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常常認為個人行為是由制度來型構的。雖然，如同一些演化經濟學家所認為的，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尺度上，制度無疑是人們相互博弈的結果，即正是人們的行為互動，型構了社會的制度。但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尺度上，比如給定任何一個時刻，個人行為對于型構制度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反而是制度構成了對個人行為的約束。即，制度型構了個人行為。因此，在判斷和推測個人行為時，必須注意到個人行為的制度背景。由此開始的制度分析還有一個實用意義：我們常?？梢酝ㄟ^改變制度來達到重塑個人行為的目的。
制度為什么能型構個人行為？因為，個人選擇其行為時最關鍵的考量是其行為的收益和代價。而制度環(huán)境，就是決定特定行為之收益和代價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同樣的行為，在不同的制度下所獲的收益和所付的代價是不一樣的，因此不同的制度就會激發(fā)不同的人類行為，甚至某些看來匪夷所思的行為，一旦考慮其制度環(huán)境所提供的激勵，所有的疑惑皆可迎刃而解。
莫斯科的怪現(xiàn)象
20世紀90年代初的莫斯科街頭，政府提供了諸多設備良好的商鋪，卻沒有商販去租用，商販們寧愿在寒冷的冬天沿街叫賣，也不愿搬到溫暖的商鋪中去。何也？來自耶魯大學的法學家赫勒發(fā)現(xiàn)了此奇怪現(xiàn)象的制度根源：那些商鋪的所有權安排很分散，通常的情況是：對于一家商鋪來說，六個政府機構共享出售權、五個機構有權得到售款，或者三個機構有權出租店鋪、五個機構有權收取租金，因此要獲得商鋪的經營權就需要各路打點，實非易事，而街頭叫賣就容易多了，最多給工商局交點稅費，再給黑手黨交點保護費就可以了。
有什么樣的制度就會導致什么樣的人類行為。好制度鼓勵人們行善，壞制度鼓勵人們從惡，荒唐的制度帶來荒唐的行為。蘇聯(lián)的出租車司機和燈具生產工人是經常被舉到的例子。出租車司機的激勵是根據行車里程來進行的，燈具生產工人的報酬是根據燈具重量來計算的。結果是，出租車司機駕著空車在莫斯科郊外的高速公路上飛奔；燈具廠工人生產出全世界最重的燈具，我還記得曾看過一份資料說這個國家中房屋的天花板經常被沉重的吊燈拉下來，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犯人船
制度一旦發(fā)生變化，人的行為就會發(fā)生變化。18世紀英國對澳洲的殖民對此提供了一個經典例子。
1770年，庫克船長帶領船隊來到澳洲，隨即英國宣布澳洲為它的領地，開發(fā)澳洲的事業(yè)開始了。為了開發(fā)蠻荒的澳洲，政府決定將已經判刑的囚犯運往澳洲，這樣既可解決英國監(jiān)獄人滿為患的問題，又可給澳洲送去豐富的勞動力。開始時英國私人船主向澳洲運送罪犯的條件非常惡劣，船上擁擠不堪，營養(yǎng)與衛(wèi)生條件極差，死亡率很高。據英國歷史學家查理·巴特森寫的《犯人船》一書記載，1790—1792年，私人船主運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個犯人，死亡498人，平均死亡率為12%。其中一艘名為海神號的船，424個犯人死了158人，死亡率高達百分之37%。如此高的死亡率不僅在經濟上損失巨大，而且在道義上引起了社會強烈的譴責。
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局面，是因為政府是按上船時運送的罪犯人數(shù)向私人船主付費的；此制度下船主便拼命多裝犯人，而且不給罪犯吃飽，把省下來的食物在澳洲賣掉再賺一筆，至于有多少人能活著到澳洲與船主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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