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是9月26日接受采訪，僅僅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之后的第七天（距蔣介石到南京“召集會議決定對日方略”，更是只有五天），若是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國民黨中央才有了方針，孔祥熙又如何會使用“早有”這個詞呢?
況且，這一段時期，孔祥熙都是在上海養(yǎng)病，他可沒有參與南京方面的討論。
可見，國民黨決策層的喉舌透露出已經(jīng)掌握日軍的“軍事行動，盡早準備充分，頗有一觸即發(fā)之勢”的時候，國民黨決策層的“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決定”，同時“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
與孔祥熙說法呼應的另一個證據(jù)是，1931年9月26日，張學良發(fā)布了《對東北陸海軍全體對日不抵抗之訓令》：“此次之所以命令采取不抵抗主義，乃欲訴諸國際公裁，以外交求最后之勝利……此次不予抵抗，即出于主張公理，且不欲荼毒生靈之微衷也。然彼雖百端挑戰(zhàn)，我皆不予其口實?！?/p>
“欲訴諸國際公裁”無疑即下文中“請世界各國主持正義”，和孔祥熙的說法是完完全全一致的：“中央對日方針與步驟，早有決定。一切應付辦法，早有準備?，F(xiàn)在第一步與其講理。請世界各國主持正義。誰是誰非，想世界各國必有公理，當然不至無是非……”
那么“欲訴諸國際公裁（而）采取不抵抗主義”明顯就是之前已有的政策。
實際上，這樣早先已制定的政策方針，在已披露的事變前電文中也可以看出端倪，九一八前兩個月又6天，蔣介石曾給張學良很明確的指示“現(xiàn)非對日作戰(zhàn)之時”。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的《中華民國史事日志》“1931──中華民國二十年 辛未”的部分，有明確的記載：
７﹐１２（五，二七）
乙、蔣中正電張學良，謂現(xiàn)非對日作戰(zhàn)之時。
７﹐１３（五，二八）
乙、于右任電張學良，中央現(xiàn)在以平定內(nèi)亂為第一，東北同志應加體會。
如果以這個指示為分界線，細細琢磨當時的各種史料，可以清晰看得出，1931年的那一個夏天，張學良的思想變化是有一個明確脈絡的。
張學良一直認為東北軍無力獨立與日本開戰(zhàn)，且為此覺得深深焦灼。張學良曾提出：“如與日本開戰(zhàn)，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賠款，東北將萬劫不復”；“若有沖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jié)M蒙為日本人所占領(lǐng)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沖突”。于是，他也一直寄希望于匯集中國各方的“武力”一起保衛(wèi)東北的國土。
日本外務省檔案中，記載有張學良大約在1931年8月份給蔣介石的兩個請示電（日本特務機關(guān)當時在中國獲取的密電）：
“東北之安全，非藉武力無以確保，日本既一意對外，我方亦應有所自省…”、“…日本推展其大陸政策，有急侵滿蒙之意，已無疑問；無論其對手為中國抑或蘇聯(lián)，事既關(guān)系滿蒙存亡，吾人自應早為之計”。
在知曉了日本“有急侵滿蒙之意”的背景下、張學良做出了“非藉武力無以確保”“東北之安全”的判斷，他需向蔣介石表達的心意是非常明顯的。
張學良跟蔣介石說了他知曉了日本“有急侵滿蒙之意”，同時痛陳“東北之安全”“非藉武力無以確?！保谕麑θ毡静扇『畏N態(tài)度呢?
實際上，在九一八事變前，張學良一度考慮的甚至已經(jīng)是“對日采取強硬態(tài)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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