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官紳之郵：江蘇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法] 蕭小紅著，[法] 蕭小紅、[法] 王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8月版

近期我在翻閱法籍華裔學者蕭小紅教授新近出版的《通官紳之郵——江蘇地方精英的角色（1905-1914）》，這部新著其實并不新異，而是她1997年在法國博士畢業(yè)論文通過后由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校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的專著，說起來距今已有二十余年了。不過，對于中國學界來說，我以為仍然是新近而具有啟發(fā)性的，很多觀點對于中國讀者來說，不啻具有醍醐灌頂的警示功能。中國的近現代史學百余年來深受革命史觀的影響，總是忽視乃至遮蔽那些曾經發(fā)生過，甚至起到了歷史推動作用的基本史實，然而，中國的近現代史正是由這些數不清的非重大歷史革命事件一步步累進完成的，看上去它們并沒有多少革命主義的光環(huán)，甚至具有某種保守改良的性質，但是，正是這樣的點滴工程，卻是推動歷史進步和社會轉型的真正動力。這部著作選取的便是中國百年變革中的一個片段，懷抱著歷史的溫情，用厚重而翔實的筆墨，著重考察和分析了江蘇地方精英們在1905-1914年間圍繞著教育、政治、經濟的社會化改良活動，揭示了他們對于推動中國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貢獻。在近代史學界，這類研究無疑具有非常新穎和獨特的價值，我認為它展示了中國現代化過程另外一個維度的進展，與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有某種隱秘的聯系。

首先，這部著作還原了歷史的某種真實境況和社會進程。當今的讀者一接觸到近代史，映入眼目的絕大多種讀物都是偉大的革命事件，從康梁變法到辛亥革命再到國民革命，直到五四運動，工農革命，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當然都是歷史的重大事件，具有著頂天立地的作用，但是，這些重大的偉大革命之外，或者貫穿著這些革命運動之間的，其實中國社會還有很多看上去局部實乃更為本源性的社會活動，它們往往是偉大革命賴以發(fā)生和取得勝利的社會基礎，但卻被舍棄掉了。例如，蕭小紅研究的這塊歷史內容，即在晚清和民國初年以江蘇教育總會的創(chuàng)建及其圍繞著它的發(fā)展壯大而孕育出來的東南官紳們推動中國社會從教育變革到政治變革的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全局性改良運動，就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歷史內容，它們構成了與中國革命史相輔相成的另外一個面向。閱讀這部書，一個直接的印象就是它還原了當時社會的這個久被歷史學家們忽視的真實情況。

該書用大量的篇幅具體分析了作為地方單位的江蘇教育改革的歷史內容，從晚清江蘇地方精英參與教育改革到江蘇教育總會的創(chuàng)立以及地方精英與教育改革的互動，全書大致有三分之二的文字用來分析和解剖這個圍繞著地方教育改革的社會活動之實錄。我們看到，作者抓住了中國古今之變轉型期的1905年到1914年這個重要的時間節(jié)點，集中關注在辛亥革命這場政治和軍事革命背后的有關教育改革事宜，在她看來，教育改革才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關鍵的癥結點。因為傳統(tǒng)社會的官制基礎是科舉制，社會精英（從中央到地方）通過科舉制進入政治行政領域，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但晚清之際，科舉制搖搖欲墜，直至科舉制被廢除，這個通道關閉了，精英階層如何進入統(tǒng)治行政領域就成為一個重大的問題，于是早在晚清新政之時，張之洞、劉坤一領銜實際由張謇等人參與策劃起草的“江楚會奏”就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國家行政、軍隊和教育的方案，新政中的一項就是教育改革。隨著科舉制廢除、清王朝湮滅，政治和軍事另立新章，但教育改革卻依然需要開展現代化的探索，于是，在民國初年，因應社會訴求，為社會精英群體開辟新的社會進階途徑，官紳從事教育改革就成為一時的風尚?？梢赃@樣說，革命偉業(yè)完成了，教育改革才剛剛開始。

