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1896年第一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被翻譯引進中國，到2010年以來大量《神探夏洛克》“同人小說”在中文互聯(lián)網世界得到廣泛傳播，福爾摩斯與偵探小說在百年中國的文化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不斷“顯影”。

一方面，本專欄主要關注福爾摩斯在中國傳播與接受過程中的一些重要且有趣的現象，比如《老殘游記》中的人物竟然也會開口便提到“福爾摩斯”；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作者們熱衷于書寫“福爾摩斯來中國”的滑稽故事；福爾摩斯在當時不僅是文學人物形象，更進入到媒體與商業(yè)領域，成為小報名稱與香煙品牌；改革開放之初，葉永烈將偵探與科幻相結合，創(chuàng)作出“科學福爾摩斯”系列小說；甚至到2020年，香港作家莫理斯仍在續(xù)寫“香港福爾摩斯”的傳奇……

另一方面，不同于我在之前專著或專欄中更多聚焦文字文本——翻譯、創(chuàng)作、評論等文學形式與文字內容固然是我們“閱讀”福爾摩斯的基礎——本專欄更多關注圖像文本與形式，試圖從書籍封面、雜志版式、小說插圖、電影海報、影視劇照、廣告美術、連環(huán)畫作、兒童繪本與同人漫畫等不同歷史時期的圖像資料入手，來重新講述福爾摩斯與百年中國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因此，本專欄名為“中國福爾摩斯連環(huán)‘話’”，其實是從“畫”入手，追溯歷史時間線索（所謂“連環(huán)”），借“畫”說“話”。

劉堃《怎樣正確地閱讀〈福爾摩斯探案〉？ 》，《讀書》1959年第5期。

群眾出版社五十年代翻譯出版的《四簽名》封面，圖片來源：華斯比私人藏書。

《人民的巨掌》（1950年）電影劇照。

在1959年《讀書》雜志第五期上的《答讀者問》欄目中，刊登了劉堃的《怎樣正確地閱讀〈福爾摩斯探案〉? 》一文，作者在文中指出：

十九世紀英國作家阿·柯南道爾所寫的《福爾摩斯探案》盡管和當時流行的一些誨淫誨盜的黃色偵探小說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但是我們認為它也同樣隱藏著極深的思想毒素，這是必須認清的。它的毒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作品中存在著較明顯的資本主義、乃至殖民主義的色彩。評價一部文學作品的好壞，首先要看它總的政治思想傾向。作者阿·柯南道爾在這部作品中，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腐朽和資產階級的虛偽、丑惡的本質，但是由于他本人的出身（他是一個貴族），和他所處的時代關系，所以他是站在本階級的立場上，為統(tǒng)治者效勞，宣揚資本主義思想，維護資產階級的法權統(tǒng)治?！?/p>

二、作者在作品中極力把福爾摩斯描寫成一個神出鬼沒，神通廣大，高明超群的偵探家?！?/p>

他的偵察工作，群眾是沒有份的。這與我們的偵察方法恰巧是背道而馳的。我們的偵察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堅決地發(fā)動和依靠了群眾，采取群眾路線的方法，因而才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應當認識：偵察工作絕不是什么神秘的東西，脫離政治，脫離群眾，偵察工作要想取得成績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相反地，只有破除孤立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觀點，充分地發(fā)動群眾，把案情向群眾公布，傾聽群眾的意見，使專門機關的工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才能破獲案件。

劉堃在文中對以“福爾摩斯探案”為代表的西方偵探小說展開了系統(tǒng)性批判，其批判的主要思路有二：一是“福爾摩斯探案”包含有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色彩（偵探查案，很多情況下維護的是私有財產的安全），與社會主義道路之間存在矛盾；二是小說中凸顯的是福爾摩斯的個人英雄主義與作為偵探的神秘性，和當時的群眾路線背道而馳。相當于在階級屬性與群眾路線兩個方面，對偵探小說展開了批判和否定。本文所選的第一幅圖像即是劉堃這篇文章發(fā)表時的版面。

劉堃的觀點也并非其所獨有，正如蘇聯(lián)偵探小說作家阿達莫夫在《偵探文學和我》一書中所指出的，偵探作為資產階級私有財產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在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中失去了其固有的存在合理性，即“著名的文學工作者斯·季納莫夫在1935年曾寫道：‘偵探題材是文學題材中唯一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形成，并被這個社會帶進文學中來的。對于私有財產的保護者，即密探的崇拜，在這里得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不是別的，正是私有財產使雙方展開較量。從而不可避免地是，法律戰(zhàn)勝違法行為，秩序戰(zhàn)勝混亂，保護人戰(zhàn)勝違法者，以及私有財產的擁有者戰(zhàn)勝其剝奪者等等。偵探題材就其內容來看，完完全全是資產階級的?！保ǎ厶K聯(lián)］阿·阿達莫夫：《偵探文學和我——一個作家的筆記》，楊東華等譯，群眾出版社，1988年）而這一觀點更早還可以追溯至俄國著名作家和文學理論家高爾基那里，高爾基也曾指出偵探小說的資產階級審美趣味：“資產階級喜歡看到竊賊的靈敏和兇手的狡猾正如喜歡看到偵探的精明一樣。偵探文學直到今天仍是歐洲吃得飽飽的人們所最喜愛的精神食糧……”

