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熙寧執(zhí)政巧謀合
第一節(jié) 胸懷天下的萬言書
度支判官是財政部門屬下掌管收支情況的官員，職責是“掌天下財賦之數(shù)，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職權非常大，對全國的財政情況了解得也比較透徹。這份差事干起來其實也是十分累人的。
王安石上任以后，每天都要核算國家的收支情況，算到最后，結果令他大吃一驚：朝廷的財政支出遠遠大于財政收入，官員和兵員的日益增多加大了財政的支出。這些都加深了北宋的社會危機。
王安石是一個心系國家、百姓的人，見到這種情況，他不可能袖手旁觀，在經過了一系列的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和自己的深思熟慮之后，他以杰出的思辨力和敏銳的眼光，隱約察覺到趙宋王朝在太平盛世的背后潛伏著重重危機。
王安石自進士及第以來，20年的宦海浮沉，他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政治經驗與社會閱歷，現(xiàn)在他要施展政治抱負，推行變法，他懂得首先必須打動仁宗皇帝。
在其他官員為自己的私利鉤心斗角的時候，王安石則挑燈夜戰(zhàn)，經過一段時間的認真準備，完成了長達萬余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北宋中期的內外形勢、問題和改革方向、任務作了一個透徹論析。這篇文章是研究王安石變法思想的重要資料。
在中國古代眾多的奏疏中，《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是一篇難得的佳作。其思想之深刻，論證之嚴密，思路之清晰，用詞擇語之精當準確，讓人讀后不能不為王安石的卓見和文采所折服。這篇奏疏不但體現(xiàn)了王安石的寫作風格，更成為了王安石日后變法的思想基礎。無論后人如何評價，都無法否認王安石在這一鴻篇巨制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精深的政治思想和高遠的政治眼光。
在這篇著名的萬言奏折里，王安石直言不諱地指出了朝廷所面臨的內憂外患，財力窮困、風氣日壞、法度不合先前三代之政等一系列危機，說明變法是形勢所迫；分析了慶歷年間范仲淹主持的改革失敗的原因是缺乏合乎國家需要的人才；認為當務之急是培養(yǎng)人才，并建立一整套的教育、養(yǎng)廉之法、紀律約束、法律制裁、考察、賞罰的辦法；同時要以正確的方法治理財政；提醒皇帝當前朝政的嚴重問題，是從中央到地方奸吏充斥、“官官相護”，國家法律不能得以有效施行。
王安石在奏疏中講道：“以現(xiàn)在的形勢來看，陛下雖然想通過改革實現(xiàn)富國強兵，‘合于先王之意’，我認為卻一定不會取得什么成效。陛下是一個奮發(fā)有為之君，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再加上一番努力，本應是心想事成，但陛下卻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人才。”
王安石還指出：“大家一直以為現(xiàn)在官員太多，而財政的支付能力已經不足以供養(yǎng)如此龐大的官員隊伍了。這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不可否認，現(xiàn)在的官員確實比以前多了一點，但這是造成國家財政貧乏的最終原因嗎？非也。以前官員的數(shù)量要比現(xiàn)在少得多，俸祿也比現(xiàn)在低，但困擾朝廷的依舊是國家財政的貧乏。其實，官員的俸祿，在國家財政中只是一筆小錢?！?/p>
我雖然不懂理財之道，但是也看過歷朝歷代治理國家財政的方案。實際上就是用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這才是充實國家財政之根本。