這是一個大視野中的中國近現代途徑，作者能夠從紛繁復雜的社會潮動中抓住教育改革這個樞紐，還原那個時代的一些真實的境況，把當時有關的從中央的京師大學堂到各個地方省市的風起云涌的教育變革的新事件、新方式和新人物，匯總參照，互為映鑒，描繪了一幅真實而生動的社會圖景，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至少使讀者看到，在革命紛紜之外，中國社會的其他領域，尤其是在教育改革領域，其實還有著更加波瀾壯闊的生機，而它們的擔綱者并不是大家熟知的那些革命元勛和軍事領袖，而是在此期間占據核心地位的“官紳”。本書的書名便是借用了張謇使用過的詞匯：“通官紳之郵”，在作者眼中，“官紳”是一個動態(tài)的詞匯，意味著傳統(tǒng)的官宦逐漸融入社會，在政治（國家）與社會（經濟）分離的現代化結構中，由官而紳，擔負起重鑄自身與重鑄社會的使命，在此曾經的前清狀元竟然一變?yōu)榻鲜考?，這些前清科舉進士及第的官員們，他們在新時代因應社會潮流，由官紳轉變?yōu)槭考?，作為社會精英，他們主動地啟動了社會變革，這是一場從經濟到教育等多個領域的社會變革，這部書便是圍繞著張健領銜創(chuàng)建的江蘇教育總會及其引發(fā)了一系列教育變革的事件而展開的。

我曾經研究過西方十八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我發(fā)現這樣一個情況，那就是在十八世紀的蘇格蘭社會，有一大批所謂的社會精英，尤其是知識精英，也可以稱之為蘇格蘭社會的士紳，像哈奇遜、大衛(wèi)·休謨、亞當·斯密、弗格森等人，他們接續(xù)了英格蘭光榮革命的思想成果，在洛克、潘恩的革命理論之后，尋求的是關于社會重建和改良政府、理順經濟秩序、恢復法治傳統(tǒng)的事情，這一點與中國辛亥革命之后，張謇所代表的一大批中國士紳精英所做的事情，兩者之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的重心都不在打破一個舊政治，而在構建一個新社會。尤其是在中國，教育改革刻不容緩，一大批社會精英如何融入社會，領導社會，需具備何種新知識，樹立社會經濟與文化的新標桿，等等，都需要教育體制予以形塑。所以，從長遠的視野來看，新型教育體制的改革就遠比軍事和政治上的革命運動更為根本。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士紳們所探索和實踐的路徑，并非法國啟蒙運動的革命教育路徑，而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社會改良路徑，通過點滴的教育改良，把傳統(tǒng)書院的有益資源和工商經濟的社會財富支持，打通教育、經濟與政府的隔膜，不受制于國家政府的行政羈絆但有謀求政府的善意扶持，這種改良主義的教育改革成為這批新型士紳的基本理念和教育改革的指導原則。這部書雖然偏重于歷史事實以及統(tǒng)計數據表格的調查性分析研究，使用的是實證歷史學的方法論，并沒有多少思想史的深入思考，但其底蘊卻仍然能夠喚起讀者的聯想，其內在的關懷是歷歷在目的。

