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代的約定】
在經過幾次落榜之后，1979年，我終于通過了自學考試，拿到了高中畢業(yè)證書。在這期間，我不能按時吃飯，還要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下學習，如此一來，病痛便開始找上我。有段時間，我時不時地咳血，到醫(yī)院檢查后才知道，自己患上了肺結核。幸虧國家對結核病人十分重視，讓我既能夠拿到免費的藥物，又能接受免費的治療。但大夫說，長期服用這類藥物會讓身體產生抗藥性，記憶力也會隨之減退。然而在那個時期，比起記憶力減退，更讓我擔心的是我的生命。每天我都靠著一大把藥物艱難度日，這實在是讓我苦不堪言。
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我也堅持學習。我已經與自己立下約定：要活到老學到老，所以我孤注一擲，開始準備高考。我并不是特別聰明的人，在學習上也沒有突出的表現(xiàn)。但不管學習成績如何，對學習的渴望一直指引著我向未來的人生邁進。
直到1980年，我一直從事著中小學課外輔導老師的工作。然而在這一年的7月30日，全斗煥戒嚴司令部發(fā)出禁令，要求停止開辦所有課外學習班，我也因此丟掉了飯碗。但值得慶幸的是，我可以用我的積蓄全身心地投入到高考的復習中了。一直到11月20日預考當天，我每天只睡兩三個小時，發(fā)瘋似的學習，在此前，我還沒有過這樣認真學習的經歷。為了節(jié)約時間，我干脆就在考試的地方吃住，多數(shù)時間都把自己關在屋里，精力全部集中在備考上。
不過，在這種夜以繼日、通宵達旦的學習過程中，一些煩惱也悄悄涌上心頭：一個連自學考試都落榜數(shù)次、最終勉強合格的人，拼命地打兩個月的突擊戰(zhàn)，能獲得些什么成效呢？我甚至懷疑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在我看來，考上大學對一個只受過一學期正規(guī)高中教育的人來說是一個遙遠的夢，但就是為了與自己立下的約定，我必須要堅持到底，堅持到預考的那一天。
好在最終考試的時候，自己的臨場發(fā)揮還算可以?？墒?，當我心潮澎湃地去看考試合格名單的時候，卻沒找到自己的名字和準考證號碼。不知是不是之前立下的各種小約定發(fā)揮了作用，經過迂回曲折，我最終以候補者的身份幸運地進入了合格者名單中。
大學期間的費用雖然不高，但我還是得靠自己賺來的錢繳納學費、買教科書。為此，我一邊做家庭教師，一邊向人們推銷《泰晤士報》。邊打工邊學習的生活確實有些疲累，但能在大學里讀書，這是我以前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一想到這些，我便重新振作起精神來。
其實，比起學習、打工和各種生活壓力，真正讓我感到痛苦的是示威游行。我進入大學的1981年，正好是全斗煥就任總統(tǒng)的第一年，再加上受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影響，大學校園的周圍連日因催淚彈和示威游行而雞犬不寧。在比別人晚了3年才考上大學的我看來，游行純屬浪費時間，況且對于游行能否產生影響，我也并不抱太大希望。我用打工辛辛苦苦掙來的錢和助學貸款才勉強交齊了學費，結果學校卻因游行把停課當做家常便飯，我實在是覺得冤。我當時干脆休學了一個學期，投身到學校的行政工作中，幫助校管做些雜活兒來獲得學費上的補助。在此期間，我成為學校里的勤勞獎學生，在學生們的示威游行過后，那些收尾工作都由勤勞獎學生來做。當學生們走出操場，我一邊收拾碎紙片和爛旗子，一邊嘆息這個世道。
然而，一個學期即將過去的時候，我看到學校墻壁上張貼著的大字報，看到那些光州市民慘遭殺害的照片，便開始轉變了想法。這些事件在國內媒體上沒有曝光過，大都是從國外媒體的報道中援引過來的。起初，我對這些大字報上的內容半信半疑，但還是繼續(xù)著邊學習邊打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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