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3日至24日，復旦大學舉辦了第四屆中國思想史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的主題為“萬事可觀：知識的思想史”。開幕式由上海市博物館協(xié)會名譽會長楊志剛先生主持。

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葛兆光先生，發(fā)表了題為《萬事可觀與萬物堪思——談知識史與思想史》的致辭。他講到，思想史研究應突破傳統(tǒng)局限，通過聯(lián)結知識史與社會史，探索思想產生的知識土壤及其實現的社會語境，從而使思想史研究更加全面立體。他強調，思想的形成離不開知識基礎。通過分析《白虎通》等經典著作，可以發(fā)現中國古代政治倫理建立在天地結構等自然知識之上，這展現了思想與知識的緊密聯(lián)系。一旦這種知識與思想的支撐關系破裂，思想文化體系就會隨之崩潰，如日本江戶時代從朱子學走向現代思想的過程，便是自然、社會、人類分化的結果。此外，葛先生提出，“萬事可觀，萬物堪思”，思想史研究應從具體的事物中挖掘形而上的思想內涵。這種研究方法強調從知識史追溯到思想史，從形而下到形而上，揭示傳統(tǒng)思想與生活世界的聯(lián)系。同時，他借用陳寅恪“移情”的研究方法，倡導通過回到歷史語境，真實感受思想產生的環(huán)境與情感，從中提煉被忽略的思想面向。發(fā)言最后，葛先生鼓勵研究者從古地圖、宗教繪畫、服飾制度等豐富的文化材料中探索思想史的新視野。他指出，思想史研究的潛力還遠未被完全挖掘，需要結合知識、歷史與情感，開拓更加多元的研究方向。

隨后，會議進入了青年學者報告環(huán)節(jié)。本次會議不僅邀請了來自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和法國遠東學院的海外學者，還邀請了來自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的國內學者參與。

第一場分論壇主題為“法國漢學與中西思想交流研究”。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教授王論躍（Frédéric WANG）發(fā)表了題為《法國漢學家對中西思維模式的思考》的報告。在報告中，他介紹了葛蘭言的關聯(lián)主義思想，謝和耐提出的中國組合邏輯與西方話語邏輯的對立，汪德邁探討的“形式”與因果的差異，以及朱利安關于過程與超越、內在與創(chuàng)造對立的觀點，深入分析了法國漢學家對中西思維模式的多層次思考。最后，他提出了“是否需要告別相異性？以及如何避免在處理相異性時陷入文化本質主義傾向”的關鍵問題。

Marcel Granet 葛蘭言（1884-1940）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潘澍原在報告《羽翼與發(fā)明：明季儒生陳藎謨對歐洲矩度測量的知識接納》中，以明季儒生陳藎謨所著的《度測》為例，探討了他通過發(fā)明傳統(tǒng)，以此來吸納外來數學知識的做法。報告指出，通過具體分析陳藎謨在這一過程中所采取的策略，可以更清晰地審視明清學者在糅合傳統(tǒng)學術與外來知識時所運用的多樣方式與實踐路徑。

Georg Peurbach, Quadratum Geometricum praeclarissimi Mathematici Georgii Burbachii. (1516)

法國遠東學院副教授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的報告《一位法國漢學先生的中國經驗與“本土科學”——對沙畹著作的反思性解讀》，回顧了法國早期漢學家沙畹的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報告旨在探討這部作品的思想淵源及其對當代中國研究的啟發(fā)作用，并通過反思性視角，將其置于過去一個世紀社會科學知識范式和漢學研究形態(tài)劇變的背景下，深入分析其學術意義。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戎恒穎在《法國宋史研究與年鑒學派的互動》中，以藍克利的宋史研究為核心，探討了法國宋史研究與年鑒學派之間的學術交流與互動。報告從宋史研究和海外漢學研究的雙重視角，分析了年鑒學派的社會科學研究取向，及長時段歷史觀察方法對法國漢學的深遠影響，同時探討了以藍克利為代表的法國中國史研究成果，如何反哺年鑒學派的歷史學研究。

