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海上漂流，人們往往聯(lián)想到漂船與漂民，但沒有生命的意外漂流物同樣是海上漂流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甚至承載著不亞于人（漂民）的文化功能。例如，在四川省峨眉山牛心嶺下黑、白二水匯流處，建有以自然山水為主的佛寺園林清音閣，其中有一條寶現(xiàn)溪，溪上橫清音橋，橋右岸落一亭閣，謂“中日詩碑亭”，亭額為中日友好漢詩協(xié)會會長柳田圣山（1922-2006）所書。整座亭象征著中日間的友好文化交流，而這正源于一段浮木漂流佳話。據(jù)我國駐新澙總領事館網(wǎng)頁介紹，傳說清道光五年（1825）夏，峨眉山一木橋遭山洪沖毀，其中有一段橋樁被沖入岷江后穿越三峽并漂出東海，是年冬漂至日本新澙縣柏崎市椎谷村海邊，為精通漢詩的日本僧人良寬（1758-1831）所遇。見浮木上刻有“娥眉山下橋”五字，良寬遙思峨眉山，為此賦詩一首，該詩最終促成中日漢詩的友好交流。

然而，該傳說或許低估了這場浮木漂流所具有的多重文化含義——它極有可能還與朝鮮有關。浮木不僅連接起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還暗藏著中國文化向朝鮮半島的輸出，反映出東亞海域海洋文化的開放性。不妨來重新回顧一下這場意外的浮木漂流始末。

安田靫彥所繪良寬像

浮木果真從唐土而來？

漂洋過海的浮木長約八尺七寸，周長約二尺九寸。其頂端浮刻人臉，二眼一鼻凸顯。清道光五年對應日本文政八年，彼時柏崎市所在地為刈羽郡，椎谷地區(qū)乃堀侯領地，日本正處于江戶幕府的鎖國時代。如此情況下，一段雕刻漢字的浮木從海上出現(xiàn)，對文人而言實乃奇特景觀。當時的地方文人之一鈴木牧之（1770-1842）便將該軼事收入著作《北越雪譜》，題“蛾眉山下橋柱”，介紹了發(fā)現(xiàn)浮木的始末。茲略擷譯如下：

文政八年乙酉十二月某日，苅羽郡椎谷某漁夫于近海捕魚時見有木樁浮漂而來，念之取用為柴火亦無妨，遂拾回家中并立而晾之。當?shù)匮攀柯愤^見此木樁，頓覺非同凡響，細細觀察，見刻有“娥眉山下橋”五字，斷言木樁來自中國，欲另給漁夫薪柴以換之?！撕笤摌蛑鶠楫?shù)仡I主所藏。

崛氏家族一直將該浮木收藏在椎谷城的倉庫中。清同治七年（1868），在王政復古中成立的明治勢力與江戶幕府之間爆發(fā)戊辰戰(zhàn)爭。由于椎谷成為戰(zhàn)場之一，彼時的領主崛之美（1847-1882）曾向當?shù)馗粦舸迳郊一I借戰(zhàn)時資金。作為答謝，崛之美在戰(zhàn)后將上述浮木賜與村山家，后者將浮木保管在其世代居住的貞觀園中。今日的貞觀園對外開放，浮木作為其藏品也一并展出。

日本新潟縣柏崎市貞觀園藏“娥眉山下橋杭”

按鈴木的說法，浮木是被一位出海打漁的漁夫在海上發(fā)現(xiàn)的，然后有當?shù)匮攀颗既豢吹讲⒆R讀出所刻文字，才一步步揭開其原貌。同時鈴木提到，該浮木的本來用途是“橋柱”。對此，另一位文人山東京山（1769-1858）有不同記錄。他以“京山人百樹”之名對《北越雪譜》有過改訂，在加注部分指出該浮木為“標準（みちしるべ）”即道標，并介紹到漁夫最早是在岸邊發(fā)現(xiàn)的浮木，因其刻有猙獰人臉而心生懼怕，不知所措；而認出“娥眉山”三字的是來自附近西禪院接觸過《唐詩選》的某位僧人。

