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后，北大、清華與南開組成長沙臨時大學，三校校長同時擔任常務委員，共同領導學校。為此，蔣夢麟一方面組織廣大師生南下，一方面囑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馮祖荀、馬裕藻留下來照料北大，這四人被稱為“留平四教授”。諳熟中國歷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給蔣夢麟帶話：“請勿視留北諸人為李陵，卻當作蘇武看為宜。”（《蔣夢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 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抗戰(zhàn)勝利后，周作人因漢奸罪入獄，曾希望蔣夢麟出庭作證。蔣也有此打算，但是終因種種原因未能實現(xiàn)。蔣夢麟的純正厚道是大家公認的。葉公超說：“我的朋友中，脾氣好的人也不少，但對于仆役等最客氣，而且從來不發(fā)脾氣的，我想只有孟鄰一個人。記得我們初到長沙去組織臨時大學的時候，我們合用一個寶慶的老兵，因為語言關(guān)系，往往詞不達意，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孟鄰先生看見那位寶慶的同胞做錯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剛好與我們的意愿相反的時候，他的反應總是發(fā)笑，我卻在著急。純厚，同情，寬容是他的本性。”
不過，在大是大非上，蔣夢麟?yún)s是另外一種模樣。葉公超還說，他們到長沙后，南開的張伯苓和清華的梅貽琦還沒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學在一起會產(chǎn)生同床異夢的矛盾，有人甚至說：“假使張、梅兩位校長不來，我們就拆伙好了。”聽到這話，蔣夢麟聲色俱厲地說：“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要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的學府在后方繼續(xù)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么困難，一定要辦起來，不能夠因為張伯苓先生不來，我們就不辦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么長期抗戰(zhàn)。”（臺灣《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二期第39 頁）
不久，長沙臨時大學遷往云南，改名為“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在抗日戰(zhàn)爭中，三所大學長期合作，為中華民族保存了文化學術(shù)的火種，譜寫了弦歌不絕的佳話。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紀念碑碑文》有言：“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歷史，各異之學風，八年之久，合作無間。同無妨異，異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轉(zhuǎn)移社會一時之風氣，內(nèi)樹學術(shù)自由之規(guī)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總覽卷，第284 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這一切，如果沒有蔣夢麟的努力和堅持，是不可能的。這也正如葉公超所說：“整個抗戰(zhàn)期間，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沒有間斷，而能繼續(xù)為政府培植人才，孟鄰先生個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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