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fā)生葉恒澍案后、向朝廷上奏前，阮元以鴉片貿(mào)易不能徹底禁絕，責任在于公行商人不遵守禁令為由，彈劾了當時的十三行總商伍敦元，并奏請摘去伍敦元的三品頂戴。由于阮元在上報程序上，先奏請?zhí)幚砦槎卦?，后上報葉恒澍案情，從而使得這兩件有關聯(lián)的事件，變成了兩不相干的事情。
行商成了禁煙不嚴的替罪羊。阮元彈劾行商首領伍敦元的理由，是行商代表政府直接與外國商人打交道，所以“洋商與夷人最為切近，夷船私帶鴉片，即能瞞臣等之耳目，斷不能瞞該商等之耳目”。
結果，伍敦元的三品頂戴被摘去。政府重申禁止鴉片，凡外船有運入鴉片者，人貨罰沒。
對于葉恒澍案引發(fā)出嚴厲的查禁鴉片行動，馬地臣后來寫道：“這個卑鄙的阿西（近來在澳門的主要煙販），已經(jīng)被判發(fā)配到冰天雪地的地方，但是他仍關押在此地的監(jiān)牢。他似乎曾向北京控告，暴露官吏的愛財和貪污，并拿出他幾年來向他們行賄的賬簿作為證明……盼望北京派遣一位欽差來審判這個案件?！边@次以彈劾伍敦元為序幕展開的查禁鴉片行動，在廣州禁煙和鴉片貿(mào)易史上影響深遠。1821年11月12日，以伍敦元為首的公行商人，向外國方面發(fā)出通告：停泊在黃埔的鴉片走私船只即刻退出，否則將報告官府；以后只有出具不裝載鴉片的甘結才對該船擔保，允許進行交易。
公行商人同時還告發(fā)了停泊在黃埔的四艘裝有鴉片的英國船“墨羅佩號”（Melope）、“胡蘭號”（Hooghly）、“尤吉尼亞號”（Eugenia），以及美國船“艾米利號”（Emily）。其中，前三艘船都與馬地臣有關。
四艘船緩緩開出黃埔，退到了伶仃洋上。從1821年起，以黃埔為中心的鴉片走私活動走向沒落，鴉片貿(mào)易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伶仃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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