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溫多琳在書中列舉了許多抑郁癥病人面對確診時的抗拒心理，感嘆：人們往往都把患有精神疾病看做一種恥辱。如果讓人們心中對于精神診療的恐懼和無知繼續(xù)存在下去的話，成千上萬的精神病患者都得不到應(yīng)有的治療。
我引用這位新西蘭心理學家的敘述時，腦子總是走神，我忍不住要拿新西蘭人和我們中國人做比較。
新西蘭的人口包袱、歷史包袱比我們中國輕，想必社會醫(yī)療福利要比我們好得多，他們的抑郁癥患者的確診率肯定會比我們高，抑郁癥病人的社會處境也會比我們強，但是，他們對抑郁癥的誤解和恐懼如此之大，那么中國人怎樣呢？這個問題我想不下去。
目前我沒有能力去尋找答案，也沒有勇氣面對全中國這個層面的現(xiàn)狀?？晌覔奈覀兊奈磥怼?/p>
我渴盼有知識有勇氣的社會精英關(guān)注中國人的精神疾患。
一百多年來，我們這個民族不斷遭遇大痛苦大患難大動亂，幾輩人連著經(jīng)受水深火熱內(nèi)憂外辱置死地而后生，我們祖父一代、曾祖父一代、老曾祖父一代、老老曾祖一代，哪一代人有過國富民強的太平日子？哪一代人不是從血淚爭戰(zhàn)死傷堆里爬出來的？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積累著太多的恐懼記憶，有著太多的仇怨抑郁，有著太多的絕望悲憤，有著太多未曾清理治療的心理創(chuàng)傷和精神創(chuàng)傷。到了父親一代、我們這一代、再下一代，我們潛意識中有多少封掩的噩夢？我們的精神真的十分健康嗎？我們什么時候才會像重視防治SARS一樣重視防治精神疾患？
我個人認為，如果再不重視防治，二十年內(nèi)，精神疾患將會大爆發(fā)，它的死亡率遠比SARS高，它所造成的損失將比任何一場瘟疫都慘重，它所需要的治愈時間可能長達一至兩代人。要知道，抑郁癥有兩種表達通道，一種是內(nèi)向的，病人選擇自傷自殺；另一種是外向的，病人選擇傷人殺人。
進入小康后的中國提倡建立和諧社會。我想：和諧社會的本質(zhì)，應(yīng)該是人格層面上的心理和諧，精神和諧。
2005年11月14—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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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不后退》摘錄
又進城了。
這年，我們家從海島搬到了城里。城里人正忙著搞“文化大革命”。學校停了課，大一點的學生串聯(lián)去了北京，剩下小一點的在家閑得渾身發(fā)癢。
我和弟弟一住進院里就給人盯住了。只要我們在院里走動，就有十幾只“小蒼蠅”在后面跟著，說下流話，揚沙子，扔石頭，呼口號，叫我們滾出去。
我每天都要去食堂打早餐，打開水。每次出門我都很緊張。
他們揚了我一頭沙子，我沖他們大吼：“敢不敢一個搏一個？夠膽的盡管站出來！”
別別扭扭過了兩三個月。一天傍晚，南院和北院的小孩子在操場上大較量，以“攻城”決勝負。
北院的選手少了一名。
“誰上？誰上？快點！”城堡里的人拼命招手。
拉拉隊里沒有人愿意上場。因為明擺著南強北弱，大院里打架最勇的阿光在南院。我正在遠處一棵樹下看熱鬧，忍不住舉了舉手，“我上?！?/p>
這一仗直殺得天昏地暗。
我想起了《上甘嶺》《狼牙山五壯士》。我左躥右跳，一身臭汗，一邊狠狠地把攻城的敵人推出去，一邊大叫：“人在陣地在——跟他們拼命啊——”場上場下一片沸騰，一片混亂。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周圍靜了下來。我抬起暈乎乎的頭仔細一看，原來場上只剩下兩個人，這邊是我，那邊是大院里最會打架的阿光。
我知道這下子真要完蛋了。
我們站在各自的城堡里對視著。我的模樣一定很狼狽，就像一只兔子迎頭撞上一只大灰狼。他滿不在乎地看看我，甩甩手，很輕松地咧嘴一笑，說：“投降吧，沒什么好打的。”兵臨城下。敵人已經(jīng)跑到城門口，眼看就要沖進來了。
全身的熱血涌了上來，我想都沒想，朝阿光一頭撞過去，狠狠撞過去。
我要以死殉城，與他同歸于盡。
阿光一閃。
我的頭撞在地面上，眼前一黑，劇痛！
我失去了知覺。
第二天，我低著頭，捂著鼻子匆匆走過操場，去食堂打早餐，打開水。我的鼻子青青的，腫腫的，有幾條擦傷的血口子，還有紫藥水，我知道自己很難看。
但是，大院里沒有一個人笑話我。
從此，再沒有人在我背后揚沙子，扔石頭。
1991年夏
補白
這篇不起眼的小散文，是我童年一個典型的畫面。我是軍營里的孩子，所受的熏陶就是“人在陣地在”，一句話，不怕死。
正因為有這樣的成長背景，我難以接受“抑郁癥患者”的身份。我進入了誤區(qū)：這角色在動搖我的立足之地，要滅掉我僅存的一點做人的尊嚴。我抗拒，我憤恨，我焦灼。如果我曾接受過精神病學的普及教育，就不至于遭遇雙倍的精神煎熬。畫面再現(xiàn)。我又一次粗魯?shù)亍八ね崃吮亲印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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