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是歐洲的多事之年。在巴爾干地區(qū)，隨著俄國人和奧地利人逼近，土耳其的軍事力量開始搖搖欲墜。哈布斯堡君主國內部，匈牙利的異見分子在普魯士和波蘭的煽動支持之下，威脅要將抗議升級為反叛。南部的撒丁人和西班牙人圖謀瓜分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領地。在遙遠的北方，俄國和瑞典的戰(zhàn)爭仍在繼續(xù)。西邊奧屬尼德蘭起義推翻了奧地利的統(tǒng)治，宣布“比利時合眾國”獨立。法國的絕對君主制垮臺了。只有地處邊緣的不列顛似乎沒有受到國內外亂局漩渦的影響，盡管1790年發(fā)生在加拿大西海岸努特卡灣的事件差點就要點燃與西班牙的戰(zhàn)火。

在以上所有危機中，法國大革命的影響最為深遠。1789年秋天兩則不同的小故事可以揭示震動和顫動的區(qū)別。10月5日，大約七千人（主要由女性組成）徒步從巴黎趕往凡爾賽，他們認為敵人正密謀奪走糧食、破壞革命，因此極力前去阻止。正如攻陷巴士底獄一樣，民眾的暴力行為對事件進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晚上六點，驚恐的路易十六克服了自己的顧慮，認可了國民議會在夏天頒布的兩個重要舉措——廢除“封建制度”（8月4—5日）和發(fā)表《人權和公民權宣言》（8月26日）。次日上午，冒進的巴黎人沖入王宮搜尋王后，高喊出他們的意圖：“掏出那婊子的心臟，砍了她的頭，燉了她的肝！”他們殺死擋路的衛(wèi)兵，卻沒能抓到目標人物，因為她已經通過秘密樓梯逃到國王的房間。這時候，叛亂者要求國王及其家人跟他們一同回到巴黎。在國民自衛(wèi)軍指揮官拉法耶特施加的壓力下，路易十六同意了。國民議會也和王室一起受到控制，因為代表們覺得應該跟隨他們名義上的主人（國王）及他們真正的主人（民眾）。他們選出六位專員在巴黎尋找合適居所，其中一位就是約瑟夫-伊尼亞斯·吉約坦醫(yī)生，他也是斷頭臺的發(fā)明者。事后證明，這次向巴黎的大遷徙是朝著共和國和弒君邁出的一大步。

油畫《巴士底獄的風暴》

如果法國大革命有兩個中心的話，凡爾賽的國民議會就能夠與街頭暴力保持一定的距離。一旦進入首都，代表們就暴露在民眾政治文化的所有壓力之下，必須做出回應：同樣的人員到了不同的空間里，就變成了新的組織。

在巴黎婦女向凡爾賽進軍的一周后，克萊貝克將軍騎馬進入維也納，帶來激動人心的消息——四天前土耳其關鍵的要塞貝爾格萊德被奧地利軍隊攻陷了。一位觀察者說道：“現在開始為期三天的勝利慶祝。我描述慶典是為了教會外國人這樣的事情應該如何安排，這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三天?！敝圮噭陬D的將軍在中午十二點第二次儀式性地進入城市，那時所有人都聽說了消息，街道和廣場擠滿了歡呼的人群。所有工作都停下了，房屋點上燈，路上的歌舞整夜不休，兩天后還在繼續(xù)。那時候圣斯蒂芬大教堂也響起了贊美頌歌：“按照最高的宮廷禮節(jié)，由內宮侍官、宮廷高官和貴族侍衛(wèi)陪同皇帝［約瑟夫二世］，每扇窗戶、每條街道都快被觀眾擠壞。國王到達科爾馬克大道，有數不清的雙手在為他鼓掌，他來到格拉本大道，又收到了如雷的掌聲?！睉c祝在午夜達到高潮，九百名學生組成的隊列從大學走向皇宮，為陛下獻唱“美妙的夜曲”。這時候約瑟夫二世已經身染肺結核，來年2月就會去世，但是他的帝國繼續(xù)維持了一個多世紀，直到歐洲歷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戰(zhàn)爭摧毀了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王朝、霍亨索倫王朝、維特爾斯巴赫王朝和韋廷王朝。約瑟夫的法國妹夫路易十六在1792年8月10日就被停職了，又在同年9月22日遭到廢黜，在1793年1月21日上了斷頭臺。路易十六的兩個弟弟路易十八（在1814年借助聯軍力量復辟，在1815年遭到拿破侖驅逐，又在那年之后再次復辟）和查理十世（在1830年的革命中被迫遜位）的命運表明，波旁王室只可能重復他的悲劇。