如今大宋久無戰(zhàn)事，邊境安寧，百姓安居樂業(yè)，按理天下應該是很富足的，但是，現(xiàn)在的實際情況卻是，無論個人還是國家，都飽受缺錢之苦，這是為何？究其原因是‘理財未得其道’，這與國家實行的財政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是其根本原因。當時的富商巨賈們通過各種途徑積累了大量的財富，他們把這些財富作為自己擴充實力的資本保存起來，不進行市場流通，以至于最后出現(xiàn)了‘錢荒’，這也是導致北宋財政貧乏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當今朝廷選拔人才，考試的內容多是記憶性的，這就使得當今讀書人對問題缺乏根本性的認識和理解，僅以其博聞強記和略通文采就把他們看做是茂材異等、賢良方正，認為他們才是公卿的最佳人選。但是，單憑這兩點是遠遠不夠的，治理國家需要的是敏銳的洞察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魄力。若朝廷選拔人才僅靠這兩點，無疑會使國家遭受很大損失?？上攵麄冊诮鉀Q問題時，只能分析事情的表面，而對問題的本質卻不提及，這樣的人才其實不要也罷。
縱觀歷代各個王朝，一旦坐擁江山，皇帝通常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慎擇公卿’，也就是慎重選取有才能的人擔任朝廷要職，然后，再通過這些人進一步選取賢能之人作為他們的下屬。如果采用這種辦法來選取官員，那么，從中央到地方，就都有稱職的人選了。如果讓一些沒有真才實學的人來當公卿，在各個部門濫竽充數(shù)，那么，所有部門單位的行政效率也就可想而知了，如此還會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真正有才學的人，‘往往困于無助，不得行其意也’。
“其次，諸如五經、學究、明法諸科，朝廷把這些作為必考科目，目的在于使人明志?，F(xiàn)在朝廷又開設明經之選，用以選拔通曉經術之人。但是這種考試，也是靠死記硬背和略通文采就可以通過的，選不出真正有用的人才?！?/p>
王安石認為，朝廷推行的恩蔭制度也存在很大弊端。如若一個人做了官以后，就可以恩澤子弟，這些被恩澤之人往往沒有豐富的知識，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才能，但國家卻讓他們去當官，對其能力及人品都沒有做有效的考核，因此通過這種途徑而成為官員的往往只能應付表面上的事情，很難做出什么成績。
王安石進一步指出，國家對于庸才的處理一向嚴格，往往將他們流放到外地做官，讓這些人很難在中央混下去，“擠之于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但現(xiàn)在這些人卻被安排去主持州縣之事，使他們凌駕于老百姓之上，這種做法就有點不對頭了。以他在地方任職時所了解到的情況來看，數(shù)千里之間，很多州縣官員都是被中央流放下來做官的，這些人幾乎就沒有能認真負責辦事的，而且個個都擺出十足的官氣，經常利用手中的職權來謀取私利。
王安石主張是堅決反對恩蔭取士的，他進行的科舉改革，被梁啟超認為只是一時之計，但后來無人再有王安石之才之力以繼承王安石衣缽，所以王安石的科舉改革竟然一演而成為八股，與王安石的本意背道而馳，令人扼腕！
王安石接著說道：“現(xiàn)在國家選拔人才方法不當，選拔以后也不考察其道德方面，而只問其出身之先后，論資排輩，依次提升；也不考慮他稱職與否，而只是考慮任職時間的長短。再者就是不能人盡其才，文章寫得漂亮的，卻讓他去搞財政工作；搞財政還沒上手，又讓他去搞司法；司法還沒理出頭緒，又調去管理禮儀制度?！?/p>
王安石在“萬言書”中還提出了高薪養(yǎng)廉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是沒有什么所謂正確答案的問題，必須結合當時情況來具體判斷。王安石在當時提出的高薪養(yǎng)廉思想，與現(xiàn)在的概念，還是有所不同的，但仍然明確體現(xiàn)了王安石務實的政治思想：想要整頓吏治，首先還是要拿錢出來說話。
王安石把人才問題提到了事關改革成敗的關鍵地位，可謂一針見血。在當時的背景下，若不去改革，北宋勢必就會朝著衰敗的方向發(fā)展，而沒有人才做改革的基礎，改革無疑是天方夜譚。王安石一直都在強調人才的重要，可是，人才培養(yǎng)實在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培養(yǎng)出來的，他的改革也最終因為沒有人才的支持而告失敗。
