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4
我們在第3章中探討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執(zhí)法人員在監(jiān)管菲利普·克雷格·加里多這個前科犯上相當失職，可見背叛和背叛盲視也會超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發(fā)生在更為寬廣的層面上。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指控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對自己性騷擾，這發(fā)生在當她還是個無名小卒、需要博得他歡心的時候。與之相似的是，一名秘書忍受著老板吩咐她做很多私人的、喪失體面的雜物活，而這些完全不是她的本職工作。以上都是當事人對體制背叛的盲視。
盲視也是對社會壓迫的一種標準反應。在第2章中我們提到過凱文·中村和弗蘭克·吳的例子，遭遇到壓迫的受害者往往會被激發(fā)做出盲視的反應。大屠殺否認者、否認受到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受害者都是對壓迫選擇盲視的結果，即便有證據證明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是客觀存在的，他們也選擇否認。當然，那些手握權力的人或者被認為有權力的人通常激起其他人做出背叛盲視的反應。
2003年，當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美國第一個黑人國務卿）告訴美國民眾，伊拉克持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時，公眾普遍相信了這個謊言，這一現象是由于背叛盲視在作怪嗎？艾琳·楚布里根（Eileen That Reagan）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的一名心理學教授，她運用背叛創(chuàng)傷理論分析堅信謊言的現象，比如由政府官員包括美國總統(tǒng)撒播的謊言。楚布里根認為公民在情感上或財政上依賴說謊的人，而背叛創(chuàng)傷理論預示著公眾會對欺騙的跡象選擇盲視。
當發(fā)生明顯的虐待行為時，作惡者會操縱受害者保持沉默、渾然不覺。例如，領導人若想讓公眾對其盲目忠誠，就會制造恐慌。一旦民眾感到恐懼，他們會更加依賴領導人，從而對領導人的謊言和背叛行為更加無視。事實上，壓迫者會用很多方法鼓勵受害者對壓迫選擇盲視。下面是體制背叛以及對其盲視的例子。
企業(yè)的體制背叛
體制背叛中有一種類型極為常見，但往往不易被察覺，而且這種背叛通常發(fā)生在大企業(yè)里。如果職工被他或她的老板背叛，而職工又極其需要這份工作，那么孕育背叛盲視所需的條件就具備齊全了。比如，一家大公司會制定某些規(guī)章條例（或許是在性別或種族方面）壓迫某些職員。如果這些職員反抗諸如此類的不公平時，他們就會有失業(yè)的風險。于是他們便對這種不公平待遇忍氣吞聲、視而不見。這種現象再尋常不過了。老板背叛員工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當員工處于脆弱狀態(tài)時，如生病或懷孕，老板不讓員工享受應有的待遇。政府已經著手解決這個嚴肅的問題，頒布了《家庭與醫(yī)療假法》（FMLA）以保護員工免受相應的背叛。然而，FMLA只施行了一小段時間就被遺忘，因為這個法案還不健全，未涵蓋長期病患的案例。而這種情況下，員工是極有可能丟掉工作的。比如，湯姆（Tom）在一家大公司里做經理，他患了癌癥，利用FMLA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在FMLA上規(guī)定的假期期限達到上限時，湯姆還可以用病假來保住自己的職位。然而，當他因化療結束轉到家中靜養(yǎng)身體、等待康復的這段時期，他的老板將公司重新整頓，這樣一來湯姆的職位便不復存在。雖然湯姆或其他面臨老板背叛的當事人可能不會對這樣的背叛選擇視而不見，但身邊的同事或許依然會對身邊的不公平事件假裝看不見，因為他們害怕自己受到連累而失去自己的工作。由此，體制背叛和背叛盲視猖獗不衰。