翻閱這部書時，我還不時地涌現出另外一個在我看來更為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么作者如此關注這個地方性的教育改革主題呢？作者的主題定位和思路是非常明確的，以江蘇教育總會的設立以及運作實踐為中心而展開，但為什么選擇江蘇，而不是其他省份，為什么集中教育改革而又涉及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囊括當時中國除了軍事之外的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議題呢？這些看上去具有歷史學科的延續(xù)性甚至偶然性，即關于這個時段的中國教育改革，尤以江蘇的教育改革最為凸顯和成功，很多相關的學術研究大多聚焦于此。蕭小紅教授也是學有傳承，一路做下去，自然水到渠成。但在我看來，這只是表面的視角，其實通觀此書，這個主題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拓展，甚至溢出了狹隘的近代教育學領域，具有了某種社會政治理論史的意義。因為本書緊緊抓住了“地方精英”這個重要的社會政治學變量，于是其關于教育改革的研究就具有了另外一番含義。誰都知道傳統(tǒng)中國社會是皇權專制的大一統(tǒng)機制，地方精英在這個體制中是無足輕重的。但是晚清時代有了重大的變化，隨著中外戰(zhàn)爭以及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的結束，漢族官僚的地位明顯上升，且還出現了東南互保運動，地方勢力，尤其是江南勢力逐漸占據主導地位，至于辛亥革命和民國構建，就是地方勢力脫離滿清統(tǒng)治自立協(xié)商建國的政治和軍事成果。本書考察的教育改革時期（1905-1914年）正是晚清和民國政治權力交替易位的跌宕起伏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的地方精英無疑在各個方面都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核心作用，教育改革領域只是其表演的一個場所，當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場所。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教某種意義上具有西方社會中的宗教神學的意味，所謂以史代教的傳統(tǒng)及其現代變革。所以，抓住“地方精英的角度”，這部書就具有了綱舉目張的作用，作者使用這個副標題也是恰如其分的，對此她顯然有清醒的問題意識。

應該指出，央地（中央與地方）關系一直是中國政治社會的一個樞紐，在大一統(tǒng)體制下，地方被中央壓抑，社會缺乏生機，中國現代化的早期轉型，就是以地方勢力的崛起為標志的，晚清的垮臺以及民國的肇始，與地方精英的主導性裂變密切相關。地方精英逐漸脫離中央政權的管制，但如何發(fā)展，以及如何處理央地關系，這是任何一個現代化國家在國家構建過程中都面臨的一個攸關問題，若任其演變，就會導致地方割據乃至國家四分五裂。在此，地方精英的角色就變得非常重要，其中，地方精英的知識獲取、人格塑造以及權責匹配，等等，就顯得十分關鍵。本書雖然不是一部歷史政治學的專著，但就其關注的教育改革領域，其實也涉及央地關系，即協(xié)調處理中央教育部門與地方教育機構，尤其是諸如省級教育總會這樣具有民間性質的機構的關系問題。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江蘇省教育總會聚集的江南社會精英，他們不是盲目追求地方教育的自治性和獨立性，而是協(xié)調中央機構與地方機構的關系，確立相關的權責范圍，相互補益，共同推進教育體制的改良主義變革。雖然矛盾是時時處處存在的，但通過協(xié)商和妥協(xié)總是能夠部分解決的，這就是點滴性的社會變革之精要。當然，這就觸及本書的一個關鍵部分，即為什么是江蘇教育總會云集薈萃的地方精英所推動的教育改革，由此撬動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古今之變的呢？這樣一來，本書的研究對象就具有某種特殊性甚至典范性的含義，通觀這部著作，我發(fā)現作者隱含著指出兩個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視，它們是支撐本書主題結構的兩個要點或支點。