1789年10月的兩個事件揭示出波旁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不同的命運，這有助于我們理解18世紀末期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比之腓特烈大帝，約瑟夫二世更為明確地對政權意識形態(tài)的基礎做出現代化改造。他的第一篇政治備忘錄寫于1761年二十歲生日后：“一切都是為了國家而存在；這個詞語里包含了一切，所有居住在其中的人要一起增進它的利益?！边@是指導他的原則。二十年后，他早已成為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唯一領袖，夸耀自己最驕傲之事莫過于“身為國家的仆人”。和普魯士對手一樣，約瑟夫也在不懈追求能夠真正稱作志業(yè)的東西，不停巡視自己的領土，以至于早早離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已經領悟到君主必須轉為公眾的仆人。他的外從祖約瑟夫一世擴建的奧地利版的凡爾賽宮——美泉宮——已經關閉，暫時無人居住。維也納老城的霍夫堡宮也變成了辦公地點。他喜歡住在自己修建的奧花園中，他的傳記作者稱那里的“面積、富麗和奢華還比不上維多利亞時代的一棟鄉(xiāng)村別墅”。他意識到公共領域已經形成，需要認真對待其中的成員。他下令廢除繁瑣的宮廷禮節(jié)，還要求在君主國各處宣傳如下內容：“無論是誰，無論是為了請愿還是遞交，都不需要下跪。因為這不是一個人類應該對另一個人類做的事情，只有面對上帝，人類才應該下跪……這些都要發(fā)表在報紙上?！彼舱故境龈鞣N“政治姿態(tài)”，把環(huán)繞維也納舊城的空地格拉西斯改造為公共娛樂場所，還在1766年將普拉特改為公共場所，又在1775年將奧花園改為公共場所。奧花園的大門上掛著牌子，上面寫道：“這處休閑場所專門開放給人民，來自一個尊重他們的人?！?nbsp;

1720年2月20日凌晨五點半死神降臨的時候，約瑟夫還在為國家和公眾工作。無數有產階級和特權群體樂于看到他離世，因為他的拉平改革激怒了他們，不少政策都被迫中止或者由他的繼任者廢除。然而，他還是把不情不愿的哈布斯堡君主國拉進了公共領域的文化里，并給了它足夠的動力度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zhàn)爭的艱辛歲月。暴發(fā)戶一樣的拿破侖皇帝取笑哈布斯堡王朝的思想和軍隊總是落后歐洲各國一截——這很可能是對的，但重述這則取笑之語的阿爾貝·索雷爾評價道，至少他們總還有想法，總還有軍隊。拿破侖才是兩手空空的那個。這個組合也表明，約瑟夫清楚文化和權力的緊密關系。1789年，他的王朝看似瀕臨傾覆，是他的軍隊拯救了他。約瑟夫二世的軍隊在一系列重大戰(zhàn)役中打敗了土耳其人，最具象征意義的戰(zhàn)果便是攻陷貝爾格萊德要塞。一些歷史學家總嘲笑哈布斯堡君主國是異類。不過，無論在他們看來，哈布斯堡君主國是多么搖搖欲墜，對于約瑟夫二世的子民來說，它仍具有巨大、活躍的力量，足以統(tǒng)治中歐并把不信教之人逐回亞洲。因此，君主國的中心地帶沒有不滿的貴族試圖扮演拉法耶特的角色，也沒有奧地利版的國民自衛(wèi)軍攻陷奧地利的巴士底獄。大不列顛、普魯士或者德意志都沒有此類事件。我們已經看到，他們的統(tǒng)治者通過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成功地適應了變化的環(huán)境。只有法國幾近完敗。

