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北大才會擁有了中國大學史上最輝煌的一支名師團。既有主張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陳獨秀、魯迅，也有主張恢復帝制的辜鴻銘、劉師培；而提倡“情人制”、“外婚制”的“性博士”張競生，也沒被封建衛(wèi)道士的唾沫淹死。陳獨秀稱贊：“這樣容納異己的雅量，尊重學術自由思想的卓見，在習于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數學系學生毛子水說：先生的“兼容并包”，普通人多誤解為“勉強混合”；實在，蔡先生是有是非擇別的。譬如，他請劉申叔講六朝文學，絕不會允許他在講堂上提倡“帝制”；他請辜湯生教英詩，決不會允許他在校中提倡“復辟”。
蔡元培本人說得很清楚，大學就是要“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1919年7月23日，五四震蕩未息，受蔡元培之托，初到北大的蔣夢麟對留校學生演說，將蔡先生的精神概括為：
（一）溫良恭儉讓，具中國最好的精神。
（二）重美感，具希臘最好的精神。
（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具希伯來最好的精神。然蔡先生恐怕不肯承認我的話，因為蔡先生自己不知不覺的……蔡先生這精神那里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
幾天后，蔡元培在杭州收到蔣夢麟自北大寄來的快信，他將這番話抄錄在1919年7月27日當天的日記里。
在北大學生羅家倫的眼里，知天命之年的蔡元培是一位潛修靜養(yǎng)、有求必應的阿彌陀佛。錢玄同曾當面問他：“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寫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寫得這樣蹩腳，怎樣能夠考得翰林？”他卻笑著回答：“我也不知道；大概因為那時正風行黃山谷字體的緣故吧！”但他這樣的心平氣和、包容大度，并不是天生的性格，而是經過長期的歲月歷練出來的。羅家倫聽說蔡先生早年也曾自負才華，目空一切。戊戌變法之后回到紹興辦學，常常大碗喝酒，醉了以后，大罵時事，罵過以后，把大碗往窗外一扔。這樣的書生意氣，才可以理解他一面從事教育時，一面參加光復會、同盟會，以翰林而造炸彈，并世無第二人。
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
蔡元培在任10年間，北洋政府總統(tǒng)換了5次、內閣總理換了30次。時局動蕩下，他也一再強調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核心是讀書。
1919年的4月30日，巴黎和會突然傳來令人震驚的密電，和會擬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給日本，中國代表團因無力對抗，即將在和約簽字。情急之下，時任外委會委員長的汪大燮親自坐馬車赴東堂子胡同的蔡宅，把密電的內情告訴了蔡元培。
蔡元培當即召集北大學生，主要是新潮社、國民社的學生，希望他們能夠行動起來，以一己之力阻止巴黎和會的代表簽字。
1919年5月4日，星期天，北大學生在紅樓后集合，準備上街游行。雖然教育部的代表和京師警察廳在北大門口試圖阻攔學生隊伍，但隊伍很快沖破阻攔，整隊出發(fā)。
蔡元培后來的《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一文中說：“民國七年（1918）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游行，向總統(tǒng)府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我因此引咎辭職，經慰留而罷。”但是，“到八年（1919）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而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p>
隨后勢態(tài)急轉直下，一場阻止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會上簽字的五四游行示威活動演變成一場運動。當天群情激憤的北大學生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毆了章宗祥。
32名學生在與政府的激烈對抗中被捕。被逮捕的學生中，北大學生居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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