王安石在“萬言書”中還指出了宋朝“崇文抑武”政策帶來的嚴重后果。宋朝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所謂文化繁榮，人人以詩酒為樂，唱和為美。應該說，北宋是一個以文人治天下的王朝，自太祖趙匡胤開始，對武將的防范就從未停止過。因為趙匡胤就是以武將的身份發(fā)動陳橋驛兵變，黃袍加身做了皇帝，他害怕以后的武將會像自己一樣篡奪大宋政權，所以就處處打壓武將。由此，北宋一朝文臣的地位、待遇始終都比武將高。最后竟形成了一種特有的社會風氣——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崇文抑武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國家抵御外敵的能力降低，致使遼金政權屢次放入中原腹地，掠奪財富，涂炭生靈。
因此，王安石提出了一個軍事思想，就是全民皆兵，希望通過這一政策來達到抵御外敵的目的。當時的王安石能有這樣的政治眼光，實在是難能可貴。
“萬言書”對當時的內外形勢、朝廷弊政、社會問題、改革之迫切性等方面，都進行了相當深刻的論析。在王安石看來，曾經支持過范仲淹改革的仁宗皇帝，有可能賞識自己的才能見識而支持變法。然而，這次他估計錯了。暮年的仁宗心有余而力不足，已無力來變革現(xiàn)狀了。仁宗只是在嘉祐六年任命曾公亮為宰相，張異、包拯為正副樞密使，司馬光任知諫院、王安石任知制誥，以起用新人來寄托改善朝政，維護統(tǒng)治的希望。然而，王安石還不甘心失去仁宗的支持，因為他深知如果仁宗不予支持，就很難施展改革的抱負。所以，他又給仁宗寫了一道《上時政疏》。疏中明確指出，新任命的并非都是賢才，而當務之急在于“大明法度”、“眾建賢才”，絕不能再因循茍安，對時局抱僥幸心理。還提醒仁宗皇帝，改變現(xiàn)在的統(tǒng)治危機，莫過于今天，過了今天，恐怕悔之晚矣。王安石進一步指出，北宋現(xiàn)在雖然表面上看似太平，實則卻危機四伏，如果不加以徹底改革，將會斷送祖宗創(chuàng)下的宏偉基業(yè)。
在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的時代，王安石能有這樣的見識、清醒的頭腦、犯顏直諫的膽略勇氣，確實堪稱那個時代具有遠見卓識、憂國憂民的政治家了。然而，仁宗年老而又生性懦弱，受制于習慣勢力，且被言私利而不言公義之臣包圍，已經不能提拔王安石來開創(chuàng)新的政治局面了。
第二節(jié) 丈夫出處非天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宋仁宗嘉祐八年，王安石的母親去世了，此后五年的王安石，度過了他一生中最閑適、最平靜的一段時光。在這五年中，他沒有被政事煩擾，沒有被各種案件卷宗牽絆，陪伴他的只有書、朋友和他的學生。他在綠蔭環(huán)抱的家中讀書、寫文章，還收了幾個徒弟，給他們講學，每天都和朋友、學生討論學問，這種輕松愉快的日子，是他以前從來沒有享受過的。有時候他也在想，就這樣終了一生，不再去為官場斗爭而傷神，像陶淵明那樣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日子豈不是很好嗎？
天氣好的時候，王安石經常和朋友、學生們去登山游水。江寧，在王安石眼中是江南一座美麗優(yōu)雅、魅力非凡的城市：鐘山郁郁蔥蔥，氣象萬千；玄武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棲霞山到了秋天，紅葉遍野，五彩繽紛。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河，都那么令人向往。這里的每一座橋、每一座塔，都值得親自去走一遭。王安石每次和朋友登山時，都會文思泉涌，因此留下了許多千古絕唱。如：
棲霞山
自古帝王州，郁郁蔥蔥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
繞水姿行游，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這首詞的大意是說：登高遠眺，往事一幕幕；青山綠水仍舊在，只是已枉然；千百年來的英雄豪杰打拼下來的基業(yè)，總是經不起時光的流逝、歲月的消磨，那些往事就像滾滾江水一去不返。
作為一個政治家，身居六朝古都，眼前的一切不能不引起王安石對歷史上朝代興替、人亡政息的深深思索，他發(fā)思古之幽情，寫出了著名的《桂枝香·金陵懷古》：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里，背西風，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鷺起，畫圖難足。
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xù)。千古憑高，對此漫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后庭遺曲。