雖然二位文人的記載略有出入，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當?shù)氐哪持R分子憑借中國峨眉山的相關知識，最早判斷該浮木來自中國。不過這一判斷并沒有得到嚴謹?shù)淖C明。姑且不論“娥”與“峨”字的區(qū)別，單看浮木上所雕刻的人臉，我們就應該先把目光投向朝鮮半島而非中國，因為這種形象是朝鮮半島人面木雕的典型造型。作為參考，日本人類學者羽柴雄輔曾遍覽中國文獻，又拜托旅行家友人前往中國進行田野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中國并無此物。

鈴木牧之《北越雪譜》中所描繪的木樁形象

今天韓國的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人面木雕，上面或刻著“天下大將軍”、“地下女將軍”等字樣，或寫有道路、方向等指示語。這種木雕在韓語中稱作“jangseung(??)”，漢字則有多種寫法，如堠、長栍、長丞、將丞等。這幾種漢字寫法所代表的含義其實并不相同，今天韓語中的“jangseung”是幾種漢字背后含義的一種融合。堠源自中國，是用來標示里數(shù)與地名的路標?！督?jīng)國大典》有載：“外方道路，每十里立小堠，三十里大堠，置驛?！避┒嘁允蚰局男问匠霈F(xiàn)。另按《訓蒙字會》，堠的朝鮮諺文讀音為“dyangseung(??)”，與“jangseung”發(fā)音相近，故被視為后者起源之一。長栍相關記載最早見于朝鮮明宗年間。彼時奉恩寺為阻止民人擅入而在路旁立下禁標，時文臣柳承善有言：“臣自為儒生往來時，道由楊根、月溪之邊，每見長栍立于道上，書曰‘奉恩寺柴場’?！憋@然，長栍是含有“禁止入內(nèi)”之意的標識牌，其上刻有不得進入的具體地名。長丞與將丞均指人面像，多成對立于寺剎、村落入口，主要功能是防御惡疾、守護安寧。根據(jù)韓國國立民俗博物館的調(diào)查，長丞上的文字可分為“將軍”類和佛法守護類兩種?！疤煜麓髮④姟?、“地下女將軍”即屬于前者，也稱“將丞”；“大伽藍守護神”、“伽藍善神”、“護法善神”等則屬于后者。人面像以猙獰表情為主，以此達到祛惡效果。一般認為長丞出現(xiàn)于十七世紀。

釜山海東龍宮寺門口的人面木雕，用來指示入口方向（筆者攝）

事實上，雖然堠、長栍、長丞功能不同，但都以木樁形態(tài)出現(xiàn)時，其造型頗有幾分相近，即上端刻有人面像。有學者指出，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堠與長丞在十七世紀初出現(xiàn)了融合。例如，文臣李晬光（1563-1628）曾對文川德源地界的堠有如下描述：“兩堠兩個，路旁立嚴，如相對揖?！币籽灾?，堠開始像長丞一樣成對出現(xiàn)。再往后，人面木雕集禁標、路標、守護神像等多種功能于一身，慢慢發(fā)展成今天的文化符號。由此再看上述浮木造型，不難推測它應該是來自朝鮮的、承擔堠之功能的一段木樁。

另外，若該浮木來自中國川蜀之地，很難想象它在沖入岷江、穿越三峽并漂越東海過程中沒有腐爛或擱淺。與之相比，從朝鮮半島漂流南下的距離明顯更短，沉毀的可能性更低。況且峨眉山不是只有中國才有，朝鮮時期也有多座“峨眉山”，其中位于今天江原道文川市的那一座名字正是“娥眉山”。而且從史料上看，清道光五年前后，朝鮮多地發(fā)大水，達到民家淹沒的損害程度，木樁自然無法幸免于難。如此來看，較之川蜀峨眉山，該浮木更有可能來自于朝鮮半島的娥眉山。