第二場分論壇主要圍繞“東亞地區(qū)知識、文化與思想的歷史變遷”進行討論。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博士后韓藝丹的《海域形勢、利害之辨與晚明閩浙海洋的開閉》，報告系統(tǒng)梳理了明代后期圍繞寧波開海問題的利害爭辯。以嘉靖倭患、壬辰戰(zhàn)爭時期及十七世紀初的三次思想論爭為切入點，深入分析了開海支持者與反對者各自的立論邏輯。報告指出，十七世紀上半葉，明廷在處理對日關系時所遵循的政治與經濟邏輯，最終促使閩海政策進一步收緊，而禁海一方的利弊考量也獲得了中央的認可。

福建海防圖（約1616年）（資料來源：孫靖國《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

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中國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耿勇，報告題目為《從事件到知識：壬辰戰(zhàn)爭、科舉策問與相關知識在晚明社會的生產》。報告指出，壬辰戰(zhàn)爭這一政治事件隨著十六世紀中葉科舉策問時務化的趨勢，逐漸成為各級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并由此“生產”出相關知識。這些知識不僅融入晚明廣大知識階層的思想與知識體系，還成為晚明“經世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了政治事件與知識生產之間的深刻互動。

山東大學歷史學院副研究員丁晨楠的《朝鮮士大夫們的“致富經”》認為，十七世紀以來，朝鮮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對朝鮮內貿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朝鮮士大夫的商業(yè)觀念也深受同期中國思想的啟發(fā)。這些士大夫在借鑒中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朝鮮實際，積極探索通過商業(yè)活動改善貧困的方法，并撰寫了如《東方貨殖傳》《海東貨殖傳》等一系列“致富經”。這些著作展現了他們對日益商品化世界的主動適應和深刻思考。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呂博的《再談〈七錄序〉與阮孝緒的知識、思想世界》指出，南朝阮孝緒的“閱讀領域”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主要學術門類，對其個人閱讀歷程及其總結性著作《七錄》的目錄構成進行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阮孝緒的“閱讀史”和精神發(fā)展歷程，不僅展現了其個人的學術與思想世界，也折射出整個南朝學術文化與精神世界的演變。

北京服裝學院美術學院教授陳芳的《〈大駕鹵簿圖書〉中“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統(tǒng)》從結構語言學的視角，結合天文考古學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討了《大駕鹵簿圖書》中“龍旗十二”的源流、“物”的神格化過程及其象征性系統(tǒng)。報告分析了全圖通過圖式結構模仿天象圖的表現方式及其象征意義，進一步揭示了“物”的神格化及象征性系統(tǒng)在繪畫創(chuàng)作中的核心地位與重要意義。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青年副研究員劉小朦的《“圓短紅熟”與“三椏五葉”：十八世紀人參圖像的全球知識史》通過人參這一案例，深入探討了圖像在近世科學知識跨國傳播與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人參作為一種溝通媒介，其圖像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逐漸擺脫了地方性特征，而時間性的表達則逐步成為普世植物知識形態(tài)中最為突出的元素。

