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國父、首任總統(tǒng)、執(zhí)政的非洲人國民大會（非國大）元老、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納爾遜. 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經(jīng)一個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這個以往多災(zāi)多難、如今多姿多彩、而未來前程無限的“彩虹之國”、“金磚”新秀。自從曼德拉領(lǐng)導(dǎo)南非人民廢除種族隔離、建立民主南非、實現(xiàn)種族和解以來，新南非已經(jīng)走過了19年的難忘歷程。通常人們的紀念、總結(jié)高潮都會在“逢五逢十”出現(xiàn)，但是隨著曼德拉病重，這個高潮似乎提前到來了。
新南非至今雖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獄后南非就已經(jīng)開始新舊“過渡期”，1993年各種族各黨派終于達成最后協(xié)議即民主南非協(xié)商會議公約（CODESA）,并通過了新憲法決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剛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發(fā)生了非國大武裝斗爭期間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動“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國大在加納第一次呼吁國際社會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國民黨上臺開始全面實行系統(tǒng)性的種族隔離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個種族隔離法《土著土地法》頒布的100周年；南非布爾人殖民者擊敗反抗的祖魯人的“血河之戰(zhàn)”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此世界因曼德拉病情再次關(guān)注南非、以及南非歷史上多個大事件“逢五逢十”紀念日之際，一些朋友希望我把過去關(guān)于南非的著述整理成集，于是有了這本書。
我本不是專業(yè)研究南非的。之所以對南非有興趣完全是因為我對國內(nèi)問題和一般社會轉(zhuǎn)型問題的求索，如書中一組文章所說的：是“從南非看中國”的興趣。我關(guān)于南非寫的最早文字是1994年《東方》雜志第4、6期的《好望降臨好望角》、《圣雄人格與和解進程》二文，當時是作為“南非種族和解進程評述”系列文章的之一、之二連發(fā)的（本書中已合為一篇）。緣于當時我國社會剛剛經(jīng)歷一場風暴，積累的仇恨如何化解令人擔憂。而此時東歐、南非又相繼發(fā)生變革，一些國家在冤冤相報中陷于仇殺，一些國家則成功地在民主化進程中化解了血仇。記得當時路透社的一篇文章說：波黑、盧旺達發(fā)生的事（指種族仇殺）本來更可能出現(xiàn)在南非，之所以沒有，就是因為南非有曼德拉！
當然，我覺得其實還因為有德克勒克，就像當年甘地的成功離不開他那同樣主張寬容與妥協(xié)的對手蒙巴頓一樣。一個成功的政治轉(zhuǎn)型，總是一方面有像曼德拉、甘地那樣不屈不撓勇于抗爭、同時又心胸廣闊不計前嫌的“圣雄”，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又是思想開明能識大體，懂得順應(yīng)民心和時代潮流，而拒絕不擇手段地株守既得利益的賢人如德克勒克和蒙巴頓。但是英雄造時勢，時勢更造英雄，為什么這樣的人南非有，而波黑就沒有，這就涉及到事情的社會歷史背景。根據(jù)我了解的一些情況就寫了那兩篇文章。本來還打算繼續(xù)寫“之三”等等，但是遇到他事就放下了。
那時南非還是一個國人非常陌生的所在，雖然北大和社科院等地都有專門研究南非的前賢，但他們基本都活動于比較小的專業(yè)圈子，在關(guān)于“公共話題”的思想探討中沒什么人提到南非，因此我這兩篇文章影響似乎不小，甚至1997年中國和南非建交前南非第一個新聞界訪華團聽說這兩篇文章后還跑到我家，十幾個記者在萬壽寺我當時那間斗室里擁擠著進行了汗流浹背的采訪，并向南非做了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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