浮木中所見朝鮮的“抗痘”信仰

那么，朝鮮半島的娥眉山與中國的峨眉山是否有聯(lián)系呢？有學者做過統(tǒng)計，十五世紀的朝鮮地名中叫做“峨眉山”的只有一處；但到了十七、十八世紀，稱峨眉山的地名激增到了百十余處，有峨嵋山、娥嵋山、峨眉山、娥眉山等等。其原因在于，當時的朝鮮爆發(fā)痘瘡（天花），峨眉山則為朝鮮提供了“抗痘”的信仰來源。

痘瘡在朝鮮又被稱作“天然痘”，眾所周知其傳染性極強，且致死率并不低。當時朝鮮國內(nèi)并沒有太好的治療手段，眼睜睜看其肆虐。直到中國醫(yī)書傳入之后，朝鮮才習得了應對方法。名儒丁若鏞（1762-1836）曾撰《麻科會通》來記錄各種防痘方法，其中“治法”條目下引《醫(yī)宗金鑒》之種痘法?！夺t(yī)宗金鑒》乃清乾隆年間太醫(yī)吳謙所編纂的一部醫(yī)學教科書。據(jù)丁若鏞介紹，該書中的“種痘要旨”最早經(jīng)文人樸齊家（1750-1805）引入，后傳于生員李種仁。書中的“旱苗種法”為朝鮮普遍采用，須用銀管碾痘痂成極細絲于管端，按男左女右對準鼻孔吹入。

《麻科會通》書影

有趣的是，按中國醫(yī)書，使用該方法的人是來自峨眉山的“天姥仙娘”。邱熺撰于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的《引痘略》中對此記載如下：“宋仁宗時，丞相王旦初生諸子倶死于痘。后老年生一子名素，欲為出痘，招集天下諸書，有能深明治痘之法及著書究說者，重金酬謝。諸醫(yī)皆言不敢深明于痘。川人聞其求醫(yī)甚殷，乃為延諸天姥仙娘現(xiàn)身說法，取痘苗絮于鼻孔，旬日之外告厥成功。嗣是相傳三橋善女，痘癥日漸通行。然或有感天氣而發(fā)者，有取苗吹入鼻孔，而發(fā)者順則治，逆則難?！薄夺t(yī)宗金鑒》同樣有所記載，且明確言及“峨眉山有神人出，為丞相王旦之子種痘而愈，遂傳于世”。概言之，使用種痘法的天姥仙娘是來自峨眉山的神仙。

這一說法隨著醫(yī)書傳入朝鮮而開始為朝鮮人所熟知。上文提及的李種仁在其著述《時種通編》中對天姥仙娘記錄如下：“此醫(yī)乃女人也，生于江南徐州，吃齋念佛，亦不披剃，云游至泗川峨眉山頂，蓋茅而居。人皆稱神醫(yī)，又稱天姥娘娘。所種之痘稱為神痘。”不難看出，李種仁的記述中又將天姥仙娘與宗教結合到了一起。四川峨眉山乃普賢菩薩道場，此處的天姥仙娘儼然成為普賢菩薩之化身。于是人們開始相信，只要有天姥仙娘守在身邊，就能將痘瘡拒之門外。這種信仰亦發(fā)軔于中國。按李種仁之說，他曾翻閱中國張琰所著《種痘新書》，“則欲痘時，先立神位像女人，具衣裳以妥而祈禱，而稱痘神娘娘云，則乃沿峨眉種痘女冠而有此會也”。即是說，立神像為其披衣并供奉為痘神娘娘，這成為民間祈禱消除痘患的一種方式。

如此信仰很快在朝鮮也落地生根，因為作為守護神的長丞恰好能扮演神像角色。于是，在痘瘡肆虐的時間里，朝鮮一下子冒出多個峨眉山的山名，而在這些山的山腳或村落入口，則立有象征天姥仙娘的長丞用以“抗痘”。此刻，來自中國的宗教信仰與朝鮮的民俗文化實現(xiàn)了完美融合，也由此誕生出刻有峨眉山字樣的長丞。或許，將峨眉山記作“娥眉山”正是為了向天姥仙娘表達敬意亦未可知——因為“娥”字亦有漂亮女性之意。