舊制度最后十年的兩個插曲表明君主無法以文化治療統(tǒng)治的慢性病。第一個發(fā)生于“法國戲劇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之日”——皮埃爾-奧古斯坦·卡龍·德·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禮》在延期許久后于1784年4月27日上演。這部劇作在六年前完成，卻不幸成為反復無常的審查體系的犧牲品。在最終獲得出版許可之前，至少有六位獨立審查員閱讀了這部作品。人們普遍認為是路易十六下令擱置演出，這嚴重損傷了他的名聲。在宮廷支持者的大力游說之下，國王最終開恩，要巴黎警察總監(jiān)勒努瓦買來流傳的手抄本?？谍嫹蛉嗽诨貞涗浝镉浵铝俗约喝绾伪唤械酵鯇m，秘密地為國王和王后朗讀劇本。當讀到第五幕開頭費加羅有名的獨白時，國王突然發(fā)怒了。費加羅講述自己寫了一本論財富本質的基調溫和的小冊子，卻被關進監(jiān)獄。這個時候路易十六很反常地跳起來高喊道：“太惡心了，這部劇永遠不能上演。除非我們拆了巴士底獄，否則就不會有比上演這場戲更危險、更不負責任的舉動。這個人貶低了政府里所有應當得到尊重的東西。”他的伴侶問道：“那么，這出戲永遠都不會上演了？”他回答：“不，當然不，你放心。 ”國王不同意的消息只能讓禁果變得更加誘人。1783年6月，一群貴族想在巴黎王家娛樂事務處上演這出戲，那里通常是巴黎歌劇院用于排練的地方。國王在演出當天就發(fā)現了，迅速派維爾基耶公爵帶著密札前去阻止。公爵發(fā)現現場已經坐滿了一半，人潮從大門涌入，街道里擠滿了馬車，因此禁止上演的消息遭到了抵制?？谍嫹蛉擞涗浀溃骸笆麑е碌膽嵟y以遏制，在國王遜位前從來沒有人如此激憤地吼出‘壓迫’和‘殘暴’等字眼。博馬舍也異常憤怒地驚呼：‘很好！他不想讓我們在這里演出，但是我告訴您，這出戲一定會上演，甚至會在巴黎圣母院上演！’”

在這場爭端中，對立雙方都找到了各自的代言人物。博馬舍顯然把自己比作費加羅，借助角色之口說出看法。同時，路易十六將自己代入阿勒瑪維華伯爵，那象征著享有特權的暴君（盡管國王并不是個色鬼）。但他是一個軟弱的暴君，因為1784年他終于同意公開演出。這時，公眾期待滿滿，劇目定能取得巨大的成功。一大早，劇院就被圍得水泄不通，馬車從奧德翁劇院一直排到塞納河，造成嚴重的堵車，還有三人因車禍喪生。早在帷幕拉開前，觀眾席就坐滿了。這部戲劇以前所未有的勢頭一口氣演了六十八場，總共賺得三十五萬里弗爾——“法國歷史上第一次有劇作家因為一部戲致富?！边@也是一部具有鮮明政治議題的戲劇。盡管博馬舍沒有指名道姓地批評莫普大法官，其中的激進色彩卻是不容忽略的。

第二年，博馬舍在《巴黎日報》發(fā)表了一篇政論文章，將阻止上演《費加羅的婚禮》的人稱作“獅子和老虎”，讓人生出顛覆政府的聯想。國王的弟弟普羅旺斯伯爵告訴國王，他就是博馬舍筆下的“獅子”（“百獸之王”），瑪麗·安托瓦內特則是“老虎”。國王表示同意，倉促寫下御令：“致警察總監(jiān)：請在收到這封信后，立即逮捕博馬舍先生，將其關押到圣拉扎爾監(jiān)獄。這個人竟如此厚顏無恥：他的教養(yǎng)極差，需要教化。”國王下令將博馬舍送到圣拉扎爾監(jiān)獄而不是巴士底獄，又在傷害之上加入了羞辱，因為前者通常關押的是荒淫貴族和少年罪犯。公眾山呼海嘯的抗議、博馬舍本人悉心撰寫的請愿書和國王另一位弟弟阿爾圖瓦伯爵的干涉，使他在五天之后就獲釋，但傷害已經造成。普羅旺斯伯爵的秘書阿爾諾——也是博馬舍在宮廷的主要對手——記錄道：“每個人都將此視為對自由、尊嚴的威脅?！辈R舍的獲釋演變成一場政治抗議，懷著善意的人排長隊簽署慶祝書。當然，這些都發(fā)生在1785年，也就是鉆石項鏈事件的那年。

同一年，18世紀最受歡迎的繪畫出現在展覽中，那就是雅克—路易·大衛(wèi)的《賀拉斯兄弟之誓》。各路評論家紛紛發(fā)出驚嘆：“經過如此漫長的等待，我終于見到了備受贊揚、欣賞的《賀拉斯兄弟之誓》。我必須向讀者承認，這幅畫在我心中激起了強烈的喜悅”（卡蒙泰勒）；“這幅畫是橫空出世的天才之作；它展現出不凡又大膽的想象力……我們都把這幅畫視作法國繪畫界多年來最杰出的作品”（《法蘭西信使》）。對于成千上萬涌進沙龍觀看畫作的人來說，畫中描繪的事件并不陌生，它是高乃依的作品《賀拉斯》的主題。 