王安石那種樸素的情懷，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知不覺又在心中激蕩起來，那一年王安石47歲。47歲，對于一個政治家而言，正值黃金年齡，加上他做了多年的地方官，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閱歷?？墒?，他不知道自己能否有大展才華的機會，能否將他那滿腔的愛國熱忱化為治國安邦的現(xiàn)實。
王安石是個政治家，也是一個哲學家。他精研了古今名人的窮通之數(shù)，而且對此頗有心得。在與朋友的談話中，他說：“身猶屬于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于命乎？”這么多年來，王安石一直在等待著一個機會，這種等待對他來說是痛苦的，他心急如焚，卻只能等待，這種痛苦與焦急表現(xiàn)在他的許多詩作中。在《明妃曲》中，他用王昭君等人的遭遇來自比，寫道：“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痹谠伿吩娭?，他抒發(fā)出心中的惆悵：
斗粟猶慚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
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為名。
高論幾為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
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發(fā)生。
宋英宗駕崩、宋神宗即位的消息傳到了江南，王安石那顆孤寂的心此時又變得惴惴不安起來。畢竟，他心里裝著家國天下，胸懷大志，他不甘心就此屈服于現(xiàn)實，其實也就是他不甘心屈服于自己。此時，朝廷的很多消息傳到了江寧。首先是神宗決定英宗皇帝的喪事從簡，這個決定讓天下所有人為之一震，人們由此佩服新皇帝的干練。接著，神宗皇帝下詔要求天下所有臣民直言朝廷的弊端以及解決弊端的方法，其懇切之情，溢于言表。再者就是開始整頓吏治。宋神宗早就對中央以及地方官吏的貪污腐敗明了于心，深惡痛絕。有一次他召見開封知縣問一些情況，該知縣一問三不知，神宗大為惱火，當堂就罷了他的官。
從宋神宗種種舉動中，王安石看到了希望，他感到神宗皇帝是一個有魄力能干實事的皇帝。與此同時，他的朋友韓維也從京城開封給他捎來消息說，神宗皇帝很欣賞他，可能會重用他。雖然消息還不是十分確切，但此時的王安石再也不能心靜如水了，他明白他這么多年的苦學沒有白費，這么多年的地方官也沒有白做，這么多年的等待終于有了盼頭，機會也許真的就要來臨了。
熙寧元年（公元1067年）四月，正是江南的晚春時節(jié)，朝廷的詔書終于到了，王安石多年的心愿終于看到了希望。此時，整個江寧震動了，人們從各種各樣的傳聞中猜測王安石此去的前程，有人覺得他必得皇帝重用，有人認為這只是象征性的升遷，種種猜測不一而足。他又一次出去游玩，但這次的心情與以往不同，他想再多看一眼這個地方，因為他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回江寧。
在地方上推行變法的實踐，一方面使王安石對于變法的理論，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也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另外一方面，也極大地增強了王安石對于變法的信心，使他在后來的變法中面對眾多詰難，能夠堅持變法立場不動搖，頂住巨大壓力推行變法。
王安石一心想要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變法，實現(xiàn)自己強國富民的偉大夢想，可惜當時的統(tǒng)治者并不欣賞他的變法主張，也沒有在全國實施變法的愿望。不過由于當時王安石的政績、才能和品德，已經是眾人皆知，朝中諸位大臣也深為佩服，于是朝廷一次次予其高官厚祿，要是一般的官員，碰上這樣提拔升遷的大好機會，恐怕會歡天喜地，連呼皇天有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高高興興地去赴任了。可是，王安石的性格很固執(zhí)，既然皇帝不欣賞他的變法理念，無法實現(xiàn)變法理想，他也根本無意去當什么大官。于是，王安石一次次謝絕了朝廷的任命，甚至有一次，官府派人將委任狀送上門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狀的人只好跪下來求他，王安石則躲進了廁所里，送委任狀的人便將委任狀放在桌上走了，沒想到王安石卻追上來退還了委任狀。
