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文——主要是文學作品成了我有力而有效的教育“工具”。除了前面提到的《青春萬歲》，還有《愛的教育》《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烈火金剛》《青春之歌》《卓婭和她的弟弟舒拉》……語文課上，班會課上以及郊外山坡草地上，我和我學生的心靈一次次沉浸在來自文學的人性美之中。星期天，我常帶著學生到野外去面對大自然進行“文學寫生”：在峨眉山，在樂山大佛對面的綠島上，在樸素的農(nóng)舍前或靜靜的小河邊，我引導學生用筆將自己的心靈所捕捉到的大自然之美用詩或散文描摹出來，讓他們在感受自然的同時凈化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無法想象，離開了學生的生活與心靈，所謂“語文”還有什么生命力？實際上從那時起，我已經(jīng)開始了“大語文教育”的實踐。除了“未來班”教育教學綜合實驗，我還在樂山市教科所唐建新老師的指導下，搞了一輪“以思維訓練為中心，以口語訓練為突破口，全面提高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課題實驗。同時，在1985年，我寫成第一篇語文教改論文《變語文教學為語文教育》。正是從那時起，除了特指語文課堂教學，我一般都用“語文教育”而不用“語文教學”的概念。顯然，這不僅僅是詞語的取舍，而是教育觀念的選擇。
以“未來班”為代表作的教育浪漫主義給我?guī)砹讼矏偂业陌嗉壍拇_營造出了上世紀50年代那種溫馨透明的集體氛圍，朋友們都說我班的學生特別“純”。但是，1987年底樂山市一位叫寧小燕的女中學生自殺的事件，把我從教育浪漫主義的沉醉中喚醒。這位品學兼優(yōu)的三好學生因不能正視社會丑惡而成為“真善美殉道者”，面對她“純潔的心靈”，我不得不反思我的“玫瑰色教育”。
我無意徹底否定我青年時代的教育浪漫主義，至今我的教育還時時涌動著青春的浪漫激情；但是面對已經(jīng)迥異于50年代的社會現(xiàn)實，面對新時期的時代主題，如果我們的教育只是停留在對過去“美好時光”的緬懷而不及時更新內(nèi)容，甚至只繼承而不創(chuàng)新，那就必然會被社會和時代拋在后面。純粹的浪漫主義教育當然很溫馨，但帶著夢幻走向社會的學生們很難不感到迷茫，至少是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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