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下午，上海三聯(lián)書店推出的學術作品《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新書分享會在上圖東館樂享廳舉行。以“現(xiàn)代國家三百年——從斯威夫特到奧威爾”為主題，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本書作者洪濤與華東師范大學紫江特聘教授劉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余明鋒展開了對談，上海三聯(lián)書店總編輯黃韜擔任嘉賓主持。

《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分享會現(xiàn)場

《文學三篇：一個政治哲學視角》以世界文學名著作為切入點來討論現(xiàn)當代政治哲學問題。從《格列佛游記》、卡夫卡的小說，到奧威爾的作品，洪濤認為，小說伴隨著現(xiàn)代而誕生，記載了現(xiàn)代個體的希望、恐懼、苦難和偉業(yè)，透過小說這扇窗戶，對現(xiàn)代之本質及其所面臨的問題能有一種深入的了解。

“現(xiàn)代個體的小說化，或者說，‘自傳化’，是小說誕生的真正土壤，”洪濤在《文學三篇》的序言中寫道。在分享會上，他談到了自己撰寫這部學術專著的背景——現(xiàn)代國家與現(xiàn)代個體的誕生，現(xiàn)代個體在現(xiàn)代文明中的“自救”與“呼救”。他認為，現(xiàn)代個體與生俱來的特點是“自救”。19世紀中葉以后，小說中“自救”的主題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呼救”。可以說，現(xiàn)代個體史是一部“自救”的歷史，也是一部“呼救”的歷史。

在洪濤看來，相比于社會科學研究中“人的缺失”，小說面對的是個體身上與眾不同的東西，小說里面有喜怒哀樂，這些情感是非常重要的，人行動的動力不是來自于他的理解，而是來自于情感。他表示，之所以選擇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奧威爾的小說來研究，是因為這些著作就是現(xiàn)代個體史中的“自救”與“呼救”，他想要續(xù)寫個體的拯救史，與此同時，從人的角度出發(fā)，現(xiàn)代國家做一種更全面的了解。

劉擎認為，洪濤在社會科學領域里的寫作是一種藝術。他的學術寫作里有一個不斷地在跟學術八股范式掙扎的靈魂。也有另一種古典的傳承，比如艾倫·布魯姆也讀很多小說，施派的很多人講莎士比亞、講國家，理查德·羅蒂特別重視奧威爾。這至少在西方有一個傳統(tǒng)，把文學和社會科學放在一起看。這里面的主要關懷是社會等級結構被打破后，人如何安放自己。劉擎繼續(xù)指出，當代政治學的思潮是關注兩種政體的競爭，洪濤則是看到了所謂古今之爭的問題，洪濤認為更根本的問題是古代秩序與現(xiàn)代秩序，而不是東方或西方，這是非常高的洞見，而且是被現(xiàn)在主流遺忘的。

“文學或者人的生活，友情、愛情、家庭和好的公共秩序，就是要把人當做人對待，把一個人當做一個人來對待，”劉擎說，在洪濤的身上，他看到一個古典的知識貴族的影子，“他認為人的尊嚴和人的個體性、人的獨一性，是無法放棄，無法讓渡的。”

《文學三篇》書封

余明鋒認為，洪濤在這部《文學三篇》中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技術政制”（technocracy），探討了技術時代的政治制度。他認為，技術政制問題的提出，有助于我們去反思今天的生存現(xiàn)狀：技術的發(fā)展使得私人領域變得不再私人，技術不單單在提供便利，也在改變我們的觀看之道。他也談到了《文學三篇》中對于愛欲問題的討論，并肯定了人的“動物性”在今天對于人性的意義，“從前人要理解自身，需要把自己區(qū)別于動物，但是在今天我們要區(qū)別于機器。這時人的動物性開始變成我們維護自身人性的非常重要的基礎。因為所謂的動物性、身體性是我們身上最古老的部分，在技術時代，它是我們身上的一片沒有完全被技術化的自然，”余明鋒指出，在今天，當技術以進步的、無限光明的名義來驅逐人性的幽暗，或許這種“幽暗”恰恰是我們需要守護的東西。

在最后的總結中，黃韜說，對他來說，《文學三篇》所帶來的最大啟示，就是特別強調了生命的特異性，世界是如此紛繁復雜，沒有一片樹葉是一樣的。他認為這本書里有一種對于個體生命的深重的關懷，“我們今天在這里討論，并不是尋求一個答案，更多的是希望提出一個問題，讓讀者從自己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