從這些事情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在意當什么官、當多大的官，他看重的是能不能實現(xiàn)他的變法理想。如果在朝廷當大官，但是不能推行他的變法主張，那還不如老老實實待在地方上做一個父母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一些改革，以待時機來臨。
面對自己的抱負無法實現(xiàn)，王安石選擇了蟄伏，選擇了韜光養(yǎng)晦。他在等待，一旦時機到來，他將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xiàn)實，讓這個古老的國家變得更加富強，重現(xiàn)漢唐盛世萬邦來朝的輝煌?！按簌i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蓖醢彩褪沁@樣一只蟄伏著的大鵬，他在等待大風，等待可以讓他扶搖直上的大風。
新官上任三把火，宋神宗當然想在自己當皇帝的時候把天下治理好，于是他起用了王安石。應該說，王安石對這次皇帝下詔入京是很高興的，他抱著改革的希望來到了京城。這從他當時所寫的詩中就可以看出來。他在《出金陵》中寫道：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
浮云映郭留佳氣，飛鳥隨人作好音。
這首詩中，王安石心情之歡愉、輕快，溢于字里行間。他可能沒有想到今后會有怎樣的驚濤駭浪在等著他，也不會料到他自己將會有那樣多的困難、壓力、痛苦和沮喪，更不會預見到數(shù)年之后，他會滿懷失望地回到這個曾經讓他踏上輝煌之路的地方。
對于這次被皇帝召入京城，王安石的朋友將他比做賈誼和諸葛亮。他雖然不以賈誼和諸葛亮自居，但是卻堅信此行一定會有所作為，這在他的詩《酬吳季野見寄》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漫披陳蠹學經綸，捧檄生平只為親。
聞道不先從事早，課功無狀取官頻。
豈堪置足青冥上，終欲回身寂寞濱。
俯仰謬恩方自謙，慚君將比洛陽人。
據(jù)《石林詩話》記載，王安石被神宗召入京城后，王介將他比做諸葛亮，說：“草廬三顧動春蟄，蕙帳一空生曉寒?！倍醢彩瘎t說：“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蓖嫘χ幸嗤嘎冻龃诵杏兴鳛榈乃枷?。
第三節(jié) 帝聞聲譽見其人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駕崩，神宗即位。宋神宗還在藩?。ㄓH王府第之稱）當太子時，就對王安石的賢名有所耳聞。當時韓維任王府記室參軍，常給穎王趙頊講論經義，得到了趙頊的贊賞。每當他在神宗面前講的觀點得到稱贊時，就說：“這其實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觀點?！庇纱?，趙頊對王安石的印象極佳。后來，韓維升為太子庶子，便推薦王安石做王府記寶參軍。
宋英宗
宋神宗對王安石的“萬言書”也是十分贊賞的，剛繼承大統(tǒng)的宋神宗還沒有親眼見過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在宋神宗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是非常高大了。推行變法，富國強兵，這也是剛剛當上皇帝的趙頊的強烈愿望，于是他決定起用王安石。為了察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國的才能，宋神宗先任命王安石為知江寧府，幾個月后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不久即召王安石入京。王安石看到神宗是一位能有所作為的皇帝，等到詔書一到，即心情急迫地起身赴京。
宋神宗一聽王安石到京了，異常興奮，馬上召其進宮面談。這一著名的君臣會，標志著王安石變法的序幕緩緩拉開。一個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王，一個是滿腹經綸的才子賢臣，為了同一個目標坐在一起，問答間時時碰撞出思想的火花。王安石已經不是那個初出茅廬的書生了，面對宋神宗的詢問，王安石胸有成竹，侃侃而談。