掩飾教會里的性虐待
也許體制背叛中眾所周知的一個例子是對天主教堂中發(fā)生的兒童性虐待的掩飾。十多年來，這樣的新聞一直出現在報紙中，而且依然有連綿不斷的苗頭。顯然，兒童性虐待事件是一種背叛，而背叛針對受到神父侵犯的受害者。這種掩飾讓虐待行為更加肆無忌憚地發(fā)生，讓背叛盲視成為一種你知我知的狀態(tài)。否認和掩飾最終釀造出一連串的傷害行為和悲劇。
2011年，一起新的控告和掩飾案件闖入愛爾蘭公眾的視野。2011年7月，《紐約時報》報道了“根據愛爾蘭政府于星期三刊登的一則嚴肅聲明，指出愛爾蘭羅馬天主教會隱瞞牧師自2009年以來性侵兒童一事，這發(fā)生在它頒布保護兒童的規(guī)章條例之后，并且羅馬教廷悄悄地動員知情人對此隱瞞，完全無視規(guī)章條例?！?/p>
愛爾蘭的一家報紙——《獨立報》于2011年7月刊登了一起案件：科克郡的一名女性在克羅因教區(qū)遭到性侵。文中指出，她“發(fā)現自己對當地牧師的信任逐漸被無休止的恥辱和背叛經歷所替代”。
《獨立報》進一步解釋了這種背叛：
當事人不愿意自己的身份被曝光，雖然在不到14歲的時候遭受到侵犯，但她依然鼓起勇氣重新生活，走出心理的創(chuàng)傷。令人難以置信的是，2名克羅因牧師多年來一直對她實施性侵。
“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2名牧師在這段時間對我實施性侵?！彼f。
當這名女性最終意識到自己并沒有做出什么反抗時，便毅然決然地聯(lián)合其他受害者通過司法程序控告施暴者。不過，當她竭盡全力讓作惡者承擔起責任時，她發(fā)現更多背叛的存在：
我們掙扎了多年才鼓起勇氣將受到的侵犯公布于眾，卻意外地發(fā)現主教教區(qū)在處理無數性侵控訴時拖泥帶水。
讓受害者最為驚駭的是，那些本應該保護他們的人明顯更加偏向于維護教堂免受任何爭議的口風。
最令人心寒的是，如果主教教區(qū)及時、正確處理收到的第一次侵犯指控時，那么至少有一個肇事牧師就不會持續(xù)對身邊兒童實施虐待行徑了。
對體制背叛的研究：性侵事件后辜負了當事人的信任
卡莉·史密斯（Carly Smith）和詹妮弗·弗爾德（Jennifer Fred）在最近的一項調查研究中發(fā)現，當性侵發(fā)生時，如果相關部門沒能保護受害者或者對其做出正面反應，那么性侵的危害可能會進一步加深。他們調查了出現過性侵的相關機構（比如大學、教堂、互助會或者婦女聯(lián)誼會）。為了讓這項研究順利進行，史密斯和弗爾德不得不開創(chuàng)一個評判體制背叛的方法。他們設計出了機構背叛問卷（IBQ），該問卷能在性侵和后續(xù)的侵犯發(fā)生之前評測出機構的背叛。研究者利用IBQ和其他測量方法搜集了345名大學生關于非意愿性經歷、創(chuàng)傷癥狀、機構背叛經歷的自評報告。
研究中，近一半的女生（47%）至少受到過一次的性侵犯。多于三分之一的調查參與者經歷過機構背叛。在這些遭受過機構背叛的參與者中，有近二分之一的人仍然是肇事機構中的一分子。也許最為引人痛心的是，機構背叛會誘發(fā)嚴重的創(chuàng)傷癥狀，即便性侵犯得到控制之后。換句話說，有過非意愿性經歷的女性在受到機構背叛后，其焦慮程度、性創(chuàng)傷、性功能障礙的水平都會增加。顯然，機構背叛帶來的傷害極其嚴重。
在2011年末，機構背叛中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闖入公眾的視線，故事發(fā)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足球副教練杰里·桑達斯基（Jerry Thaddaus Ki）身上。桑達斯基被指控多年來性侵過45名兒童。顯然機構對性侵一事知之未報。事實上，2010年7月12日，一則特別的調查顧問報道（被稱為“弗里報告”）指出：
最令我們難過、最發(fā)人深省的調查結果是遭到桑達斯基性侵的兒童，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竟然完全受到漠視。14年來，賓州州立大學最有權力的人沒能采取任何措施以保護受到桑達斯基性侵的兒童。桑達斯基被捕之前，斯帕尼爾先生（Messrs Spanier）（賓州州立大學的前任校長）、舒爾茨（Schultz）（賓州州立大學的前任副校長）、帕特諾（Paterno）（首席足球教練）和科里（Currey）（前任體育指導員）從未對受害者的安全和幸福表示出任何關心，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行為上。
