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還有一點和我們緊密相連的是個人所得稅。我每月被扣掉一千多，但是沒有享受到什么公民應有的權(quán)利。因為我沒有戶籍，孩子不得不在老家農(nóng)村上學，被限行的戶籍制度造成了人倫的悲劇。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議改革現(xiàn)行的所得稅制，好像也沒有任何效果。
李煒光：中國的個人所得稅都是2000塊錢扣除標準，起征點都是一樣的，但是各地收入水平和物價水平是不一樣的，中西部地區(qū)跟北京、上海怎么比？扣除額卻都是2000，就不能給地方政府或人大一點權(quán)力，比如給一個上下浮動的區(qū)間，讓地方自己有權(quán)決定該怎么征稅，不是更科學一點嗎？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一個月過下日子需要多少錢，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小賬本：吃飯穿衣需要花多少錢，看病多少錢？孩子上學多少錢？贍養(yǎng)老人多少錢？房貸月供多少錢？購買電腦多少錢，大家算一算一個月在北京2000塊錢夠不夠？肯定不夠是不是？節(jié)衣縮食也不夠。大學生畢業(yè)生常被形容為“蟻族”、“月光族”，吃了飯，房租交了，收入也沒了，一點積累也留不下，中國未來的中產(chǎn)階級怎么形成？假定在北京3000到4000元能活一個月，好了，個人所得稅的扣除額是多少？2000。也就是說，你3000到4000元在北京才能過一個月，2000以上那一部分到3000、4000這個差距那是屬于你的必要生活支出，必要生活支出的部分卻要計稅，有一部分當稅交了。在稅收學上有個原則，征稅不能侵入居民的必要生活部分，老百姓過日子的錢是不能夠被征稅的，否則就屬于惡稅了，這是底線。
新京報：還有，我們的個人所得稅好像都是有去無回，不管物價上漲，也不管通貨膨脹，這是否合理？是否也需要改革？
李煒光：個人所得稅這么多年了實際上一直沒有作實質(zhì)性的改革，其調(diào)節(jié)貧富差距的效應一直很弱，甚至起反向作用。我國的稅后基尼系數(shù)甚至等于或大于稅前基尼系數(shù)就是證明。我有一個去加拿大留學的朋友，交了幾次稅，就趕上經(jīng)濟危機了，通貨膨脹加劇、物價上漲，大家普遍感受到生活的壓力。沒想到這時候加拿大政府開始退稅，他跟我說到這的時候幾乎喊了起來：真的退回來了?。∧弥@個錢都激動得掉眼淚了，說兄弟們，今天晚上去吃飯，我請客！他問我，知道為什么我這么激動嗎？我從來沒有體會過這種感覺啊，太奇妙了，天下哪兒有這種天下掉餡兒餅的事兒？我們習慣于讓交多少稅就交多少，至于自己能不能得到回報，或者好的公共服務很難說。那是國稅，咱老百姓怎能說三道四？我們中國人幾千年了，還從來沒有想到過，交出去的錢政府還能還回來？如果將來我們這也有這種機會咱們也嘗試一下，我想大家也會激動得掉眼淚。那就是一種久違了的做主人的感覺。當我為這個社會盡義務，當我有困難的時候，國家會想著我，這樣，家和國的心才會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的主人，有每個小家的幸福才會有國家的富強。而不是成龍那首歌唱的那樣，把國擺在家的前面。
這就是王在法下的精神，稅收之上有法管著。哪怕你是國王，公民的財產(chǎn)未經(jīng)法定程序不能隨意動用，所謂“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說的就是這個意思。稅收的一系列制度規(guī)定（稅種、稅率、稅目等）和技術(shù)操作程序的前面，必須要設置一個前提，就是尊重納稅人的財產(chǎn)。我們沒見過有誰作出承諾來，一旦侵犯了公民的私人財產(chǎn)權(quán)會怎么樣，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受到什么樣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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