宋神宗問：“治理國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答：“首先要選擇方法?！彼紊褡谟謫枺骸疤铺谌绾?？”王安石答：“陛下應當效法堯舜，何必說唐太宗呢？堯舜的方法，非常簡便、非常關鍵、非常容易，只是后來的學者不能理解，就以為高不可測了?！鄙褡趯ν醢彩幕卮鸱浅M意，叮囑他全心全意輔佐改革。在又一次召見以后，神宗將王安石單獨留下來，咨詢變法措施，王安石提出要堅決清除反對變法的人。在聽取了王安石關于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上的變法改革主張之后，宋神宗被其深深折服，深感王安石就是能與自己共創(chuàng)大業(yè)，讓宋朝中興的治世人才，而王安石亦被宋神宗勵精圖治、富國強兵的宏大志向所感動。宋神宗最后對王安石這樣說：“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上ひ廨o朕，庶同濟此道。”意思很明白了，就是說，讓我們一起為大宋中興、強國富民的目標而努力奮斗吧！
神宗初登大位，志氣非凡，富于朝氣。他自幼就對皇祖屈服于遼和西夏耿耿于懷，不滿朝廷軟弱無能，也看到了宋太祖時所建立的行政官員人事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一方面重用文人借以排斥武將，大開科舉，錄取官員；另一方面，基于南北朝時期就有的門蔭和恩蔭制度，很多高官子弟不經科考就可以做官。因此，到北宋中期官員冗余的情形逐漸嚴重起來。另外，由于軍隊不斷擴充，大量農民被征入伍土地無人耕種，到了神宗時期，軍隊人數(shù)據(jù)說已經達到百萬之眾。數(shù)量龐大的吃皇糧者給朝廷的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官員們文恬武嬉，軍隊戰(zhàn)斗力低下，在與遼國和西夏國的戰(zhàn)爭中屢次戰(zhàn)敗。神宗銳于學，勵于志，早有強國雪恥的愿望。當年還是太子時在東宮聽講學，常不滿足于伴讀講解，經常出其不意地提出問題，窮根究底，使講經史的伴讀緊張得直冒汗。日過正午，學而忘餐，內侍（在皇宮服侍的宦官）為此常常催促：“恐饑，當食?！倍w頊卻回答說：“聽讀興致正濃，不感到肚饑。”直到英宗皇帝再派內侍傳令休讀才作罷。
神宗親政以后，急于物色理國的英才。他對大臣們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yǎng)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為了使大臣們重視戰(zhàn)備，他親自改太祖創(chuàng)立的景福庫名，用自己作的一首三十二字的詩，一個字代表一個庫，加以命名。這首詩引錄如下：
五季失固，
狁孔熾。藝祖肇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守之，敢忘厥志。
詩的大意是，五代喪失幽云邊塞，中原暴露，邊防無險可守，北方的夷狄遂肆意侵擾。太祖建國的時候，有征服外敵、收復失土的宏圖，為此在朝中設立內庫，作為招募征士的經費。曾孫趙頊守之護之，豈敢忘記先祖遺志呢？
宋神宗的確頗想有所作為，他曾經廣泛征求大臣們和皇室成員的意見，希望能夠找到富國強兵的道路。遺憾的是，他聽到的那些勸告，特別是那些元老重臣們的勸告，通常是些空洞無聊的死板教條，這無疑令他非常失望和沮喪。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詢有關邊防的事宜，這位當年曾經支持過范仲淹實行“慶歷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說：“陛下如果能夠27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賞邊功，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甚至有不少人根本不支持宋神宗的做法，還給宋神宗潑冷水。據(jù)史書記載，有一天，20歲的年輕皇帝身穿全副戎裝來看皇太后，皇太后看到皇帝英武挺拔，欣喜之余卻鄭重告誡年輕的皇帝：“你如果能夠永遠不貪軍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身著戎裝表明神宗對漢唐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對國盛兵強的渴望?？