當時國內對于西方偵探小說的批判，也是一種比較普遍的聲音。比如丁玲也認為偵探小說不僅格調不高，甚至是頹廢庸俗，并將其連同黑幕、言情等幾種舊小說一起歸入到“一切是酒后茶余的無聊的談資。僅僅是這樣也還好，可是它還教人如何去調情，去盯梢，去嫖，去賭，偵探小說就告訴人如何殺人滅跡……”的“文學糟粕”行列之中。類似的，在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1948年）一文中，也將偵探小說劃作“黃色文藝”，認為“這是標準的封建類型”、“迎合低級趣味，希圖橫財順手。在殖民地，特別在敵偽時代，被縱容而利用著，作為麻醉人民意識的工具”，“作品傾向是包含毒素的東西，一被縱容便像黃河決口，泛濫于全中國，為害之烈，甚于鴉片”。

在1961年10月由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試行本）》第十分冊“文學”部分中的“偵探小說”詞條下，其具體名詞解釋為：

產生和盛行于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通俗小說。描寫刑事案件的發(fā)生和破案經過，常以協(xié)助司法機關專門從事偵察活動的偵探作為中心人物，描繪他們的機智和勇敢，情節(jié)曲折離奇緊張。這類作品多數是品格低下，誨淫誨盜，宣傳資產階級道德觀的。著名的偵探小說有英國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偵探案》。

《辭?！分袑τ凇皞商叫≌f”這一詞條的相關定義，基本上綜合了上述劉堃、丁玲等人此前的觀點：一方面，偵探小說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脫離了群眾路線的小說類型，另一方面又在倫理道德層面被判定是誨淫誨盜、會毒害廣大人民群眾的、品格低下的文學品種。

關于前文所引劉堃對“福爾摩斯探案”所提出的批評，需要補充說明的另一個背景信息在于，20世紀50年代，“福爾摩斯探案”小說的翻譯其實并未徹底斷絕。從1957年底到1958年期間，群眾出版社先后翻譯出版了《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四簽名》和《血字的研究》三部長篇“福爾摩斯探案”小說，具體版次及印數情況如下：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倏螢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57年（1957年10月初版，首印46000冊；1958年6月第2次印刷，印數46001-70000冊）。

《四簽名》，嚴仁曾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58年（1958年3月初版，首印52000冊；1958年7月第2次印刷，印數52001-62000冊）。

《血字的研究》，丁鐘華、袁棣華譯，北京：群眾出版社，1958年（1958年6月初版，首印65000冊）。

也就是說在新中國成立后，西方偵探小說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雖然受到批判，但仍舊曾經部分地被重新翻譯并出版過，本文所選第二幅圖像，就是五十年代群眾版《四簽名》的小說封面。而從小說出版時間與劉堃文章開頭內容可知，劉堃所批評的對象和文章寫作緣起正是因為這一次福爾摩斯小說的翻譯和出版事件：

來信收到了。你說，群眾出版社自從1957年起陸續(xù)出版了《福爾摩斯探案》中的《巴斯克維爾獵犬》、《四簽名》、《血字的研究》之后，在讀者中，特別是在廣大青年讀者中引起了廣泛的注意，而且大家對這些書的認識很不一致。你問，對這些作品應該如何評價，是否可以閱讀，以及應當怎樣去閱讀，等等。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加以研究和探討的。現在趁復信的機會，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進一步來看，1955年3月4日的《文化部黨組關于處理反動的、淫穢的、荒誕的書刊圖畫問題的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對待圖書租賃行業(yè)中“一般的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偵探案》”，基本態(tài)度是“保留”，“一律準予照舊租售”。在事件發(fā)生的先后順序上，先是相關政策上同意“保留”，然后才有了1957-1958年群眾出版社重新翻譯、出版“福爾摩斯探案”，也才有了劉堃后來的那篇批判文章。

陳思和教授在討論1950-1970年代文學時，曾提出“民間隱形結構”的概念，即在當時的革命敘事內部，往往隱藏著一些傳統(tǒng)的民間文學與文化結構，比如《沙家浜》中阿慶嫂、胡傳魁、刁德一、郭建光之間的“一女三男”模式，《紅燈記》“赴宴斗鳩山”中的“道魔斗法”模式等等。而在這一時期，“福爾摩斯探案”在受到沖擊和批判的同時，也以某種類似“隱形結構”的方式保存了下來。比如1950年的反特電影《人民的巨掌》結尾處，負責審案的兩位公安偵察人員的人物形象與身份設定就頗有意味。其中一名身著西裝、口銜煙斗的偵察人員薛科長外型上顯然有著福爾摩斯的影子，而另一位身穿小褂、相貌憨厚的偵察人員則是他審案時的助手，且構成了影片中喜劇效果的來源。福爾摩斯與華生的組合在這里再次浮現，本文所選的第三幅圖像即是來自這部電影的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