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抗戰(zhàn)，介公有一句著名宣示：“和平未到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后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這本是相當?shù)轿坏年U述，可問題在于，人家日本要的就是讓和平絕望。日本被大洋包圍，地少人稠，資源貧乏，自然災害又多，危機感深重，于是他們維新變法，脫亞助歐。泰戈爾去日本看了，很擔憂，回來說：如果日本單純模仿西方，就可能走上一條征服擴張的道路：野蠻的道路，罪惡的道路。孫中山去看了，也很擔憂，回來說：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洋霸道文化的鷹犬，還是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但日本人自己不擔憂，派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人去西方考察，學的就是弱肉強食那一套，西方文化中對生命的尊重，完全拋到一邊。他們早就把侵華作為國策了。
當中國爆發(fā)五四運動抵制日貨，當1923年日本發(fā)生關東大地震，當1929年出現(xiàn)全球性經(jīng)濟蕭條，日本人的危機感更重了，覺得吞并中國，已經(jīng)是時不我待的事情。
明治維新過后，日本人的方向感就非常強，確定了侵略中國，就從沒打算改變。馮友蘭抗戰(zhàn)勝利后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說：“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之變，為時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陽之變，為時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為時五十一年?！边@幾句話印證了日本人的方向感。
你介公一個宣示，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方向；你的人道主義，在敵人那里成了懦弱的象征。
你再聽聽毛主席怎么說：“個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夠打的。”
在當時的背景下，中華民族需要這樣的氣魄。
除了氣魄，還有手腕。對政府和軍隊的腐敗，介公心明眼亮，也曾想盡辦法加以約束和控制，可就是控制不了。對自己命令的推行，他常常難以保證。難怪那個叫魏德邁的美國人刻薄地說：
“委員長遠不能算是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僅僅是一群烏合之眾的首領而已?！?/p>
早在抗戰(zhàn)之初，就有人指出，某些官員言不離貨財，情不離寵賂，必將致士無斗心，民無固志。實事求是地講，在打日本期間，這些征象雖很顯明，卻并沒動搖根基。那時候國共兩黨主流上是合作的。重慶對于中國的意義，除了它是戰(zhàn)時首都，還因為國共兩黨在這里“兄弟一般地團結起來，為抗日救國而斗爭”毛澤東為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題詞，全文是：“國民黨員，共產(chǎn)黨員，兄弟一般地團結起來，為抗日救國而斗爭，達到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無二之任務?！?。介公1938年底率軍事委員會從桂林飛抵重慶后，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chǎn)黨人也進駐重慶，雙方攜手，共同筑成抵御外辱、再造中華的中流砥柱。民眾也從未喪失斗志，只說當時的學生，許多人因生活太苦得了肺病，醫(yī)務室天天躺著人，越躺越瘦，不多久就躺死了。盡管這么苦，當政府號召青年參軍，病床上的學生把被單一掀，就報名去，真?zhèn)€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
可日本終歸不可能打一百年。
把日本打完了，國民黨腐敗造成的惡果，只用四年時間就從樹上掉下來，爛成了一包渣。
咋不爛？團長以上個個貪污！我這還是相當客氣的說法，其實自上而下是爛透了的。只要手中有一點權，就讓權力發(fā)酵，見到地皮就刮一層，連戰(zhàn)地醫(yī)院的藥品，也被他們截留下來，悄悄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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