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讀者的心理預(yù)期來看《惡女的告白》，這顯然不是一部典范的推理小說，它甚至沒有《絕叫》那樣從故事開頭就拋出的尸體，葉真中顯（Hamanaka Aki）在小說的開頭就安插了另一部小說，如同中文版實體書所做的雙層書皮一般，引領(lǐng)讀者進入一個雙線敘事的迷局。推理故事的謎底，往往帶來指涉真相的快感，通過他人的死亡，使得旁觀者獲得獵奇的刺激，積累日常難以尋獲的經(jīng)驗。但當這些讀者希求的東西，全部被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細節(jié)所填充，當葉真中顯主動模糊了現(xiàn)實與虛構(gòu)的邊界時，我們是更接近真實的現(xiàn)實主義了，還是那僅僅只是伊卡洛斯終須折落的翅膀？

2015年，小說《絕叫》的問世，讓日本讀者知悉了葉真中顯這個名字。當時還被定義為兒童文學作家的他所呈現(xiàn)的是一個極其令人窒息的日本女性困局，不被關(guān)愛、不被理解、缺乏棲身之所的鈴木陽子，她所有的掙扎、傷痛聚合在一次次撕心裂肺的絕叫之中。在這座被稱為“社會”的熱帶雨林中，她是實實在在的“棄民”，任何施加在她身上的苦難都是自然系統(tǒng)的“動態(tài)補正”。在看完2019年推送的同名電視劇之后，不由地慨嘆，雖然劇集削弱了原著的大量細節(jié)，但是在氛圍的烘托以及主要人物的塑造上，這部四集電視劇抓住了小說的精髓，尾野真千子、安田顯貢獻了扎實的演技。夕陽下的靜岡海岸邊，陽子獨坐的畫面久久地縈繞心頭，成為一種揮之不去的不適感。

在讀完葉真中顯的兩部小說之后，十分驚艷于他對于女性的洞察力與同理心。他在處理日本女性一生所遭遇的種種困局時，總能令人想到角田光代。家庭暴力、生育陷阱、職場PUA、婚外情……雖然元素如此冗雜，但是總能被安排得十分妥帖，隨著閱讀的深入，讀者會陷入一種“不道德感”中，明明故事愈發(fā)地慘烈，但是又忍不住去窺探結(jié)局，甚至對已知的、公認的惡行（比如陽子在《絕叫》中殺人騙保）會產(chǎn)生一種認同感，這種感覺可能與認同《白色巨塔》中不擇手段的財前五郎類似。

《惡女的告白》是小說家更接近于勇敢的現(xiàn)實主義的某種嘗試。

“出版這門生意，是通過少數(shù)暢銷書盈利來支撐整個大環(huán)境才得以成立的。只有這種書賣得好，才能讓沒什么銷量預(yù)期但獨具出版價值的書面世?！?/p>

好比這本小說的原名《漫長的午后》在切換語種之后，選擇了更適合營銷的“惡女”作為標簽，封面上還繪制了強烈視覺效應(yīng)的絕望主婦。讀者在視覺刺激下的先入為主可能會導(dǎo)致對小說中雙線并重的敘事格局產(chǎn)生誤解。小說中的戲中戲，即主婦志村多惠的文學夢實際上是附著于葛城梨帆的“另一種可能”，這位主婦是否殺害了自己的丈夫、兒子并不重要。葛城小姐作為編輯、讀者進入志村虛構(gòu)的故事世界，見證名為“惡”的花朵綻放在無可奈何的主婦身上。如同小說家在結(jié)局末了的坦誠那般——“如果……這真的只是一種假設(shè)——如果我真的殺了丈夫和兒子，又用它做題材寫成了小說，怎么會照著事實直接寫呢？至少也得把手法換了，細節(jié)部分也會更改。因為我想寫的不是紀實作品，而是虛構(gòu)的故事，是編造出來的。不過，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如果它能觸動到讀者的‘真實’之處就再好不過了?！?/p>

有多少“該死”的沖動被淹沒在世人習以為常的觀念里，有多少“該死”的人躲在大眾共同構(gòu)筑的共識之后竊笑。這些為他們提供庇護的東西才是真正牢籠弱者的實體，它們往往有正義的名號，有堅固的傳統(tǒng)，但卻是實實在在的泥沼，因為弱者的絕叫不曾被聽到，刻意被忽視。成為志村多惠“共犯”的葛城梨帆并沒有讓讀者感到厭惡，相反在戰(zhàn)栗的同時，讀者體認到了日本“社會派”的長處——那就是根植于現(xiàn)代日本社會的痛。

