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之中，誰更能勝任這份工作？
兩人之中，誰更具優(yōu)勢？令人驚奇的是，即使掌握的信息只有兩張照片而已，人們?nèi)阅茌p易地（不代表是準確地）做出判斷。而事實上，對于我們而言不做判斷比做出判斷更難。問題是這些判斷很可能不僅是不準確的，甚至還是錯誤百出的。熟悉的面部特征會使我們對求職者或是職位候選人產(chǎn)生信任感，而某些特殊的面部特征，例如娃娃臉，會令我們所有人認為他們值得信任。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亞歷克斯·托德洛夫證明，將某人的兩眼間距變小會使其他人覺得此人不太能勝任工作，這一現(xiàn)象發(fā)人深思。我們應(yīng)當停下來，反復思考我們做出與他人有關(guān)的重要決定時的方式及態(tài)度，甚至應(yīng)當思考這些決定對自己的好處。日常交往需要我們頻繁地做出與他人相關(guān)的決定，而且大多數(shù)時候這些決定都是在信息不足的情況下做出的，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到底是誰挑起酒吧里的爭斗的，是夏基爾還是斯坦利？也很難判斷誰能更好地率領(lǐng)我們的團隊進軍新興市場，瓊或者喬？誰更能勝任交通安全管理檢查站的警衛(wèi)一職，曼紐爾還是穆罕默德？在這些令人左右為難的決策中，我們往往基于對方所屬的社會群體來預測他們成功的概率，我們不禁自問：像他這類人值得信賴嗎？她所在的這個群體是不是夠聰明呢？這一類人是有暴力傾向還是熱愛和平？
前文中讓我們認為兩張桌面大小不一的認知錯誤，在這里也起到了作用。社會群體的信息和之前情景里的桌腳一樣作為語境提示，讓我們不自主地產(chǎn)生了無意識的社會性推斷。在多次實驗中，我們只給實驗對象提供照片，然后問他們諸如“馬克喜歡滑雪還是閱讀”，“薩利是否會在假期時回家探望”，“希瑟會覺得逛街買鞋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嗎”之類的問題。有意思的是，從來沒有人回答說“我不知道”，也沒有一個人會面露難色，大家都是基于極為有限的信息，努力在幾秒鐘之內(nèi)給出答案。在沒有任何直觀信息的情況下—一張二維圖是僅有的依據(jù)—對他人的可信度及工作能力進行評價，人們在此時所表露出的坦然，真的值得我們深思。
社會認知錯誤不僅會讓我們誤信他人，也會讓我們輕率地對可信之人產(chǎn)生懷疑。以伯納德·麥道夫犯下的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投資詐騙案為例，盡管受害者來自不同民族，但以猶太慈善組織居多—這說明來自同一族群和地區(qū)的認同使他們更容易相信麥道夫。同樣，毫無根據(jù)的懷疑也會造成悲劇—當奧馬爾·愛德華茲在2009年5月28日早上像往常一樣離開家時，完全沒有預料到自己再也回不了家了。愛德華茲是一名黑人警察，他在哈勒姆區(qū)被一位同行錯當成嫌疑犯開槍打死。這些悲劇事件表明我們并不會把個人完全孤立地看待，人們往往被看成所屬的各類社會群體的代表。悲劇的產(chǎn)生是由于不妥的信任以及無根據(jù)的懷疑，而這兩種判斷都是在對方的社會群體特征這一基礎(chǔ)上自動做出的判斷。
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一再地證實人們的社會群體屬性不能作為他們被對待的方式的決定因素，但我們的工作卻引導我們?nèi)ニ伎济恳粋€普通的個案—一個微笑或者是可疑的外表，獲準或是被拒絕的銀行貸款，停下來尋找的決心，推進某件事或是做出放棄的決定，繼續(xù)進行醫(yī)療實驗調(diào)查，等等。每一次獨立的行動都是一個人對他人的獨立判斷，在這些決定中，我們要對認知錯誤進行挖掘并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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