當喬·帕特諾（Joe Paterno）最終因為掩飾案情而被捕時，許多人表現出自己的憤怒——不是因為兒童受到性侵，而是帕特諾被解雇。即便在帕特諾去世、桑達斯基定罪之后，仍有人支持桑達斯基?？赡軙腥死Щ?，人們?yōu)槭裁粗С肘C孩子的作惡者？帕特諾的視而不見，為桑達斯基創(chuàng)造了環(huán)境來一再地犯案。起初對性侵的掩飾，以及隨后很多人的維護構成了機構和社會中背叛盲視的案例。
抗議者持否認態(tài)度也是合乎情理的反應，他們規(guī)避自己對性侵的認知，因為這會戳到他們的痛處。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許多人雖然與桑達斯基或帕特諾一案無直接關聯(lián)，但他們與受害者或性侵者有的是朋友，有的是親戚關系。他們否認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發(fā)生的性侵案件，換句話說，他們對此一直保持盲視。不過，這起案件激起的關注和憤慨是一個令人欣慰的跡象。此等規(guī)模的性侵以及對其掩飾是常見的現象，但卻很少有作惡者受到指控，很少有高官承擔起責任，很少有人表現出憤怒。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引起的滿城風雨總比另一種反應——沉默好得多。
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和背叛盲視
近年來，出現機構背叛的一個組織環(huán)境逐漸成為公眾焦點：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
或許自從人類發(fā)生戰(zhàn)爭以來，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就已隨之應運而生。然而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及其引起的重大傷害在學術上的創(chuàng)傷研究領域中是個相對較新的課題。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涉及機構背叛，因為自古以來，軍方不愿意對軍營中的性創(chuàng)傷采取預防措施，對相關的報告也不予承認或者做出正確反應。所以，很多人對此保持沉默。2011年12月，達爾·詹梅爾（DahlDjamel）在半島電視臺英語頻道（Al Jeezera English）中這樣報道：
比利·開普肖（Billy Capshaw）于1977年參軍，此時他才17歲。經過訓練他成為一名戰(zhàn)地醫(yī)生，被調往德國的鮑姆霍爾德。他的舍友杰弗里·達默爾（JeffreyDammel）憑借略高的資歷，剝奪了開晉肖執(zhí)行正式任務、寫郵件、領工資的權利。達默爾徹底將這位年輕的戰(zhàn)地醫(yī)生與世隔絕，并經常對其實施性侵、強暴，折磨他。
達默爾作惡多端，隨后成了臭名昭著的連環(huán)殺手和強奸犯，謀殺了17名男性，1994年，在哥倫比亞懲教所被一名囚犯痛打至死。
開普肖回憶：“我當時很小，不知道怎樣應對這種情況。我的長官不相信我說的話。沒有人能幫助我，即便我反復地求他們?！?/p>
開普肖不得不在余生與自己做心理斗爭，這在經歷過軍營中性創(chuàng)傷的幸存者中屢見不鮮。
達爾·詹梅爾同時指出：
軍營中性創(chuàng)傷（MST）的幸存者蘇珊·阿維拉·史密斯（Susan Avila-Smith）是老兵倡導組織“女人抱成團”的領導者。15年來，她為很多處于MST不同恢復階段的女性和男性患者服務，親眼目睹到MST所造成的重大傷害。
“人們無法想象這些人受到的傷害有多大，”她對半島電臺的記者說，“我?guī)椭^3000多人，其中只有1個人有工作。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已經給他們留下很深的傷害，但是就MST而言，它不是敵人造成的，而是我們同胞所為。你在傷害自己的朋友、同齡人、告訴你會鼎力支持你的人。他們說，那種背叛以及來自于指揮部的背叛往往比性侵本身傷害更大。”