1781年構思、1783—1784年在巴黎和羅馬繪制而成的《賀拉斯兄弟之誓》不算是明確的政治宣言，盡管已經去世的肯尼思·克拉克自信地認為，這是“完全自覺的宣傳，像政治競選計劃一樣精密”。盡管大衛(wèi)在 1789年前與反對派的貴族相交甚密，比如奧爾良公爵和拉梅特伯爵，但沒有證據表明他在當時做出了政治表態(tài)。他在信件中提到這幅畫只是在講它加大后的尺寸。他致信比耶夫爾侯爵：“我放棄了為國王繪制的那幅畫，決定花時間創(chuàng)作這幅給自己的畫。沒有人能夠逼迫我做有損于自己聲譽的事情，這幅畫的尺寸現在是13×10英尺?！边@聽起來似乎有些反叛的意味，但他立即說道：“您不必懷疑我取悅國王的意愿，因為我不知道自己應不應該再創(chuàng)作這樣的一幅畫?！碧热暨@幅畫的確是在展示共和派呼吁武裝，那么大衛(wèi)就選擇了一個奇怪的時期，因為羅馬在公元前7世紀中期還是個王國，并且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無論從繪畫還是大衛(wèi)的文字里，我們都無法清楚地知曉他是否同意賀拉斯將祖國置于家庭之上的選擇。在這幅畫和革命前大衛(wèi)其他的成功作品中，比如《處死自己兒子的布魯圖斯》，悲傷的婦女的形象明顯高過殺人的男性。我們也不清楚大衛(wèi)靈感的來源——羅馬？赫庫蘭尼姆？溫克爾曼？門斯？高乃依？普桑？諾韋爾？

不過，即使大衛(wèi)的作品和舊制度的衰落、崩潰之間不存在必然的直接聯系，我們也不用全盤否定。安尼塔·布魯克納認為：“王后項鏈事件、英屬美洲殖民地的反叛、博馬舍的作品引發(fā)的抗議，這些是在1789年大革命前夜催生公共輿論的因素。除此之外，還必須加上幽靈般出現的《賀拉斯兄弟之誓》及其中堅定、團結的神秘氣氛。博馬舍和大衛(wèi)的作品代表著巴黎人對凡爾賽做出的回應?！蓖旭R斯·克羅也猜測保守評論家對這幅畫抱有敵意是由于“大衛(wèi)正在和欲求、興趣都與他們相左的公眾結成罪惡同盟”?；蛟S這些判斷顯得有點像臆測，但我們可以確定的是舊制度已經失去了對沙龍的控制。

《賀拉斯兄弟之誓》的成功和大衛(wèi)接下來的革命事業(yè)表明法國無法調整過去的文化制度來適應當時的需求。正如我們看到的，兩年一次的沙龍已經成為公共領域的重要活動，并因為展示出公共輿論的力量而備受稱贊。但是政權沒有做任何事情來滿足、引導甚至利用這一潛在資源。這不是說要向公眾展示主題合適的畫作，因為很可能適得其反；而是說要彰顯出君主正在帶頭打造一個尊重、振興文化的國家——文化國家。法國第一個公共藝術畫廊——盧森堡宮——在1750年開放，展出了王室收藏的九十九幅油畫和二十幅素描，這是朝上述方向發(fā)展的關鍵一步。這個舉動是為了消減公眾的抱怨，因為整個國家最偉大的藝術作品都藏在凡爾賽宮，普通人永遠看不到。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僅限于此。盧森堡宮只在周三和周六開放三個小時，觀眾只局限在藝術行家之中。到1779年盧森堡宮就關閉了，因為它被分給普羅旺斯伯爵做巴黎的宅邸。這是一個兼具象征意義和實際意義的變化。那個時候，政府已經有了一個宏大的計劃，要將盧浮宮改造為新博物館。接下來的十年，國王的建筑總監(jiān)昂吉維萊伯爵很努力地按計劃行事，期待這個舊宮殿以民族紀念堂的面貌重新開放，屆時便可頌揚國王及國家的美名、榮光。他收購了兩百多幅油畫，還委托藝術家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供人瞻仰的歷史畫作和偉人雕塑。但一切都泡湯了。1779年，也就是法國卷入美國獨立戰(zhàn)爭后不久，不是實施這種耗資不菲項目的好時候。到了下一個十年，情況也沒有好轉，于是只能等到大革命來打造我們今日熟知的盧浮宮，再等拿破侖把從歐洲其他地方掠奪來的寶物塞進里面。我們很難按捺住批評之心，因為路易十六為王后購買圣克盧宮的資金原本可以用來更好地修繕盧浮宮，增進民族的福祉。這個觀點并不像聽起來的那樣不合時宜，因為至少有一位那個時代的人士抱有同樣的想法。接替格林成為《文學通訊》編輯的雅克 —亨利·邁斯特在1795年寫道：“一個修繕完美的博物館說不定可以拯救王權呢？畢竟它能夠展示出王權的力量和遠見，消減公眾的焦慮，強化舊制度的優(yōu)勢?！?/p>

