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的19世紀是一個具有鮮明特征的文化時代：正是在這一時代，作為一個群體的知識分子在俄國出現(xiàn)，他們關(guān)于俄國命運、關(guān)于自身使命等問題的思考，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義。

近日，譯林出版社推出波蘭歷史學家安杰伊·瓦利茨基的《俄國思想史》，展開了一幅19世紀俄國思想史全景圖。作者集中描寫了一百多年里俄國思想的洶涌浪潮，以及俄國歷史上的思想交鋒與路徑掙扎。

12月14日，本書譯者、首都師范大學燕京人文講席教授劉文飛來到北京萬圣書園，與作家、記者柏琳，萬圣書園創(chuàng)始人劉蘇里一起就《俄國思想史》展開對談，將俄國思想放在斯拉夫語境下，探討其鮮明特征。

俄國的文學家往往也是哲學家、思想家

很多讀者都熟知俄國有燦爛的文學，而誤以為俄國只有文學而沒有哲學?？吹竭@本《俄國思想史》以后，就會發(fā)現(xiàn)俄國有不僅哲學家，甚至就是這些文學家本人，他們也有哲學家的氣質(zhì)，甚至寫過相當多的哲學或者思想類的作品。

劉文飛

劉文飛介紹道，正如本書的副標題“從啟蒙運動到馬克思主義”所點明的，這是一部斷代俄國思想史，論述的時間始于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時期，即1760—1796年，止于1900年代，跨越共130余年。瓦利茨基將俄國的思想史看成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史，論及百余位俄國思想家，各種思想流派琳瑯滿目，讀來卻又井然有序，脈絡(luò)清晰。

劉文飛認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思想史都可以說是群星璀璨的，但只有俄國的思想家是以如此大的密度集中出現(xiàn)在19世紀這一百年的時間。

他總結(jié)了俄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葉卡捷琳娜女皇希望借助法國的啟蒙主義思想，讓俄國上升到與歐洲平齊的程度，啟蒙主義思想由此在俄國傳播開來。這一時期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是拉季舍夫，他種下了俄國啟蒙思想的種子，也為后來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做了準備。

第二階段是1840年到1870年這二三十年間，這是俄國思想的黃金時代，也是俄國文學崛起的時代。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別林斯基，俄國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美學，正是從別林斯基開始的；第三階段從1870年代開始，有賴于教育的普及，俄國的平民知識分子涌現(xiàn)出來，他們出自平民家庭，既擁有像貴族知識分子那樣的批判意識，又保有對貴族知識分子的批判，代表人物有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也正是從他們開始，出現(xiàn)了民粹主義，后來引發(fā)了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流行。

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的俄國，大文學家往往也是大思想家。在《俄國思想史》中，俄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幾乎悉數(shù)登場，其中，拉季舍夫、別林斯基、赫爾岑、奧加廖夫、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十多位作家和批評家更是得到了專章或?qū)９?jié)論述。俄國文學家被納入思想史范疇，正是因為俄國文學自身的思想史屬性。

對談現(xiàn)場

俄國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身處歐洲的邊緣，但拒絕孤立

在19世紀的俄國思想史中，思想家論爭的核心聚焦于“東西之爭”和“改革之爭”。

《俄國思想史》的作者安杰伊·瓦利茨基是一位波蘭學者，在歐美斯拉夫?qū)W界30余年的執(zhí)教和研究生涯，使他對西方的斯拉夫?qū)W，尤其是西方學者的俄國思想史研究有廣泛把握。瓦利茨基畢生的學術(shù)研究，就是致力于在俄國與波蘭，乃至俄國與西方之間構(gòu)建起一座思想的橋梁。

劉文飛認為，瓦利茨基關(guān)于俄國思想史的敘述是心平氣靜的，不偏不倚的。這使得這本書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這部著作1979年譯成英文后，30余年間一直被當作英美高校的俄國史教科書，得到了西方學界和俄國學界的共同認可，幾乎每年再版。

作家柏琳長期研究巴爾干地區(qū)和南斯拉夫的歷史與文化，她認為，《俄國思想史》“不僅僅是一部通史，讀完以后會收獲很多專業(yè)知識”，而且更重要的是，“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平行比較的視野”，為將俄國與其他斯拉夫國家進行比較提供了啟示。俄羅斯民族與巴爾干半島的各民族有一個共同點，即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們處于交界地帶，始終要面對強大的“他者”，也面臨自我身份認同的困惑：自己究竟屬于亞洲還是歐洲，東方還是西方？經(jīng)過幾百年來與歐洲的沖撞，巴爾干與歐洲有了大量的交流，發(fā)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巴爾干文化，即在邊緣尋找主體性。雖然身處邊緣，卻并不自我孤立，而是成為了不同文化之間的橋梁和樞紐。

劉文飛補充道：“寒冷、多森林的環(huán)境迫使人沉思，這是誕生思想家的有利條件。同時，斯拉夫人處在各種文化、宗教，以及軍事擴張的交界點上，這種特殊的地緣條件造成了整個斯拉夫思想的復雜性，也是其魅力所在。”

讓有力量的思想產(chǎn)生思想的力量，是知識分子應(yīng)該發(fā)揮的作用

從瓦利茨基對俄國思想史的梳理中，可以提煉出三大核心命題：古代俄國與現(xiàn)代俄國、俄國與歐洲、社會上層與社會下層。面對這三大“該詛咒的問題”，俄國思想就像一只巨大的鐘擺，在兩個極端之間來回擺動。矛盾性和極端性，是俄羅斯民族性格最典型、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俄國思想家們都反復強調(diào)的。

俄國知識分子階層就總體而言是西化的產(chǎn)物，從18世紀后半期至19世紀末的百余年間，俄國知識分子接受著西歐各種思想成果的滋養(yǎng)，但與此同時，也正是他們最早感受到了俄羅斯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特性，成了俄羅斯民族意識覺醒和成熟的化身。俄國長期的農(nóng)奴制剝奪了很多人受教育的機會，造成了俄國精英階層與廣大底層民眾之間的巨大割裂。

劉文飛指出，這部《俄國思想史》并非純粹的理論哲學，更多的是在實踐層面。俄國思想家與作家、詩人一樣，屬于“懺悔的貴族”。他們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而是為底層民眾說話。他們的思想在當時與官方意識形態(tài)之間形成了巨大張力，在野的思想具有建構(gòu)性，不是主流，卻具有改天換地的作用。劉文飛在活動現(xiàn)場引用了赫爾岑的話：讓有力量的思想產(chǎn)生思想的力量，這就是知識分子應(yīng)該發(fā)揮的作用。這也正是有使命感的俄國思想家始終堅守的信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