在2010年末，女兵行動網（Service Womens Action Network）和美國民權同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對國防部（Departmentof Defense）和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提出訴訟，控告他們“沒有遵守信息自由法案，拒絕披露政府檔案記錄——記載在軍營中發(fā)生的強奸、性侵和性騷擾的案件”。訴訟的目的是“揭示公眾關注事件的檔案記錄，也就是在軍隊中發(fā)生MST的比例、國防部(DOD)和退伍軍人事務部(VA)對MST及其他因公殘疾的政策、每個部門對MST做出何種反應”。
女兵行動網（SWAN）和美國民權同盟（ACLU）發(fā)表了一篇新聞稿：
“顯而易見的是，政府甚至不愿意邁出第一步，拒絕提供全面、準確的信息，關于性創(chuàng)傷給身穿制服的女性和男性所帶來的傷害，關于退伍之后的MST幸存者享受到的治療和福利”，阿努拉·巴拉瓦蒂（Anurag Bala Waed）說，他是前海軍上尉，也是SWAN的執(zhí)行理事?！皣啦亢屯宋檐娙耸聞詹繎搶⒎廴藛T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曝光軍營中性創(chuàng)傷的比例，以昭告天下。”
新聞稿中還提供了以下信息：
“從軍營性創(chuàng)傷的已知統(tǒng)計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性侵在我們軍隊中實屬常見”，桑德拉·帕克（Sandra Park）說，她是ACLU婦女權益項目的專職律師?！暗?，許多遭遇性侵的服役人員沒有得到應有的治療。性侵的比例以及為解決此問題所采取過的措施必須公之于眾?！?/p>
顯然，提出訴訟的部分動機是意識到這屬于機構背叛：
“政府沒有關心、慰藉諸多急需幫助的女性，她們要應對那些令人一蹶不振的事情，比如強奸、性侵和性騷擾?！卑驳卖敗な┠偷拢ˋndrew Schneider），他是康乃狄克州ACLU的執(zhí)行理事?！斑@些女性為服務祖國，冒著生命的危險。政府至少要披露問題的嚴重程度?！?/p>
難道一種背叛還不夠令人痛苦嗎？被戰(zhàn)友強奸這種背叛還不足夠令人心如死灰嗎？事發(fā)之后，還要忍受本應保護受害者的組織發(fā)布的謊言、否認的態(tài)度，這讓背叛又升級了。
法庭上的機構背叛
在第三章，我們探討了飛機上的女孩遭到性侵。那起案件的結果最終是大快人心的——正義得到伸張——但是由于公眾對受害者心理的誤解，它可能會輕而易舉地讓犯人得逞。其實，法律上對認同標準的定義不清晰以及公眾對受害者反應的不理解都會讓作惡者鉆空子，讓受害者受到指責，甚至可能還會將性侵歸咎于受害者身上，而讓作惡者逍遙法外。這種背叛發(fā)生在社會的大環(huán)境下。所以，為了正義，向公眾普及相關知識至關重要。
我們從創(chuàng)傷心理的研究中發(fā)現一些現象，候選陪審員或者像你這樣感興趣的讀者可能對此也了解地不夠深入。你可以在這些問題上完善自己的知識體系，將理解和公正傳遞給性侵、背叛、背叛盲視的受害者。
受到性侵時消極反抗是兒童和成人的普遍反應。研究表明，在性侵過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成人和二分之一的兒童消極反抗，甚至是毫無反抗。人們自然而然會困惑為什么會這樣、怎么會這樣，但是我們對性侵進行實證科學研究時，發(fā)現將動機和原理分開看待的話，消極反抗實屬常見。在關于性侵的科學文獻中，這類消極或零反抗的反應有時被稱為“強奸引發(fā)的癱瘓”。有的研究試圖解答受害者“為什么”和“如何” 消極反抗的問題。很多因素（比如力量懸殊和背叛盲視）與消極反抗相關。這些因素包括：由于反抗的危險，受害者綜合判斷之后會做出消極反抗這個清晰的決定，覺得這是一個明智的措施；還有受害者無意識的心理過程，比如思想分裂，以及麻痹或僵住這種無意識的生理反應。我們會在第9章詳細探討這些。
