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塢年畫在蘇州，盛于清中期;浮世繪在日本，繁于江戶時代。盡管有鎖國政策，但桃花塢和浮世繪還是相遇了，而且碰撞出不小的火花。本文通過三個方面，漫談蘇州桃花塢年畫對日本浮世繪的影響：一是蘇州桃花塢與日本浮世繪的時代與風格，二是桃花塢年畫為何能影響浮世繪，三是桃花塢年畫怎樣影響了浮世繪。

(清) 姑蘇萬年橋圖 木版水印 縱92.3厘米 橫53.5厘米 〔日〕神戶市立博物館藏

一、蘇州桃花塢年畫與日本浮世繪時代與風格

桃花塢年畫產(chǎn)生于明末清初經(jīng)濟、文化繁盛的江南重鎮(zhèn)——蘇州，以新興城市市民階級為基礎。年畫在早期多為手繪而成，宋元時期，隨著雕版印刷技術的成熟，手繪年畫逐漸被木版印刷年畫代替，桃花塢木刻年畫也是從書籍插圖版畫中脫胎而來的。從發(fā)展階段看，桃花塢木版年畫有三個不同的時期：清早期從書籍插圖向獨幅木版年畫過渡時期，清中期繁盛的“姑蘇版”年畫時期和清后期銷往農(nóng)村的民間年畫時期。清代中期是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的繁盛時期，其以儒雅的畫面和清秀的色彩而獨具藝術風格，因畫鋪大部分設在山塘街、桃花塢一帶，故名“桃花塢年畫”，當時每年出售的桃花塢木版年畫達百萬張以上。這個時期的桃花塢年畫在風格上屬于城市風俗版畫，代表作品《姑蘇閶門圖》《三百六十行》等以實際風景為表現(xiàn)對象，描繪蘇州當時繁華的市井景象，把宏偉的場面與繁華的城市刻畫得栩栩如生。這些作品線條細膩，設色典雅繁復，形成雅麗巧致的藝術風格，真實地反映了新興市民階級的思想生活和審美趣味。技法上，這一時期受西畫東漸之影響，繪畫和制版“仿泰西筆法”，民間藝術中受西方藝術影響并大膽借鑒，桃花塢年畫可以說是獨樹一幟。清后期，隨著蘇州社會經(jīng)濟的衰退以及石印技術的傳入，市民階級更愿意選擇物美價廉的石印和膠印年畫，桃花塢木版年畫逐漸開始走向農(nóng)村。這一時期的作品在構圖、色彩和造型上開始向裝飾化方向發(fā)展，線條粗獷，色彩艷麗，在內容上多反映吳地民俗民風，如《虎丘燈船盛景圖》《端陽喜慶圖》刻繪了元宵佳節(jié)游虎丘燈市、端陽五月初五劃龍舟的盛況。作為江南年畫的代表，它是吳地特有的民間藝術形式，深刻地反映了吳地人們的精神信仰和文化心理，彰顯濃郁的江南地緣文化。

日本浮世繪是產(chǎn)生于江戶時代的市民風俗畫，以江戶市民階級為群眾基礎。1603年至1867年是日本德川幕府統(tǒng)治時期，在江戶建立政權，史稱“江戶時代”。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穩(wěn)定，經(jīng)濟繁榮，市民生活富庶。浮世繪伴隨江戶的興盛而興盛，以表現(xiàn)江戶時代市井生活中的人物及其場景為內容，如美女、俳優(yōu)、歌舞伎、浪人、游俠等市井人物，背景襯以花街柳巷、紅樓翠閣、旅游風光等風景名勝。在日本藝術史上，以大膽追求享樂主義和官能主義而獨樹一幟?！案∈览L”一詞，最早見于江戶時期帶有插圖的筆記小說“浮世草子”《好色一代女》?！案∈馈币辉~本意為人生苦短，及時行樂，這極好地表達了日本封建社會后期德川幕府統(tǒng)治下，日本江戶時代的市民階級文化和生活價值取向。表現(xiàn)市井生活的風俗畫，以“浮世繪”命名，顯然是再恰當不過的了。

