)，甚至也通過日譯本查了南傳佛教文獻，實在不敢判斷這個故事中是不是有佛教痕跡，雖然里面也有萬物各有分理，生死殊途不同的思想，但按照所謂“疑罪從無”的原則，空口無憑只好放棄。記得不久我跟李先生報告這個結果，李先生也笑笑說，“沒有證據(jù)當然只好作罷，我只是腦子里面念頭一閃”。但是，你從他這種“念頭一閃”的敏感中，可以想見他心里對歷史上的大關節(jié)大問題，有多少關切，有多少靈感，又有多少知識。

有趣的是，因為看了太多有關烏鴉的文獻，我倒是被逼出一篇副產(chǎn)品，就是后來發(fā)表的《慈烏與寒鴉》（《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三期），借了這篇出土的漢賦，我從先秦傳世文獻，到兩漢讖緯資料，再到中古佛教典籍，講了一通烏鴉在古代中國從吉到兇的意涵轉變，或許可以說是“歪打正著”或者“郢書燕說”吧，這一則史料，倒也結下了李先生和我的一段學術緣分。

一點感想

從上面的一封信，一本書，一段史料，我感受到的是什么呢？

李先生當然是古文字、古文獻和古史也就是所謂“三古”領域公認的領袖型學者，這一點不需要我多說。但我覺得，他最不同尋常的是有大見識。學者的見識高低，并不在知識多少，更在于他眼界多寬，胸懷多大。究竟是謹守一畝三分地，還是能越出專業(yè)之外在宏大的世界和歷史背景里思考？差別很大。他關注《神烏賦》中佛教痕跡，關注國際漢學，關注學術史，他才能提出一些影響學術方向的大問題。就像“走出疑古時代”。很多人對這個說法有疑問，這可以討論。但學術史最重要的，或者說未來能留在學術史的記憶中的，不只是解決問題，更是提出問題，一個能夠引起思考、質疑、論辯的問題。

讓我說一點進一步的感想。我覺得，理解李先生“走出疑古時代”的提法，更重要的是要理解他思考的背景。這個背景，從小了說，是讓人重新認識古代中國與古代歐洲文獻學傳統(tǒng)的差異，從大了說，是看清延續(xù)性相對較強的古代中國文明，和斷裂性相對較多的歐洲古代文明的區(qū)別。其實，如果我們注意就可以聯(lián)想到李先生多次說的——直到晚年還在反復說——他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一個夢想”，就是東西方文明的比較。

這才是一個大學者的理想。

（本文是2023年12月9日在清華大學“紀念李學勤先生九十誕辰學術討論會”上的發(f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