上М敃r宋神宗周圍的人，不論是太后還是朝中大臣，大都不理解他富國強兵的想法，根本提不出有效的、建設性的意見。宋神宗有一次詢問大臣關于富國強兵的政策，一個大臣說要修德，一個大臣答要修身，所有這些人全都語重心長地告誡皇帝，要他愛養(yǎng)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選賢任能，要他疏遠奸佞，要他持重安靜，要他恪守祖宗成法。這些空洞的答案無疑讓宋神宗無比郁悶，修德修身固然重要，可是沒有人告訴他：眼前大宋王朝面臨著深刻的危機，快要支撐不下去了，怎么辦？國家積貧積弱的狀況怎么扭轉？泱泱華夏該如何重振雄風？怎樣除掉遼、西夏的軍事危險？怎樣奪回燕云十六州？怎樣讓大宋王朝揚眉吐氣，布天威于海內？沒有人能夠告訴他答案，甚至愿意和他討論這一切的人都沒有。
當時的大臣韓琦、富弼、文彥博等，自從在慶歷新政中敗下陣來后，都已經磨光了銳氣，變得畏難保守，不贊同神宗富國強兵、養(yǎng)兵備邊、主動制敵的政策。朝中的大臣死氣沉沉，安于現(xiàn)狀，不圖革新，既然從他們身上得不到富國強兵的良策，宋神宗只好將目光投向了京城以外，急切地希望能找到能安邦治國的良臣，最終王安石進入了神宗的視線。
王安石在仁宗和英宗二朝，雖未受到重用，但在士大夫中，他享有極高聲譽，被視為“一代偉人”。很多人都贊揚他質樸節(jié)儉，不嗜酒色財利；稱贊他視富貴如浮云，不以官職為意；欽佩他好學多思，深通經術，自成一家之學?！对钦Z錄》說：“當時天下輿論，以金陵（安石）不作執(zhí)政（宰輔）為屈?！?/p>
神宗即位這一年，河北大旱，國家財政由于救災費用劇增而出現(xiàn)緊張局面。十一月，朝廷舉行祭天活動，神宗讓學士們議論救濟的方法時，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論起來。司馬光主張緩變，而王安石要劇變，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宋神宗很贊賞王安石的魄力，最重要的是，王安石銳意改革的精神，和神宗勵精圖治的心相通，于是，宋神宗下決心排除各種干擾，支持王安石變法。
第四節(jié) 遇明主，欲行新法
趙宋王朝統(tǒng)一天下（也不能算全部統(tǒng)一，最多只能算是半統(tǒng)一）之前，五代十國的亂世，人民流離失所，很難有人能夠靜下心來讀書學習，導致讀書人銳減。趙宋王朝建立之后，出于維護皇權的目的，皇帝強力推行崇文抑武、優(yōu)待士人的政策。官員只要不犯錯誤，就能平穩(wěn)升遷，這種政策導向使官員們都成了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庸官。達到一定級別，還能讓子孫蔭官、進入仕途。這樣做的好處是：讀書人的地位大大提高，引導大家都去讀書，文化得以迅速恢復。這樣做的弊端，除了全民血性喪失，還使已經過度膨脹的官僚機構進一步膨脹，達到了臃腫的地步。太祖太宗兩朝，內外官員不過三五千員，到了宋仁宗皇佑年間，已達到了兩萬多員。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員們，書讀得當然很好，但能不能做事就很難講了。朝廷給官員們的俸祿還很高，用大把的銀子，養(yǎng)著一個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官僚隊伍。清朝人趙甄北評論說：“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余?！?/p>
宋朝財政收支相當混亂。僅官員、軍隊就已經開支很多，而皇室開支亦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宋代全國分為十五路（后來分為二十多路），路大致相當于現(xiàn)在的省。中央派往各路的官員稱監(jiān)司官，每路不是一個監(jiān)司官，而是四個，分別是：帥、漕、憲、倉?！皫洺肌笔前矒崾梗苘婈?；“漕臣”是轉運使，管錢，主要任務是把地方上的錢糧輸送到中央；“憲臣”是提刑按察使，管司法；“倉臣”是提舉常平使，大致相當于省民政廳加省糧食局。安撫使、轉運使、提刑按察使、提舉常平使各管一攤，將割據(jù)的可能性降為零。但如此一來，國家的管理成本成倍增長。各府、州、軍、監(jiān)的官員們需要巴結、打點的上級官員，由一個變成四個，需要出四份常例錢鈔。單單是這樣幾筆開支，已經導致入不敷出的財政赤字了。