喜多川歌磨 美人花會 木版水印

二、桃花塢年畫為何能影響浮世繪

清代的民間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為何能影響日本的風俗版畫浮世繪?縱觀桃花塢年畫與浮世繪的發(fā)展歷程與清代中日兩國的經(jīng)濟文化，是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成就了桃花塢年畫與浮世繪的一段緣分。具體說來，桃花塢年畫對浮世繪產(chǎn)生影響有三個條件：一是源頭淵源，桃花塢木版年畫和浮世繪版畫都脫胎于書籍插圖版畫;二是有條件相遇，它們在清代蘇州與長崎的貿(mào)易中相遇;三是經(jīng)濟文化背景，同樣繁榮的工商業(yè)經(jīng)濟催生了惺惺相惜的市民文化背景。

桃花塢木版年畫源于明末清初的書籍插圖版畫。當時的蘇州由于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海上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的頻繁，城市發(fā)展壯大，新興市民階層對通俗文化的需求蓬勃興起，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活躍，為方便市民閱讀，小說、戲曲的插圖本空前流行，這些書籍插圖版畫不僅突破了文字的束縛，而且內容大為豐富。如明代隆慶三年(公元1569年)姑蘇顧氏“眾芳書齋”刊印的《西廂記雜錄》為明代畫家唐寅摹畫，何鈐鐫刻，此書被視為蘇州插圖版畫的開端。蘇州本地吳派畫家的加入，使蘇州插圖版畫的風格自成一派，形成獨特的精巧秀美的風格。再看浮世繪，木版插圖也是浮世繪版畫的形式母胎。寬永年間(公元1624—1644年)日本流行的手繪“寬永風俗畫”，以描繪市井享樂生活場景為主，出現(xiàn)性感的美人畫，開創(chuàng)了下層婦女入畫的審美情趣和表現(xiàn)手法。隨著手繪寬永風俗畫的衰落，風俗畫需要尋找新的表現(xiàn)形式。17世紀后半期，正是日本浮世草子(插圖小說)適應江戶新興市民階級的文化需要而大量刊行的時期，受明末清初傳入的中國明清版畫插圖小說的影響，日本的木版插圖書也得到充分發(fā)展，市民風俗畫借助木版印刷技術，開創(chuàng)了廣闊的天地，浮世繪風俗版畫應運而生。由此可以看出，書籍插圖版畫是桃花塢木版年畫和浮世繪版畫共同的源頭，是桃花塢年畫影響浮世繪的條件之一。

幕府統(tǒng)治期間，日本奉行鎖國政策，僅允許中國和荷蘭的商船進入長崎貿(mào)易，長崎是日本鎖國政策下唯一對外開放的窗口。而清代初期，政府在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宣布開海貿(mào)易，鼓勵商民到日本從事貿(mào)易。此后每年有大量商船進入日本，數(shù)量逐年增加，據(jù)記載，僅1688年就有193艘商船來往于中日兩國，這些商船大多來自東南沿海的浙江、江蘇、福建一帶，在蘇州與長崎的貿(mào)易中，桃花塢木版年畫隨著蘇州的絲織品來到日本長崎。因此，我們如今看到很多清中期的桃花塢木版年畫收藏在日本。此時江戶早期流行的“寬永風俗畫”正在衰落，而新興的浮世繪風俗畫，需要新的表現(xiàn)手法和藝術樣式。就這樣，在以長崎為中介的貿(mào)易中，桃花塢木版年畫與浮世繪相遇了，這也是桃花塢年畫能夠對浮世繪產(chǎn)生影響的條件之一。

