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西方文論中早有“作者已死”的論調，突出讀者在作品價值和意義生成上的主要地位。但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字，作家寫作過程中有哪些心理活動，一些人物是否有典型、是否有現(xiàn)實依據(jù)，始終是讀者心中十分好奇的問題。巴金就是這樣一個不吝于談論自己對作品的理解、甚至對于其中部分人物好惡的作家，他曾在自己的小說《萌芽》的題記中寫道：“對于自己的文章總不免有點偏愛，每次在一本書出版時我總愛寫一些自己解釋的話?！彼簧鷮懽髁舜罅孔约鹤髌返男蛭?、評論，有時甚至同一本小說要寫作十篇以上各類序文、后記，閱讀這些序文，可以窺見他的個性和喜好，有時也能看到歷史滄桑變化的痕跡。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1980年攝于上海

巴金如何評價他的小說？

巴金在序跋中常常坦誠地流露對自己作品的愛，這種情感使他的創(chuàng)作激情與個人生命體驗緊密交織?！拔业膶懽骶褪俏业纳??！彼麑Α稅矍榈娜壳贰鹅F》《雨》《電》——有獨特的偏愛，曾說在這三部小說中“有我喜歡的東西”（盡管之后他的態(tài)度又有變化），坦言：“我從來不曾把我這個‘靈魂的一隅’打開給我的讀者們看過，因為我覺得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薄稅矍榈娜壳肥蔷哂小八饺诵再|”的作品，“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話卻成了火種，在我的心里燃燒起來”。這三部作品是激情之作，通過其中的人物表達了他對愛情、理想與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他的社會反思與熱情?！都摇肥撬硪徊坑兄詈竦那楦新?lián)系的作品，他坦言：“我的確喜歡這本書。小說里并沒有我自己，但是我在這里看見了我的童年和少年?！保ā都摇肺灏嫘?，1936年）他將作品與自己的經(jīng)驗融合，尤其是覺慧這個角色，寄托了他對于自由和反抗的渴望：“覺慧不是一個英雄，他很幼稚。然而看見他，我就想起丹東的話：‘大膽，大膽，永遠大膽！’我應該拿這句話來勉勵自己?！保ā都摇肺灏嫘?，1936年）

《愛情的三部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6月版

他也毫不諱言對部分作品的失望與不滿。在《火》的序中，他坦誠提到對這部作品的遺憾：“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fā)散我的熱情，宣泄我的悲憤，并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但是看看寫完的十八章，自己也覺得這工作失敗了?！保ā痘稹返谝徊亢笥?，1940年）他在寫作中缺乏充足的時間和經(jīng)驗，導致作品未能如愿傳達他想要的思想與情感。類似這樣的描述，在他的序跋中非常多見，他對自己大多數(shù)的創(chuàng)作都抱有類似的態(tài)度，認為是“失敗之作”，并且沒有一部滿意的作品。

在序跋中，巴金還會直接表露對于部分人物的愛憎之情，這在一些秉持著寫作需要更客觀的視角的評論家而言，可以說是很罕見的姿態(tài)。他喜愛那些勇敢反抗、不屈服于命運的人物，例如《家》中的覺慧，那個“幼稚而大膽的叛徒”，寄托了巴金對于自由與變革的希望。而對于覺新這樣的角色，巴金的態(tài)度則更為復雜。覺新象征了對封建制度的屈服與妥協(xié)，“他（陳劍云）甚至比覺新還更軟弱，還更缺乏果斷”，覺新是他口中軟弱的代言。他在序跋中傳達出對軟弱者的理解與批判，但也顯露出一種無法抑制的悵惘。

巴金敬重那些為自由而抗爭的靈魂，喜愛他們的勇敢和堅持，同時，他對那些屈服于命運、沒有勇氣去抗爭的人物充滿復雜的感情，既有理解，又有遺憾。一個愛憎分明而又熱情洋溢的創(chuàng)作者的形象通過序跋呈現(xiàn)在了讀者眼前。閱讀巴金的序跋，就像是在和他對話，感受他的情感、個性。

巴金的序跋有什么特點？

巴金的序跋不僅是作品的附加說明，更是他表達個人思想、情感和藝術觀念的重要途徑。在這些序跋中，他不斷與讀者、評論家對話，顯示著他對于小說藝術的理解。有時序本身也成為他文體實踐的場所，他在序中探索不同的形式風格。

在序跋中，巴金特別喜歡探討作品的真實性，回應讀者對其作品是否來源于生活的好奇。例如，在《家》的序言中，他提到：“有不少的人以為這是我底自傳，其實，這是一個錯誤?！彼３Ｗ鞔祟惿贽q，有時甚至長篇大論。但同時，巴金又在許多地方不斷地表示自己某些小說失敗的原因是“沒有生活”，又說“我的創(chuàng)作就是我的生活”。這看似有些矛盾的表述其實體現(xiàn)了巴金對于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關系的深思，以及他對虛構文學如何構建真實感的理解。他希望通過覺慧的故事，讓讀者看到一個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掙扎和覺醒。對巴金來說，創(chuàng)作的核心不在于簡單復制生活，而是通過虛構揭示更深層次的社會現(xiàn)實。