第一，本書選取的江蘇省尤其是江蘇教育總會勾聯的江蘇乃是政治社會學意義上的大江蘇，在當時那個時間點上，江蘇可不是一般的省份，而是晚清以降直到抗戰(zhàn)前期中國社會最為發(fā)達的省份，不僅是經濟社會而且還是人文社會等多個層面。就地域來看，它甚至包括上海以及長江中下游流域，所謂的江南富庶之地和人文昌明之所，這個大江蘇可謂占據二分之一，其次就是浙江和安徽以及武漢等沿江的部分地區(qū)。所以，張謇設立江蘇教育總會把會址放在上海，別有一番深意，其工商經濟、國際交流以及文化傳播，都遠遠超出了行政江蘇的范疇，在中國具有高標典范的意義。這些內容，我們在書中的一系列具體細節(jié)的描繪和敘述中，從教育總會的設立過程以及江南士紳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對于總會所倡導的教育改革方案的支持，江南地方精英與教育改革的互動，可以說是隨處可見，歷歷在目。作者能夠從一個廣泛的大江蘇或江南社會精英的視角來分析地方勢力對于現代教育改革的支持，這就有所突破。所謂江蘇教育總會實乃中國教育總會也，且不隸屬于政府的官吏譜系，乃是社會之自發(fā)組織，雖然接受政府教育機構的指導，但總會章程、組織機構、人員、經費和運作，等等，都來自地方和民間并作用和施惠于地方和民間，這就為中國當時的社會自治拓展了廣闊的空間，為中國各種人才的培養(yǎng)奠定了社會的基礎。這種具有現代化性質的教育改革某種意義上屬于自生自發(fā)的社會演進路徑，具有自由發(fā)展的動力機制。我們不得不嘆服，早在一百多年前，張謇所代表的江南社會精英就根據中國新興的辦學興教經驗，摸索出一條社會辦學的成功之路。其實這僅僅是一個方面，回溯中國近現代歷史，我們看到，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過程，江南的地方精英不僅在教育領域，而且在社會的諸多領域，例如工商領域、農墾領域、外貿領域和科技領域，甚至社會自治領域，都走出了一條央地關系的新路，不同于大一統(tǒng)的體制，所謂地方自治、聯省自治等等，都是可圈可點的社會探索，江蘇（包括上海）的教育改革是與這些新理念相輔相成的。

第二，江南社會精英的群體共識。中國的社會進步是需要一代乃至數代杰出的天才為之努力而逐漸實現的，在這部書中，不僅為今天的讀者描繪了一段一百年前關于中國早期現代化教育改革的故事，敘述了圍繞著江蘇教育總會所展開的一系列改良傳統(tǒng)舊式書院私塾教育探索現代新式學校教育的歷程和曲折道路，并通過專業(yè)的歷史統(tǒng)計學為我們繪制了眾多的圖表數據和相關的資料編撰，在我看來，更為有意義的是本書提供和記錄了一大批當時具有現代眼光的且具有行動力的江南士紳，他們是如何接受新知識并且戮力同行，在一片蒼茫之地開辟出一條教育改革的新路，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這批推陳出新的江南士紳，他們的群體共識以及卓絕努力，才是這部著作最為出彩的地方。對于一個走向現代社會的傳統(tǒng)帝制國家來說，除了需要一批激越的政治、軍事等方面的革命家之外，更需要秉承改良主義的社會各個方面的建設者，教育尤其在其中占據優(yōu)先地位，舊式科舉制式微，新式西方學科教育如何實施，這是一件困難的大事。以張謇為代表的中國新型知識分子，即所謂的官紳或士紳，他們如何因應時代變革，創(chuàng)建新式教育，改革千年陳舊的舊體制，引入現代的新式學校體制，并實施現代科學知識的人才培養(yǎng)，這就需要一代人乃是數代人的努力奮斗。在張謇周圍，我們看到一大批江南士紳，諸如沈恩孚、姚文楠、袁希濤、楊廷棟、雷奮、方還、劉厚生、孟昭常、史量才、唐文治、黃炎培，等等，這是一大批具有新知識并曾經當官和經商的江南精英人士，他們雖然在很多方面未必觀點相同，對于教育改革的具體步驟和舉措可能意見迥異，但從大勢來看，他們是中國當時最具有生命力的社會實力派人物，且接受西方新思潮，推動教育、新聞和經貿等多個方面的社會變革。