桃花塢木版年畫與浮世繪雖然相遇了，但要撞出火花，還需要基礎條件，這個基礎條件就是二者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和文化背景必須一致。明中葉以后，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在蘇州獲得長足的發(fā)展，蘇州手工業(yè)、商業(yè)興盛，市民階層強大，市民思想活躍，市井文化勃興。市民階層的文化需求和欣賞習慣有力推動著通俗文化的發(fā)展，如當時蘇州通俗文學的創(chuàng)作就在全國名列前茅，長洲馮夢龍的“三言”、太倉王世貞的《鳴鳳記》、昆山梁辰魚的《浣紗記》等都是深受市民歡迎的通俗文學作品。大量文學作品的涌現(xiàn)，為版畫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題材。尤其是桃花塢木版年畫中的都市風景、美人仕女題材，是這種儒雅市井文化的代表。總之，清代姑蘇深厚的市民風俗文化積淀是桃花塢木版年畫產(chǎn)生的沃土。而幕府統(tǒng)治的日本江戶時代，幕藩領主把武士、商人、手工業(yè)者等聚集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圍 —“城下町”，使得城市規(guī)模不斷擴大，于是大阪、江戶、京都等大城市形成，手工業(yè)商品經(jīng)濟高度發(fā)達，以工商業(yè)者“町人”為主體的市民文化得到極大的發(fā)展。町人階層解放天性，追求自由，思想成熟。町人文化取代貴族、武士文化，包括浮世繪風俗版畫在內的大量風俗小說浮世草子、戲曲“歌舞伎”等，就是體現(xiàn)市民社會生活的“町人文化”的集中表現(xiàn)。中國桃花塢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都產(chǎn)生于封建社會后期工商業(yè)發(fā)達，市民文化勃興的經(jīng)濟和文化背景下，這是桃花塢木版年畫影響浮世繪的第三個條件。?

(清) 桃花塢年畫西湖勝景圖 木版水印 縱101.7厘米 橫56.4厘米

三、桃花塢年畫怎樣影響了浮世繪

由前所述，桃花塢木版年畫對浮世繪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清中期(清中期桃花塢木版年畫又稱“姑蘇版”)這一時期的桃花塢木版年畫大量外銷至日本，恰巧碰上浮世繪大發(fā)展，先期成熟的“姑蘇版”給正在發(fā)展中的浮世繪版畫帶來了新的啟發(fā)。桃花塢木版年畫對浮世繪的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一是對浮世繪木版刻印技法的影響，二是桃花塢年畫仿泰西筆法對浮世繪透視技法的影響。

首先，桃花塢木版刻印技法對浮世繪的影響。浮世繪在萌芽期“寬永風俗畫”時還是手繪技法，嘗試木版刻印，是從菱川師宣開始的，他活躍于17世紀后半期，1694年去世。他第一次嘗試木版畫浮世繪是在17世紀80年代?？滴醵?公元1683年)宣布開海貿(mào)易，桃花塢木版年畫隨之到長崎，也就是說，菱川師宣在晚期創(chuàng)作中應該能看到桃花塢木版年畫作品，只不過此時是桃花塢木版年畫的早期，還處于書籍插圖版畫到獨幅版畫的過渡中，菱川師宣的貢獻就是使得小說插圖版畫脫離文字，以獨幅版畫的形式出現(xiàn)。同時在版印技法上，擺脫僅用墨色印刷的效果，開始嘗試手繪加色，版畫與手繪相結合。繼菱川師宣之后的鳥居清信(公元1664—1729年)墨印單幅美人立像已經(jīng)非常成熟，通過黑白色塊的組合對比產(chǎn)生虛實相生的構圖。再看桃花塢年畫，1740年前后的多彩套色印刷技術已經(jīng)相當成熟，如此時《蘇州閶門圖》《雙桂軒彈琴》等作品，版幅加大，刻印精美。桃花塢木版年畫的前期作品也呈現(xiàn)大量的紅印特征，雍正、乾隆時期的“姑蘇版”，通常色彩效果富麗而華美，這是由于較多使用朱標色、淺褐黃色和淺草綠，呈現(xiàn)暖色調，與排線灰色調，構成柔和雅致的畫面。此時的“姑蘇版”多采用墨版套印與敷彩相結合的方式，為了畫面效果，有時手工敷彩較多以使層次豐富。伴隨這些年畫作品流入日本畫家群體中，奧村政信(公元1688—1754年)也受到桃花塢年畫刻印技術的啟發(fā)，1743年前后開創(chuàng)浮世繪紅印。紅印是用紅色顏料取代朱丹手繪，再用其他顏料分色描繪。從單色墨印到紅印，體現(xiàn)了清代前期桃花塢年畫初期的刻印技法對浮世繪的影響。

