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歷史傳統(tǒng)
“人文學科（liberal art,單數(shù)）”這一說法源自“人文學科（liberal arts,復數(shù)）”這一歷史悠久的概念。盡管拉丁名詞 artes liberales是源自古希臘和羅馬，尤其是西賽羅，最早開始出現(xiàn)于公元前一世紀前后。當時對人文學科的定義是一種技藝或者技能，通常是由那些擁有足夠多的閑暇時間以及學習能力的自由公民日常進行操練的技藝或者技能，這些人也就是所謂的精英分子，隸屬于社會統(tǒng)治階層。當時的人文學科訓練意味著將公民訓練成社會的領袖。也因此，人文教育的理想是向受教育者灌輸行為和品格準則、知識和文本能力、對社會性價值和準則的尊重以及對知識和真理的理解能力。
人文教育的內(nèi)涵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在發(fā)生相應的變革，從一開始的基督教教堂到后來的世俗大學都根據(jù)自身的需要對課程加以調整。但是，對于遠古傳統(tǒng)價值的強調，以及為了實現(xiàn)“人的完善”這一目標而將道德價值世代相傳，這一切始終是人文藝術理想的核心。
在美國，宗教性的人文學院以及后來發(fā)展起來的大型研究型大學都是以歐洲先驅為楷模建立起來的，當然它們也根據(jù)具體情況對課程進行過調整，但是即使是最早期的商學院也通常會要求其學生獲得某種形式的人文學科培訓，目的是為了促進“人格發(fā)展”或者灌輸?shù)赖聝r值。
因此，盡管從來就未曾有過放之四海皆準的大一統(tǒng)的人文學科課程，有一點確實是保持不變的，那就是，所有學校都會努力向學生們灌輸一系列為眾人所認可的價值觀或者文化信念。這些價值觀和信念當然也會與時俱進地改變，但是其大目標卻從未改變。最終，是人文學以及形式多樣的具體表述試圖界定，在一個既定的社會或者文化中，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對的，公正的。當信仰的傳統(tǒng)背景從異教徒社會發(fā)展到基督教社會直至今日的世俗社會，傳輸人人共享的價值觀這一理念依然存在，只是變得愈發(fā)復雜。在一個多樣化的社會中，什么構成了“對”的和“好”的？是誰或者靠什么來下定義？人們靠什么樣的坐標來確定這些價值觀，顯得非常重要。對這一問題的糾結也就是對某些價值觀的合法性和普世性的糾結。最終，這將引發(fā)一系列更為宏大的神學或者哲學問題：也就是德魯克所關心的“善與惡”問題。
這些宏大問題并不是只局限于象牙塔中；里克·華倫在其極為暢銷的《有目的的生活》（2002）一書中指出，當下全世界興起了一股探尋生命中最重要問題之答案的熱潮，這些問題包括“我怎么會在這兒？”以及“我的生活目的究竟是什么？”要想灌輸一種人文學科思維方式，那么就需要不間斷地探索能夠促進基于傳統(tǒng)的價值觀的最佳方式，即便此傳統(tǒng)本身也可能隨時間而演變?，F(xiàn)在，人們應該認真聽取蘇格拉底的勸告，好好地檢省一下自己的生活，因為“未經(jīng)檢省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p>
時至今日，在大眾眼里，人文學與美國社會和教育之間已然是毫不相關了。過去的人文教育，其目標似乎過于聚焦于精英階層，喪失了文化應有的敏感性，對今天那些前程遠大的企業(yè)主管和專業(yè)人士來說都顯得完全不切實際，更不用說那些中層管理人員或者新興創(chuàng)業(yè)者們了。人文學院大刀闊斧地重新設定其課程和入學要求，當然也重新調整其態(tài)度，以求在經(jīng)濟上和文化上繼續(xù)生存下去。盡管如此，有大量證據(jù)表明，人文學科的不斷衰落至少部分地造成了我們當下這種罔顧一切代價，一味貪婪和逐利的社會氛圍。
拉凱什·庫拉納在《從更高的目標到被雇傭的幫手》一書中指出，商學院最近總是在不斷地強調股東價值的最大化，把它作為衡量組織成功的唯一標準，這一點事實上是將專業(yè)管理人士貶低到了不過是“被雇傭的幫手”而已。由于這些被雇傭的槍手除了對自己，無需對其他任何人任何事承擔責任，其內(nèi)心深處也就不可能認為自己需要對社會或者對雇傭自己的組織懷有更多的道德、社會或者倫理義務。
在《管理學》再版本中，彼得·德魯克，這個永遠走在時代前列的偉大思想家，將管理學劃歸為一門人文學科：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