序跋中充滿了巴金的熱忱，語言中洋溢著對理想和人性的熱愛。尤其是他與劉西渭圍繞《愛情的三部曲》的通信中，劉西渭強調巴金的“熱情”，甚至稱其為“幸福的巴金”，但巴金卻顯露出了不同的意見，對他而言，“信仰給熱情開通了一條路，讓它緩緩地流去，不會堵塞，也不會泛濫”。是信念貫穿了他的創(chuàng)作，而不僅僅是熱情，使得這些作品充滿了生命的熱度和對社會理想的不懈追求。他用直率且熱烈的語調談論愛、理想和青年人的命運。這種解釋并非僅為澄清讀者的疑惑，而更像是一種信仰的宣言。

體裁上的獨特性也使得這些序跋頗具文學魅力。有時，巴金喜歡將序寫成一封書信，使得序跋帶有明顯而獨特的私人性質，諸如《家》的第一版序。而在更多的序文里，巴金有意以《野草》式的散文詩般而又抽象的言辭，使序跋本身成為作品文學性的一個部分。這在《復仇》的序和《最后的審判（代跋）》中體現(xiàn)得格外明顯，我將《最后的審判（代跋）》的結尾部分附在這里，可以感受這種獨特文體的魅力：

我醒過來的時候，挺直地躺在床上，薄薄的被蓋著我底身子。四圍沒有人聲，屋里抖著熹微的晨光。我底心還在胸膛里跳，我底身子還有熱氣，我底手還能夠動，我底口還能夠發(fā)聲。我很快活，我知道我還沒有死，我還活在這世界上。……

漸漸周圍起了人聲。

這不復是黑夜。天已經(jīng)亮了。

藏在序文里的時代印記

巴金在《家》的序文與后記中，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和反封建的定位表現(xiàn)出顯著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個人思想的不斷深化，也與不同時代的社會與文化氛圍息息相關，尤其是在“文革”后的“新時期”對“文革”的重新定位中，巴金對封建主題的理解逐漸走向復雜化與深刻化。

《巴金選集1·家》，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在1930年代的序文與后記中，巴金對封建制度的控訴直接而激烈。他明確表示，《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在于反對封建制度，反對壓迫個體生命的舊禮教。正如他在1937年的《十版代序》中所說：“我所憎恨的并不是個人，而是制度。”這種憤怒在《家》中通過對高家這個典型封建家庭的描繪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巴金通過塑造覺新、覺民、覺慧三兄弟的不同命運，展現(xiàn)了青年在封建家庭中的不同應對方式，尤其是覺新的軟弱和屈從成為封建禮教壓迫下的悲劇典型。他希望通過這些角色，喚醒人們對封建制度的認知與反抗，尤其是對青年自由與尊嚴的渴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金對《家》反封建主題的理解開始發(fā)生變化。1953年新版后記中，巴金依然重申了反封建的立場，但他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進行了更為冷靜的反思。他坦誠地承認，自己在創(chuàng)作中“太重視個人的愛憎”，缺乏冷靜的思考和對社會問題建設性解決方案的提出，“指出一條路”。同時，他也提出“《家》已經(jīng)盡了它的歷史任務了”，在寫文章時的1953年，“路”的含義十分明確的，那時的知識分子們真誠地相信封建制度已經(jīng)徹底被消滅了，我們正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而在1977、1978這兩年間，巴金的觀點又發(fā)生了明顯的變化。1977年8月的重印后記中，巴金仍然堅持“我的作品已經(jīng)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任務，讓讀者忘記它們，可能更好一些”，而他在同年給法譯本撰寫的序中仍然強調：“我的書中描寫的生活已經(jīng)不是新中國青年所熟習的了”。但到了1978年11月29日的文字里，他的態(tài)度已經(jīng)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他寫道：“這篇序文在這里第一次發(fā)表，我想借這個機會糾正自己的一個錯誤。我前天寫成的《爝火集·序》里有這樣一段話：‘今天要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就必須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寫了《家》的《重印后記》，我說這部小說已經(jīng)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F(xiàn)在我知道我錯了。明明到處都有高老太爺?shù)墓砘瓿霈F(xiàn)，我卻視而不見，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無知?！?/p>

為何發(fā)生這樣的轉變？我們必須回到那個歷史的現(xiàn)場中去尋找答案。1977年到1978年，“文革”剛結束，正是歷史轉換的當口，正是“時間開始”的時候，首當其沖的，便是對“文革”的歷史評價問題。1970年代前幾年的主導話語是“反右”，無論是林彪集團還是“四人幫”，都被看作“修正主義走資派”，是“極右的路線”，但到1978年，尤其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中，將“四人幫”定性為“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的“極左路線”，七八月間《人民日報》的系列文章更直接將“四人幫”定性為“封建主義的陰魂”。而這同一年的11月，巴金正式調整了自己對《家》的判斷，他再次將《家》中的“反封建”視作當下緊迫的時代任務了，這其中的歷史意味耐人尋味。

巴金不僅是寫作序跋，他也通過一次次回顧和重思不斷調整自己的創(chuàng)作立場和歷史觀念，將其與時代的命運緊密相連。從反封建的憤怒呼喊，到反思性的冷靜自省，再到對現(xiàn)實社會的警示與鏡鑒，《家》的序跋內容記錄了一個作家的屈折變化，也記錄了一段時代的精神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