《唐土訓蒙圖匯》，1719

第三場分論壇以“近代中國思想轉型與知識傳播”為主題展開。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唐小兵的《比較與比附——中西文化論爭的再反思》通過分析民國時期知識界圍繞中西文化論爭的核心文本，探討中西文化比較與互鑒的可能路徑，并進一步思考在多元現代情境下如何充分實現中華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文章還對“比較”與“比附”作為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進行了深入而理性的探討。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李里峰的《汪康年的觀念世界——兼論實踐家的思想史意義》認為，汪康年作為實踐家而非思想家，其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反映世紀之交中國士人的“一般思想狀況”。文章將汪康年視為中國思想“轉型期”的一個典型文本，深入剖析其以實踐為主導的觀念世界，以更具象的方式展現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理路及其變遷軌跡。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曹南屏在《清末“國家學”知識傳播補論——以伯倫知理〈國家學〉為中心》中，進一步探討了《清議報》連載的《國家論》與善鄰譯書館出版的吾妻兵治本《國家學》之間的關系，指出《清議報》刊載《國家論》的時間早于善鄰書局正式出版《國家學》。此外，文章還聚焦于“韜吾精舍叢書”中《國家學》漢文刊本的傳播，并考察了“國家學”向“政治學”術語演變的過程。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羅祎楠在《“我們的思想”如何生成？：走向“活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出了“活動”的思想史敘述方式。這種方法將個人思考、人類思想世界與社會互動情境融為一體，展現出思想史超越單純“客觀研究對象”的豐富意涵?！盎畹乃枷胧贰毖芯垦永m(xù)了自南宋興起的“經世”學術傳統(tǒng)，將思想史轉化為理解時代的工具，使其成為時代精神生活的核心組成部分。

最后一場分論壇以“歷史語境中的思想與知識傳播”為主題。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白若思在《俄羅斯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與儒學思想在俄羅斯傳播》中，探討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俄羅斯政治理論對儒家思想的獨特解讀，論證了葉卡捷琳娜對儒家政治理論的興趣對十八世紀末俄羅斯?jié)h學發(fā)展的深遠影響。文章指出，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在北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漢文、滿文及中國古典著作的研究，這一傳統(tǒng)在葉卡捷琳娜統(tǒng)治期間得以延續(xù)。同時，葉卡捷琳娜還資助出版了第一批翻譯成俄文的中國經典著作，為儒學思想的傳播提供了重要支持。

葉卡捷琳娜二世收藏的中國藝術品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趙宇在《金元以降的三原張氏家族——兼談關中地方社會諸問題》中，對金代以來延續(xù)約五百年的關中三原張氏家族的世系進行了考論，同時分析了該家族與理學儒士之間的交往。他提出，金元時期被視為士人文化“黑暗時代”的觀點尚需進一步商榷。文章認為，三原張氏家族自金元時期起即展現出較為鮮明的地方意識，這一現象表明，傳統(tǒng)上認為北方直到明清時期才出現顯著地方意識的觀點值得重新審視。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副教授謝一峰在《西京如在：南宋王朝的“洛陽情結”》一文中，通過橫向和縱向的比較，深入分析了南宋各個時期“洛陽情結”的不同表現形式，特別探討了其核心關注點及其重心的演變。文章系統(tǒng)性地反思了洛陽這一“缺席的在場者”對南宋王朝的重要意義，并從政治與文化情結的角度重新解讀了理宗初年“端平入洛”這一歷史事件，揭示了其深遠的歷史意涵。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段志強在《觀念如何影響知識與思想：以清代山脈學說為例》一文中指出，新知識的產生并不會自動轉化為有意義的“思想”，其在觀念領域中的作用往往受到政治權力、學術傳統(tǒng)等因素的制約，從而塑造和限定了知識發(fā)展的方向。文章以清代朝野關于宏觀山川脈絡學說的討論為切入點，考察近代中國地理觀念轉型所面臨的歷史環(huán)境，認為國家競爭是推動這一轉型的重要背景因素。

分論壇結束后，楊志剛先生組織最后的圓桌會議。與會學人紛紛提到，新認識到許多陌生的面孔，結識了許多本領域以外的學者，是本次參會的最大感受。這是在過往很難體會到的參會經驗。會議的話題討論，則落在了如下問題上，即什么是思想史？把思想史的范圍擴展得如此龐大，是否消解了思想史的邊界？這既是與會學人的共同困惑，也回到了一開始葛兆光先生“萬物可觀，萬事堪思”的主題致辭?；蛟S，我們可以暫時擱置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妨先動手做起來，用更加多樣的研究，來豐富歷史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