如果我們將這一計劃與約瑟夫二世的計劃進行對比，上述觀點不合時宜的感覺就進一步削弱了?；实墼?777年把盧卡斯·馮·希爾德布蘭特（為歐根親王修建的夏宮——美景宮——改為公共畫廊，任命瑞士人克里斯蒂安·馮·梅歇爾擔任畫廊總管，搜集哈布斯堡家族各個宮殿“最好的畫作”，還花費七萬弗羅林為畫作購買新畫框。18世紀80年代因修道院關閉流出的畫作也進入了新畫廊。不出所料，約瑟夫到場“親自監(jiān)督”，指明哪些畫應該在哪里展示。畫廊的開放時間是周二、周四和周六的上午九點至中午，夏天是下午三點至六點。宮廷圖書館每天都對公眾開放，夏天是上午八點至中午，冬天是上午九點至中午。即使約瑟夫最狂熱的崇拜者也會承認，他對文化的興趣僅僅出于實用主義的考慮。但沒有人否認他對增進公眾利益的貢獻。他本質上也是專制君主，禁止上演博馬舍的《費加羅的婚禮》，因為其中“包含太多冒犯內容”。但也是在他的直接干預之下，莫扎特的同名劇目得以上演。他參加了排練和演出，特別允許加入舞蹈，甚至說服侄女奧地利女大公瑪麗亞·特蕾莎在婚禮慶典上安排這部劇目上演（考慮到劇目的主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選擇）。他作為文化解放者的身份難以撼動，因為在他統(tǒng)治期間，審查明顯放松了，還因為他了解如何利用發(fā)展中的輿論。比如，1783年，有人發(fā)表了一本匿名的小冊子，攻擊他的宗教寬容政策。在眾多的指責中，作者尤其激烈地批評他是個乖覺的路德信徒、臭名昭著的偶像破壞者。約瑟夫自掏腰包重印了這本小冊子，以每本六克羅采的價格出售，將收入捐給新教社區(q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在意文章里對他個人的攻擊。

約瑟夫二世的進步政策里有許多值得商榷的部分，比如動機、影響、廣度和定力。然而，即使我們在天平這一端考慮、權衡以上所有負面因素之后，天平另一端政權和人民對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還是可以彌補一切缺陷。

約瑟夫二世和哈布斯堡君主國之所以成為天選之國也許是因為曾經受到忽略。同樣的觀點也適用于腓特烈大帝和普魯士，或者喬治三世和大不列顛。18世紀，整個歐洲的文化景觀都發(fā)生了變化。各個政權不是從同一個起點出發(fā)，也沒有選擇同樣的道路或者到達同樣的目的地。島國英格蘭適用的政策未必會被普魯士采納（腓特烈大帝認為普魯士到處“都是前線”）；在軍事主導的普魯士管用的政策也不會被民事主導的不列顛接受。然而，這些政權都認識到新的狀況需要新的政治文化——無論明白得多晚、是否有規(guī)劃、規(guī)劃是否完美。最重要的便是公共領域的興起，這既是機會也是挑戰(zhàn)。法蘭西的政權無法像上述政權一樣做出改變，因而被審判者稱作“舊制度”（簡略而精準）。

英國人、普魯士人甚至奧地利人帶著自滿的心態(tài)看待1789年的大革命，認為這是對自己成就遲到而血腥的效仿。他們沒有想到大革命將迅速打造出政權和公眾的聯盟，歐洲歷史上文化和權力最強大的組合由此誕生。革命者擴張了公共領域并將其政治化，程度史無前例。他們將國家理性化、客觀化、民族化，甚至到了弒君和恐怖的地步。他們充分利用攫取的民族資源，最終征服了西歐、中歐和南歐。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將君主制推到毀滅的邊緣。這是一段坎坷的經歷，18世紀的所有經驗教訓再度出現，而且更為暴烈。為什么這個過程最終會以大革命的崩潰和舊制度的顯勝收尾，我們留待另一本書討論。

（本文選摘自《權力的文化與文化的權力：舊制度下的歐洲（1660-1789）》，[英]蒂莫西·C.W.布萊寧著，李文君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