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皇帝更迭的過程中，馬可是做得特別好的一個。原因之一，就是他對自己使用權力進行了很大的約束。從歷史記載中可以看到，沒有哪個皇帝比馬可更加尊重元老院。他小心謹慎，以便不浪費公共資金。雖然在花錢的問題上他不需要征得元老院的許可，但他還是慣常這樣做。而且在一次講話中他提醒元老們，說他居住的皇宮不是他的而是他們的。在為戰(zhàn)爭籌款時，他不采用征稅的辦法，而是將皇室的財產拍賣，這些財產包括塑像、繪畫、金花瓶，還有他妻子的一些首飾和衣物。
歷史學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寫道，馬可是“統(tǒng)治從公元96年到公元180年，并帶來了‘世界史上人類狀況最為幸福和繁榮時期’的五位賢明皇帝”（其他四位是涅爾瓦〔Nerva〕、圖拉真〔Trajan〕、哈德良和安東尼烏斯）中的最后一位。19世紀歷史學家W. E. H. 萊基（W. E. H. Lecky）寫道，這個時期“展現(xiàn)了一種良好政府的一致性，沒有一個專制的君主制度能與之匹及。執(zhí)政的這五個皇帝當中的每一個，都有資格被列入有史以來最優(yōu)秀統(tǒng)治者的名單當中”。換句話說，作為哲學家皇帝，馬可是一個罕有的例子，而作為臣民想要擁戴為王的哲學家，那或許就是唯一的例子了。像其他的羅馬斯多葛學派哲學家一樣，馬可不認為安寧的價值需要證明。相反，他認為其價值是顯而易見的。假使有人告訴馬可，我們的平常生活也可以提供某種比“心靈的安寧”還要好的東西，馬可是不會試圖反駁他的；相反，他會忠告這個人轉向所說的那種東西，“全身心地投入，并欣喜于你發(fā)現(xiàn)的寶藏。”
作為一個成人，馬可非常需要斯多葛主義所能提供的安寧。他生病，大概是有潰瘍。他的家庭生活也是一個痛苦的源泉：他的妻子似乎對他不忠，而且在她為他所生的至少14個孩子中，只有六個存活。除此之外還有隨統(tǒng)治一個帝國而來的壓力。在他統(tǒng)治期間，有無數的邊境叛亂，馬可經常親自去督戰(zhàn)，平息部落的反叛。他自己的官員——最著名的是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Avidius Cassius），敘利亞的地方長官——也背叛了他。他的部下對他粗魯無禮，他就用“一種鎮(zhèn)定的脾氣”來忍受這樣的粗魯無禮。公民拿他來開玩笑也不會受到懲罰。在他統(tǒng)治期間，帝國還經歷了瘟疫、饑荒和士麥那的地震這樣的自然災害。所以，馬可有很好的理由在他的《沉思錄》中做出這樣的結論：“生活的藝術更像是摔跤而不像是跳舞?！?/p>
羅馬歷史學家卡西烏斯·戴奧（Cassius Dio）對馬可的困境做了如下的總結：“他沒有遇上他應得的好運，因為他身體并非強壯，而又在他的——實際上是——整個統(tǒng)治期間卷入了許多的麻煩。但是對于我來說，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我對他崇敬更深。在不同尋常的特殊困難中，他不僅保護了自己，而且保住了帝國?！贝鲓W補充說，從最初給安東尼烏斯當顧問，到最后作為皇帝，“他都始終如一，一點也沒有變?！?/p>
公元180年，馬可病重。他拒絕吃喝，以期快點死去。他于當年的3月17日辭世，時年58歲。他的去世，引起了公眾悲傷情緒的爆發(fā)。尤其是他的士兵，為他的離去深感悲慟。
正像羅馬皇帝君士坦?。–onstantine）的皈依對于基督教來說是巨大的裨益一樣，馬可的斯多葛主義對于這種哲學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裨益。然而，馬可并沒有就斯多葛主義進行布道。他沒有給他的羅馬同胞們做踐行斯多葛主義益處的演講；也沒有將它們見諸于哲學著作。（《沉思錄》是一部私人日記——原來的名字叫《給自己》——是馬可去世之后才出版的。）雖然馬可對斯多葛主義的興趣似乎使得許多羅馬人自詡為斯多葛主義者——也許是為了迎合他——但是這并沒有引發(fā)對于這種哲學的廣泛興趣。那么，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馬可代表了斯多葛主義的巔峰期。
斯多葛主義曾經繁榮，這是顯而易見的。但在你的生活中，你曾經碰到過，哪怕是一個斯多葛主義的踐行者嗎？把聲望的衰敗歸因于這種哲學的某種缺陷，這是易于發(fā)生的事情。但是我想指出的是，斯多葛主義的不流行，并不是因為這種哲學的某一個缺陷，而是因為其他的因素。原因之一就是，現(xiàn)代人很少看到采納一種人生哲學的需要。相反，他們傾向于把日子用于努力工作，以便能夠買得起最新潮的消費品。他們堅定地相信，只要買夠了東西，就能過一種既有意義又最令人滿足的生活。而且，即使這些人明白了購物之外生活還有更多內容，他們也不可能在對人生哲學的追求中轉向斯多葛主義。要么，他們對踐行斯多葛主義需要做什么毫無主張，要么——更可能的是——他們的主張是錯誤的。
因此，作為我重振斯多葛主義的努力的一部分，請允許我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中解釋，踐行這種哲學到底包含著什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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