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他的“重大錯誤”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對于學習、宣傳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應付。他說，他自己的表現(xiàn)像一個資產(chǎn)階級的“小知識分子”，“世界觀”也一直沒有改變。他承認，他干擾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身為總書記，沒有盡到向毛澤東報告的責任，同時也沒有理會毛澤東說他的書記處已經(jīng)成為“獨立王國”的警告。他接著說，如果他繼續(xù)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態(tài)度及政治觀點留在書記處，將會損害黨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學習，因為林彪對毛澤東思想學習得最好，而且在貫徹毛澤東思想方面“無人能比”。他總結(jié)說：“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錯誤，并在以后對黨和人民作出貢獻，這是唯一的方法?！?/p>
鄧小平說得如此夸張，一定讓所有聽到他作這次自我批評的人，不管是他的朋友還是敵人，都能感覺得出來，他是言不由衷的。事實上，他是故意選用對方批判他的語言，目的就是要表明，他是被迫這樣做的。不管如何，這次經(jīng)歷一定令他感到萬分痛苦。他不得不作出難堪的政治投降；同時也向那些盼望得到他支持的人宣布，他再也沒有能力幫助他們了。他正式否定了自己在過去幾年當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同時，他也給了他的敵人在將來攻擊時的借口。他也毀掉了他身為總書記的一切權威。
在鄧小平（以及劉少奇）作出自我批評后，毛澤東立刻作出一副寬宏大量的姿態(tài)。他告訴與會的各省代表，劉、鄧兩人過去所犯的錯誤，并非完全不可原諒。但他同時明白表示，他很不滿意他們兩人，尤其是鄧小平本人對他個人的態(tài)度：
我故意下放（最高權力）。他們就建立獨立王國……從1959年到現(xiàn)在，鄧小平什么事也不請示我……（1958年）我對武昌會議不滿意……所以我回北京開（另一個）會。雖然你們開了六天會，但你們?nèi)圆蛔屛议_一天會。不讓我完成工作沒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對你們像對待死去的祖宗那樣對待我。
他又說，應該給劉、鄧兩人一個機會，看看他們是否真的悔改了。即使毛澤東真有此意，但劉、鄧兩人的一些死對頭這時正掌握著大權，他們是永遠不會給劉、鄧兩人這個機會的。
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在11月和12月公開露了幾次面。但此后，他們便不再露面了。對劉來說是永遠地消失了。對鄧來說，在公開場合露面，是6年多以后的事情了。在當時，外界根本不知道他們兩人的真正遭遇。直到1980年代后，人們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們當時的遭遇。
1967年1月至8月，劉、鄧兩人在理論上都還是自由之人。但是，他們只能躲在中南海的圍墻之內(nèi)，甚至即使躲在中南海內(nèi)也免不掉受到騷擾。1966年12月，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身邊的一些服務人員，在他們家中對他們夫婦舉行了一次斗爭大會。在街頭，紅衛(wèi)兵不斷示威聲討他們，官方和紅衛(wèi)兵的報紙更是不停地刊登詆毀他們兩人的文章。劉少奇是他們最主要的攻擊目標，并被指責為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和“中國第一號走資派”。在紅衛(wèi)兵的文章中，把鄧小平稱作“中國的第二號走資派”，但官方的報紙則沒有這樣說。
攻擊鄧小平和劉少奇的運動由江青、康生、陳伯達與張春橋等人主持。張春橋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們都一樣的陰險毒辣。張組織了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公開的反對劉、鄧的示威游行，并號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讓他們遺臭萬年”。4月，江青在一次紅衛(wèi)兵集會的演講中，羅列了鄧的“十大罪狀”。對劉、鄧的這場斗爭起起落落，完全要看當時正在進行中的一場權力斗爭的情況而定。這場權力斗爭在1967年年初爆發(fā)，并且在那一整年當中弄得黨和軍隊雞犬不寧。每當激進派覺得受到威脅—三月間就發(fā)生了這種情況，在由周恩來主持的黨的一次會議上，一批副總理和老元帥們對激進派發(fā)動了面對面的嚴厲抨擊；或是當他們覺得可以完全放手攻擊敵人時，就像7月間，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視察時，這場斗爭就更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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