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高考狀元李洋的人生經(jīng)歷今年可謂大起大落。先是因為高考移民(差一個月未移滿兩年)的身份不準報考本科第一批高校，而與清華大學(xué)失之交臂；就在民間無比嘆惋乃至義憤、其本人亦準備復(fù)讀再戰(zhàn)之際，又被香港城市大學(xué)重金吸納。李洋的遭遇，引發(fā)了關(guān)于高考移民的大討論，論者莫不以為此乃當代產(chǎn)物，其實不然。人們不是喜歡以科舉類比高考嗎？科舉場上的這種做法比比皆是，只不過名詞不一樣而已，那時叫做“冒籍”，冒充籍貫。李洋是湖北人，為了高考而變身海南人，就屬于典型的冒籍。
《萬歷野獲編》之“科場”部分，有許多冒籍的記載，說明初“冒籍之禁頗嚴，然而不甚摘發(fā)”。許是問題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吧，代宗景泰四年(1453年)“順天舉冒籍者十二人”，禮部主事周骙請照例論罪，于是“已中式者斥不錄，未中式者終身不許入試”。這種處理旋即被認為過于嚴厲，又“令斥回者仍許再試”；其中一個叫汪諧的，在接下來的這科還順利考取了。大抵冒籍的人不少都是這樣，未必是沒有真本領(lǐng)，而是要利用一下不那么公平的規(guī)則。嘉靖時的會稽陶大順，也是先冒順天籍奪了經(jīng)魁，“事發(fā)斥歸”，又在本土中了第四名。
明朝嘉靖年間還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楊允繩糾劾胡膏之貪，反為所訐；結(jié)果楊允繩論死，胡膏升官。到隆慶時，胡膏事發(fā)，楊允繩平反，而當楊之孫與胡之養(yǎng)子王國昌都中了萬歷戊子科(1588年)時，正義之士不干了，揪住的就是王的冒籍問題。他們說胡膏是余姚人，而王國昌成了徽州人，且此前王國昌曾“以余姚縣生員冒順天通州籍，名胡正道中式，已經(jīng)參論問革；今安得復(fù)冒徽州？”處理結(jié)果是王國昌“問斥如前”，還是回家待著。但王國昌不服氣，到京師據(jù)理力爭，云自己“既斥于順天之浙籍，再斥于應(yīng)天之徽籍；姓胡既不可，姓王又不容，則天壤之間，當置臣何所？”因為王國昌并非胡膏親生，又因為其人確實有才——“能頃刻成文數(shù)十篇，皆鋪敘可觀”，終于“許復(fù)試入會場”。單就籍貫問題而言，李洋與王國昌真有神似之處。倘若沒有被香港城大錄取，選擇復(fù)讀的李洋也將處于兩難境地：如果留在海南，明年高考他仍是移民身份；如回湖北，他則成為湖北的高考移民。
對冒籍者的處置，舊時當然并不僅僅不準再考那么簡單，以筆者所見而言，萬歷乙酉科(1585年)的做法最為酷烈。那是因為順天考生張元吉的投訴，查出共有浙江馮詩、章維寧等八人冒籍。有人說，張元吉是鄭貴妃的親戚，“又貴妃弟入闈不得薦，故以此修隙”。于是，辦事的人“未免迎合內(nèi)旨，處分遂爾過酷”。怎么處分的呢？馮、章二人“枷示順天府前”。這年冬天偏偏“凜冽倍?！?，二人“僵凍幾死”，賴同鄉(xiāng)沈繼山“以鄉(xiāng)曲憐之，倍予衣食，得不斃”。而沈繼山卻為此付出了貶去南京為官、降俸二級的代價。枷滿日，馮、章二人與其他六人“俱發(fā)為民，禁錮終身”，其中的史紀純之父被“革職閑住”，提學(xué)御史、正主考也受到了相應(yīng)處分。記載此事的沈德符也認為：“自來冒籍受法，未有此嚴峻且濫及者?！?/p>
國人原本是很注重籍貫的，韓昌黎、王臨川、嚴分宜、袁項城，從古到今，各色人等的籍貫往往還成為他們的別號。為什么要冒籍呢？沒別的，跟今天一樣，錄取資源的分布不均衡。看吳宗國先生在《唐代科舉制度研究》中考證的冒籍，能夠受到許多啟發(fā)。唐朝科舉，報名后先要由縣進行考試，然后再由州府考試，合格者始給予解狀，送尚書省。因為京兆(長安)、同州、華州(俱在今陜西境內(nèi))解送的錄取比例最大；而解送名單上列為前十名的，有時全部及第，一般也十得其七八，所以天寶(玄宗年號)后士子“莫不去實務(wù)華，棄本逐末”。務(wù)華中的一項，就是冒籍，不是那兒的人硬說是那兒的。韓愈感慨：“今之舉者，不本于鄉(xiāng)，不序于庠，一朝而群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宜矣?！彼?，下邽人(今陜西渭南)白居易，“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今安徽宣城)所貢”。據(jù)說蘇州人張籍，則為韓愈本人在徐州主試時所薦送。
“高考移民”委實是一項文化傳統(tǒng)，這傳統(tǒng)所以無須弘揚而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于產(chǎn)生這種現(xiàn)象的土壤——“配額”存在嚴重地區(qū)差異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改變。據(jù)海南省教育部門的統(tǒng)計，除北京、上海、西藏外，全國其他省市區(qū)都在向海南省進行“高考移民”，乃至每五個海南考生中就有一個是“高考移民”。人們選擇海南，在于那里的招生指標多，錄取分數(shù)低；當然，更在于其戶籍制度的寬松，北京的錄取條件更好，但一般百姓哪里擠得進去？
200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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