有時，受害者會完全或部分忘記自己受到的性侵經歷。無數的研究表明，有些受害者會在某個時間段忘記性侵事件。忘卻甚至可能發(fā)生在銘記一段時間之后。1997年，戴安娜·艾略特（Diana Elliott）發(fā)表了對多種創(chuàng)傷經歷的記憶研究結果，此次研究仔細調查了美國人中的代表樣本。艾略特發(fā)現，在不同的創(chuàng)傷類型中，17%的參與者表示部分忘記，15%表示有一段時期對此完全喪失記憶（總共有32%參與者表示延遲回憶）。某些人際間的受害經歷（諸如兒童性侵和強奸）會比非人際間的創(chuàng)傷經歷（比如車禍）的遺忘率高。當受害者原本信任、親近或依賴于作惡者時，性侵經歷便常給受害者帶來背叛創(chuàng)傷，而這種背叛更容易被受害者忘卻。
通常，受害者根本不會透露性侵事件，或者多會在事情過去一段時間后提起。有時，受害者拒絕提出法律訴訟。無數研究發(fā)現，保守秘密、放棄訴訟、延遲披露事件是性侵的普遍反應。大多數經歷兒童性侵的人直到長大成人后才會披露真相。同時研究表明，作惡者與受害者關系越密切，他們保守秘密、延遲披露時間、放棄訴訟的可能性越大。背叛盲視的原因是讓人們看不到親人對自己的傷害，這也會激勵受害者保持沉默。在本書后半部分，我們會探討披露真相的危險性以及治愈的可能性。
受到熟人的侵犯比受到陌生人的侵犯更加普遍，傷害性可能也會更大。大多數性侵是由受害者的熟人所為，這增加了延遲披露時間、缺乏支持、后果更為嚴重的可能性。人們普遍認為“陌生人危險”，這種刻板印象使得人們對性侵的相對風險，以及熟人和陌生人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困惑不堪。例如，如果一名女孩乘飛機時坐在陌生男子旁邊，她沉睡了，醒來時發(fā)現他正在摸她。之后她解釋自己當時特別害怕，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辯護律師會做出雙方同意辯護嗎？陪審團會這樣認為嗎？直覺告訴我們：不會，只有當受害者與作惡者相識時，這樣的辯護才可能發(fā)生。如果受害者認識作惡者，盡管事發(fā)之前沒有出現過挑逗行為，作惡者很容易鉆法律上雙方認同的空子，那么實情又是如何呢？也許人們會認為女性受害者享受被熟人性撫摸，因為她們如果不情愿會更有理由拒絕非意愿的撫摸，或者男人貌似有權撫摸認識的女性。這些觀點無一正確。相比于受到陌生人的性侵，女性或女孩若是受到熟人的侵犯更加不可能披露真相，她們的心理陰影也更為難以愈合。
受害者在遭到侵犯后往往會出現一系列反應。成人和兒童對性侵的反應是各式各樣的。有些人會感到萬分悲痛，有些人不會。當即的反應可能包括恐懼、焦慮、迷惘、自閉。受害者由于強烈地感到恥辱，通常會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在受到侵犯后，想去洗澡或是幾天、幾個月以來反復清洗自己。長此以往，受害者要承受的負面后果更為廣泛，包括創(chuàng)傷后的壓力、抑郁、自殺以及其他心理問題。受害者在背叛創(chuàng)傷的情況下出現極其危險反應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們會在后面深入探討。
當人們對受害者揭露的真相持有負面反應時，最為常見的是不相信受害者并將責任歸咎于受害者，這會加深受害者受到的性侵傷害。不信任和責備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背叛，極不利于受害者從性侵的陰霾中走出來。正如布瑞恩·馬克思（Brian Marx）解釋：“在當今社會，性侵案例的真實性往往受到質疑，人們將性侵的原因歸咎于受害者。而且，家人、朋友、警方、法官甚至是心理健康專家往往不重視或忽視性侵的后果。不幸的是，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進一步激化了受害者的恥辱和羞辱感，從而加深性侵的危害?！?/p>
以上羅列的相關研究結果只是冰川一角。我們知道更多創(chuàng)傷的心理以及受害者對性侵的反應。如果公眾和陪審員在審判一個案例之前掌握了相關的知識，就不需要專家證詞來提供受害者心理狀態(tài)了。具備相關知識的公眾會在司法體系以及社會中創(chuàng)建一個更為公平公正的環(huán)境；具備相關知識的公眾更有可能讓法律反映出受害者心理的真相；具備相關知識的公眾可以更加有效地維護我們的自由免受侵犯。我們的研究結果往往也可以為遭到侵犯的受害者制定治療方案以及找出責任方，同時為預防人際間的侵犯提供一種參考。這次研究所傳遞出的信息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如何在社會上與其他人相處。我們希望你從中得到的知識會讓你看待性侵受害者的角度有所改觀。