自1765年，浮世繪迎來了發(fā)展的鼎盛期，紅印從1760年起逐漸增加色彩，向多色彩印發(fā)展，于是多色印刷版畫出現(xiàn)，以十種以上的色彩多次套印，印制的浮世繪版畫絢麗多彩，好像織錦一樣，故名“錦繪”。錦繪是在紅印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的，其技法就是以畫家為主，雕工、印匠協(xié)助共同完成。1760年是清朝乾隆二十五年，這時桃花塢木版年畫正是最為興盛的時期，雕版刻印技法達到至臻境界，此時也是其最為暢銷海外之時，可以說“姑蘇版”推動了浮世繪刻印技法的成熟。鈴木春信(公元1725—1770年)是將紅印發(fā)展到錦繪的關鍵繪師，他的魅力在于使用中間色印繪，畫面呈現(xiàn)微妙的色彩效果，尤其他筆下的美人畫，不僅有大和繪的古典美，而且吸收了桃花塢木版年畫中仇英的美人畫風格。喜多川歌麿(公元1753—1806年)確立的浮世繪“大美人頭”樣式，將全身像放大為上半身像，突出美人頭部，增加了單色平涂的套色印刷，色彩和結構極為簡潔，把多色套印的錦繪技法發(fā)揮得淋漓盡致。綜上所述，浮世繪版畫從單色墨印到與手繪相結合的紅印，再到多色錦繪的刻印技法這一發(fā)展過程，受到了桃花塢木版年畫的影響。

其次，桃花塢木版年畫中大量仿泰西筆法的作品，還影響了晚期浮世繪風景畫的透視技法。清中期的桃花塢木版年畫中涌現(xiàn)大量全景式風景圖，如《姑蘇萬年橋圖》，畫面中強調光源照射產(chǎn)生的明暗關系，形成房屋、橋梁等建筑物的陰影表現(xiàn)形式。這種由線及面的構成表現(xiàn)，就是西洋銅版畫中排線的方法，使用排線法來表現(xiàn)畫面的明暗層次和物象的體積感，是桃花塢年畫的“仿泰西筆法”。日本最早接觸透視遠近法，是通過從中國傳來的歐洲“眼鏡繪”，奧村政信用西洋透視法創(chuàng)新風景版畫，這種新的透視效果的風景版畫稱作“浮繪”，初期的浮繪僅是用作畫面背景。明和年間(公元1764—1771年)受桃花塢年畫仿泰西筆法的影響，浮繪出現(xiàn)了獨立的大型風景版畫，這種大型版畫在空間構成、排刀技法和放射性線條上模仿桃花塢年畫中的大型風景版畫，呈現(xiàn)立體透視的效果，如奧村政信的《座敷游興圖》。葛飾北齋是浮世繪風景版畫的集大成者，他的畫作不僅有桃花塢年畫仿泰西筆法的陰影透視法，還繼承了日本名勝畫的傳統(tǒng)，如《東京名勝概覽》。

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和日本浮世繪產(chǎn)生于中日封建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經(jīng)濟萌芽之際，工商市民文化登上舞臺的歷史大背景之下，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前，日本的文化藝術多方借鑒學習中國文化，從唐代遣唐使到歷代僧侶東渡，中國傳統(tǒng)藝術文化極大地影響了日本大和民族藝術的形成與發(fā)展，17至18世紀正值康乾盛世，清代文化藝術甚至遠播歐洲，桃花塢木版年畫在這一時期也傳播到日本，影響了江戶浮世繪的木版刻印技術和藝術風格，尤其是桃花塢木版年畫的仿泰西筆法，促進了浮世繪風景版畫對西洋技法的參用。

葛飾北齋 富岳三十六景· 風快晴 木版水印 〔美〕芝加哥藝術博物館藏

(本文全文刊載于北京畫院《大匠之門》?期，作者系蘇州工藝美術職業(yè)技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