總之，來自中國的峨眉山痘神信仰在朝鮮痘瘡橫行之際適時傳入，為朝鮮民間抵抗痘患提供了精神信仰。我們不難推測，這種信仰與本土的長丞文化相結合，催生出了刻有峨（娥）眉山字樣的人面木雕。

今忠清南道唐津市峨眉山上所立的人面木雕

長丞文化推動的中日文化交流

然而，第一眼識讀出“娥眉山”的日本知識分子并未聯(lián)想到其與朝鮮半島的聯(lián)系。這或許與當時日本國內(nèi)的社會氛圍有關。我們知道江戶幕府實行鎖國令以鞏固統(tǒng)治，而文政年間英美捕鯨船屢次侵擾日本，甚至與當?shù)孛癖姲l(fā)生流血沖突，幕府為除此患于文政八年二月發(fā)布《異國船驅逐令》，又稱“無二年拂打令”，進一步加強鎖國體制。加上文政年間的各種自然災害與饑荒，文人在封閉空間中深感時代之烙印。這種情況下，意外漂到的浮木打破了封鎖，激發(fā)出文人久違的靈感，令后者遙想起熟悉的唐土風貌，峨眉山就此立上心頭。

禪師良寬也是如此情愫的親歷者之一。他在漢詩、和歌、書法上均造詣頗深，并一心向往中國，卻因鎖國而無法完成西渡唐土之宏望。如此背景下，他偶遇了這段漂流而至的浮木，“娥眉山”三字立馬令其遙想唐土西南佛教圣地，并回憶起李白的《峨眉山月歌》，于是賦詩一首，題《峨眉山下橋杭》：“不知落成何年代，書法遒美且清新。分明峨眉山下橋，流寄日本宮川浜?！彼踔涟l(fā)愿，要背著浮木去峨眉山朝圣。良寬作為當時有名的詩人，用詩歌賦予了浮木全新的文化內(nèi)涵，也讓當?shù)厝烁雍V定這段浮木是從唐土漂浮而來。

自此，浮木逐漸成為鎖國時代椎谷地區(qū)值得自豪的文化景觀，以致于當?shù)卮竺M行參覲交代時還特意攜帶浮木前往江戶見示將軍。另有傳聞稱，十九世紀末明治天皇訪問柏崎市時，當?shù)剡€特意在天皇下榻的住所庭院內(nèi)堆建仿峨眉山的假山，并將浮木立于其上。一言蔽之，浮木逐漸變成了柏崎市的一種文化象征。當然，并不是沒有人質疑過浮木的真實來源。二十世紀初，柏崎市的鄉(xiāng)土文化學者關甲子次郎（1864-1926）就曾提出疑問，認為浮木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朝鮮半島。但由于“唐土漂流說”包含了太多民間對于某種“意外而壯麗之史景”的期望，關甲子的質疑并未激起太多波瀾。結果時至今日，貞觀園的浮木介紹中依然稱其從四川峨眉山漂流而來。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柏崎市開始尋求與中國的友好交流，這段浮木以及為其賦詩的良寬禪師自然成為再合適不過的文化橋梁了。時任中日友好漢詩協(xié)會會長的柳田圣山（1922-2006）提議，以柏崎市的石材為原料打造一塊良寬詩碑，并將其立于四川峨眉山，作為中日友好的象征。這一提議最終成為現(xiàn)實，便是本文開頭所提到的“中日詩碑亭”。在詩碑的背面，鐫刻著原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長趙樸初（1907-2000）的應和詩：“禪師詩句證橋流，流到宮川古渡頭。今日流還一片石，清音長共月輪秋。”之后，峨眉山市和柏崎市之間展開了許多往來，浮木最終促成了中日間的友好交流。

中日詩碑亭

一言蔽之，來自峨眉山的天姥仙娘信仰傳入朝鮮半島，與本土的長丞文化相結合，催生出刻有“娥眉山”字樣的人面木雕；其中某段木樁被大水沖入海中，漂浮至日本沿岸后，又勾起日本當?shù)匚娜藢Χ朊忌降倪b想，最終促成日后中日兩國間的友好交流。漂流的浮木，生動詮釋了東亞海域的文化交流與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