旁觀者的背叛盲視
當今社會中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是我們往往會對身邊的不公平、壓迫、背叛視而不見。雖然旁觀者持有背叛盲視的態(tài)度著實讓人窩火，但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受害者有必要對背叛裝作看不見一樣，或許旁觀者也不得不這樣做。經過亙古的歷史演化和終身的文化熏陶，每一個人都要成為有道德的個體。道德是人類進化中的一個部分，也是每一種文化和宗教的核心。道德規(guī)范的一個基本教義是公平，另一個就是關愛或不傷害他人。盡管不同的傳統(tǒng)有著不同的關注點（比如，服從、忠誠、純潔），但公平和關愛是所有道德體系的核心。他人可能會違反公平和關愛教義，而一旦發(fā)生這種情況，它不僅僅會讓受害者感受到背叛，旁觀者的內心也會有這種感覺——感到背叛了公平和正義原則。然而我們會對背叛選擇視而不見是因為看見背叛所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朱迪·赫爾曼（Judy Herman）寫過一段轟動一時的話語：
我們很容易掉進支持作惡者的陷阱。作惡者所需要的只是讓旁觀者無動于衷。他呼吁公眾對罪惡裝作看不見、聽不到、不披露。相反，受害者需要旁觀者一起分擔痛楚。受害者需要旁觀者付出行動、承擔義務、回憶事發(fā)過程。
這段頗具說服力的語言暗示著，旁觀者的盲視為旁觀者支起保護網，可以讓他或她維持現狀、免受風險。而看到背叛會將旁觀者推向這樣一種境地——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動，而旁觀者的現狀和舒適度可能因此受到影響。
旁觀者的背叛盲視可能是對可怕事件諸如種族屠殺產生的所謂“心理麻痹”的主要因素。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旁觀者對此透露半點風聲，他們就是在拿自己的幸?；蛏半U。旁觀者選擇背叛盲視的一個例子發(fā)生于維洛德隆賽場，也被稱為法國恐慌。
維洛德隆賽場是一家大型的室內賽車場，靠近巴黎埃菲爾鐵塔。1942年7月，這個室內賽車場上演一出駭人聽聞的事件。法國當時處于納粹占領和統(tǒng)治時期，警方逮捕了成千上萬名猶太市民，大多數是婦女和孩子，并將他們像囚犯一樣帶到室內賽車場，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這些人最終被押送到奧斯維辛，大部分被殺害。值得注意的是，這次令人震驚的事件是法國警方一手策劃和實施的，而不是納粹方，并且事發(fā)后，大部分民眾竟不記得此事。即使現在，許多人在知道四分之一的遇害者是法國公民，而且是被自己的同胞逮捕時，都會感到十分震驚。近期，某些市民組織要求警方公開事件始末。如今在巴黎可以發(fā)現紀念遇害者的石碑，但是法國警方在過去一段時間內曾一度矢口否認。最終在1995年7月，當時的總統(tǒng)雅克·希拉克（JacquesChirae）規(guī)定，法國必須要承擔起在殺害猶太人一事中的責任以及在納粹統(tǒng)治時期犯下的罪行：
這些黑色時期將永遠成為我們歷史中的污點，也對我們的過往和傳統(tǒng)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害。是的，這次瘋狂屠殺市民一事是在法國警方、法國政府的協(xié)助下產生的。53年前，也就是1942年7月16日，450名法國警察和憲兵在上級領導的指示下，遵循納粹的指令。那天凌晨，在首都巴黎地區(qū)，近10000名猶太男人、女人和兒童在家中被捕，并在警察局集合……法國是啟蒙運動和《人權宣言》的起源地，是包容和庇護人民的國家。法國承認那一天已無可挽回。它沒有遵守承諾，殘忍地將那些理應被保護的人親手送到劊子手手中。
無疑，背叛的程度著實讓人吃驚，但背叛盲視的程度也不可小覷。令人欣慰的是，近些年背叛已受到更多的關注。在第10章和第11章，我們會探討承認背叛、正視過往的背叛存在的風險以及治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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