這些卓越之社會俊杰，在當時那個辭舊迎新的時代，高標特立，云集在張謇周圍，以江蘇教育總會為社會平臺，上達政府相關衙署，下啟江南社會各界民眾，尤其是能夠利用自己的商界、學界和海內外資源，廣泛而深入掀起一股足以影響朝政的改革運動，真正做到了實現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重任，通過江南中國引領了整個大中華地域的全方位變革。我曾在自己的一部關于中國憲制史的著作中，談到百年前中國社會的三波士紳派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第一波是晚清新政時期的士紳改良派，第二波是民國前后的士紳改良派，第三波是國共合作時期的士紳改良派，說起來，第一二波中國社會的士紳改良派參與塑造中國社會的事業(yè)，與張謇等人為代表的教育改革、商貿改革和社會改革，若符合節(jié)，密切相關，他們構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改革史上的重要一環(huán)，尤其是教育改革，更是切中要害，從根本上改變著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為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革打下了基礎。這部著作，應該從這個大歷史視野來解讀，在這個宏觀尺度之下，我們看到作者具體而翔實地記述了整個江南地方精英是如何以教育改革為突破口，一步步圍繞著江蘇教育總會的設立、運作和其中發(fā)生的一系列涉及教育內容、程序和學校類別、學科分殊、教師遴選、考核標準、學校章程、辦學經費、學校財政，以及學校自治與政府衙署之間關系，等等，而展開和演變的。這些內容都是現代教育改革的一些具體而重要的方方面面，重在細節(jié)，長在爬梳，這部書的學術性和歷史價值也均在于此，我非專業(yè)歷史學者，對于相關問題的得失，尤其是貢獻，我無力置評。

最后，我想說的是，這部著作蘊含了一種濃郁的政治學氣息，表面看上去她談論的是江蘇教育改革，并且用大量的資料文獻，包括大量圖表和數據，來具體梳理關于這個時期的教育改革的林林總總，非常具有歷史考據學的意味。但是，由于那個時代的江南社會精英群體，他們并非單一的新式教育的改革家，而都是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者和推動者，每個人都是百科全書式的且還具有社會實踐性的擁有大量資源的改革家，所以，他們的言行并非僅局限于教育領域，他們的社會實踐是多方面的，所以他們作為地方精英的角色是全方位的，且還是富有生命力的，并且取得了深厚的社會成果。雖然這部書仍然是聚焦于江蘇的教育改革，但其賦予教育改革的內涵就與一般意義上的狹義教育改革迥然不同，也可以說，賦予了其本來就具有的社會政治的使命，教育改革其實是這個時代的政治議題，并且還是具有領頭性質的政治議題。這批江南地方精英，他們通過聚焦地方教育改革，從本質上說是在從事一項政治變革。我們看到，他們通過教育總會，逐漸組織了地方諮議局，從事地方選舉，提出遠超出教育范疇的有關社會經濟、商貿、通商、慈善，甚至議會政治的政策建議和實施綱要，等等，這些其實都是在參與政治變革。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他們積極參與和推動的政治，是改良主義的政治，不是革命主義的政治，是與政府和憲法相輔相成的政治。這個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從全書的章節(jié)構成中，可以看出她的關切，例如，全書總共五章篇幅，其最后兩章就是：第四章“從教育改革到政治改革”和第五章“從立憲到革命”，這兩章顯然已經超出了狹義地方教育改革的內涵，具有了從教育改革的社會內容到政府政治改革的政治內容的演變，而這些政治性的議題并非作者的虛構，而是當時那個時代地方精英從事于社會改革的真實路徑，是那個變革的時代一代社會精英的歷史宿命，作者富有洞見地把其內在的軌跡揭示出來了。

總之，以江蘇教育改革為研究對象，以地方精英的角色為量變機制，以一百年前的動蕩歲月為時代標簽，蕭小紅教授的這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和解讀中國社會在教育乃至社會多個領域所發(fā)生的一系列變革的故事，其中的人和事，尤其是內在的深層邏輯，值得閱讀和深思，它們對于我們今天考量置身其中的教育和社會問題仍然具有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