《絕叫》劇集海報

《絕叫》中作為連環(huán)殺人技法的核心是保險制度，不僅僅是作為金融工具，更泛指如警察、社會救濟等廣義的社會保險。鈴木陽子日后用于騙保的專業(yè)知識，來自于推銷保險的日常工作，對于殺人之后的無責辯護經(jīng)驗來自于弟弟橫死的車禍現(xiàn)場。明明都是用于保障人生命財產(chǎn)安全的名物，到頭來卻變成了與奪人性命、搶人錢財結(jié)合的“惡”。制度層面缺乏的維度，社會森林會用更達爾文主義的東西去填上。真實發(fā)生在上世紀日本的幾樁大案，比如綾瀨水泥殺人事件、北九州監(jiān)禁事件、尼崎事件……都能充分說明，在日本社會的隱秘角落，不曾被正視的社會問題兀自滋長，待到東窗事發(fā)，“惡女”“惡魔”的頭銜輕松地被媒體安置在嫌疑人的頭上，然后好像所有人只需要對著頭條念叨兩句“該死”就可以安享太平了。

NHK在2014年推出了兩集紀錄片，分別是《看不見明天：越來越嚴重的年輕女性之貧困》《女性貧困——新連鎖的沖擊》，片中系統(tǒng)地解析了當代日本女性所面臨的諸多危機?！吧僮踊笔侨毡菊恢标P(guān)注的核心，然而生孩子對于上層建筑而言可能意味著勞動力、社會保險，但是對于生育主體女性而言則是更加現(xiàn)實、瑣碎的細節(jié)。

“懷孕奪走了一切，包括工作、住處和人際關(guān)系。我們在‘嬰兒籃’遇到了很多女性，多得寫也寫不完。有的是孩提時代受到虐待，有的是男友、配偶肢體暴力或性暴力的受害者。我時常想，如果她們能得到備受關(guān)愛的撫養(yǎng)，或者是遇到更珍惜自己的愛人，她們的人生一定會是另一番光景?！薄杜载毨А?/p>

即便上述這一切女性都避開了，還要面臨職場看不見的天花板。一位在日工作的友人曾經(jīng)這樣形容：“雖然日本出臺了很多關(guān)于男女工作平等的法律，保障了女性的生育權(quán)利和工作權(quán)利，但是實際上上司在提拔員工時還是傾向于男性，這也是事實。”

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大臣柳澤伯夫在一次公開講演中表示：“年齡在15歲至50歲間的婦女數(shù)量是固定的。正因為生育機器的數(shù)量和設(shè)備是固定的，我們能夠要求她們的就是，每個人都盡最大努力?！边@番“生育機器”的言論自然遭到了社會的口誅筆伐，但是又有多少真心話是通過這樣的口不擇言流露出來的呢？

如果仔細留心葉真中顯的小說，你會發(fā)現(xiàn)這些真實發(fā)生的事件，都被記錄在他的小說里，有時是主人公看到的新聞報導(dǎo)，有時是同事們之間的插科打諢。它們的存在，無不在回應(yīng)著時代的提問，也從現(xiàn)實的角度上提升了作品的質(zhì)感。但是，最令人唏噓的或許還不是那些不忍卒讀的細節(jié)，而是赤裸裸的判語與可以預(yù)見的結(jié)局。

作者借志村多惠的筆寫下了《漫長的午后》，這位主婦的婆婆在生命的最后階段幾乎都是她在照料，從飲食起居到便溺沐浴，還要忍受言語上的暴力，她甚至習慣了這種來自同性長輩的壓力，獲得了一種扭曲的安定感，比如“媽媽就是該做這些”“媳婦就是這樣成長的”。但即便是如此盡心盡力，婆婆去世之后，從不過問母親日常的丈夫仍舊會指責是妻子害死了自己的母親。這種種映襯著這位主婦的文學夢，那就像伊卡洛斯飛向太陽，試圖為自己的生活開一個透氣口，最終那些支撐理想奢求的蠟被現(xiàn)實的熱度所融化——結(jié)局唯有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