宋朝由于未能真正統(tǒng)一天下，因此長期受到北方一些民族的軍事壓力，也就不得不大量養(yǎng)兵。宋太祖時養(yǎng)兵22萬，到宋仁宗慶歷年間增至125萬。這還不算，由于趙家的皇位來路不正，皇帝總怕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總防著武將們，因而采取“將不專兵”的政策。軍官的駐地一般不怎么變動，部隊卻經常調來調去的，防止軍官將軍隊變成私家軍，對朝廷構成威脅。但是這樣的頻繁調動，雖然沒有打仗，軍費開支卻不比打仗少。
由于以上種種原因，就產生了“冗官”、“冗兵”和“冗費”的問題，簡稱“三冗”。隨著北宋統(tǒng)治的延續(xù)，“三冗”越來越嚴重。再加上宋朝極為怪誕的“不抑兼并”，到宋神宗繼位的時候，社會矛盾已經相當復雜和尖銳。為了改變這種局面，神宗終于下決心起用王安石實行變法以圖強。
王安石就任參知政事，為變法做的主要準備工作就是設立了一個叫做“制置三司條例司”的機構。這是個什么機構呢？還要從趙匡胤篡位說起。趙匡胤發(fā)動兵變篡得皇位，所以宋朝對武將的戒備心很強，此外對宰相也防得很嚴。萬一宰相權勢過大，篡奪趙家的皇位怎么辦？所以北宋一朝，皇權凌奪相權的情況相當嚴重。北宋的宰相不僅不能管兵權，而且莫名其妙地不能管財權，財權由三司管理。三司分別是戶部司、鹽鐵司、度支司，三司不歸宰相管，直接向皇帝負責。王安石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管理三個司的司，歸自己領導；后來，干脆又把“制置三司條例司”并入中書省，總算把財權抓在自己手里。
當然，這也說明了宋神宗對王安石的信任與支持。本來，宰相不管財權，就是皇權限制相權的體現(xiàn)，如果宋神宗不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制置三司條例司”這個機構根本就不會出現(xiàn)。
“制置三司條例司”并入中書省，王安石也升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執(zhí)政大臣、宰相），熙寧變法正式拉開序幕。
變法的過程中，神宗充分利用君權的力量保證新法推行。熙寧二年，新法逐漸出臺實施，但是馬上遭到朝內外守舊勢力的攻擊。司馬光攻擊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侵官、生事、征事、拒諫”，他們不僅從新法的內容、效益上提出非難，而且從思想、道德上指責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面前，神宗曾一度猶豫，但終不為所動。對學術、道德上的爭論，神宗認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于事”，講求道德與功名并重，對守舊勢力反對變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甚為反感，贊同王安石“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主張。在王安石與守舊勢力的斗爭中，神宗為支持王安石，先后罷免一批反對變法的官員：御史中丞呂公著“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皆不得言，相繼去”，“翰林學士范鎮(zhèn)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歐陽修乞致仕“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出彥博守魏”。而且，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神宗進一步提升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后，涉及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方面的新法先后頒行天下。這些新法涉及廣泛，幾乎涵蓋社會的各個方面，新法的全面推行使變法進入了高潮。變法的前一階段，即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以前，如果沒有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變法是不可能的，宋神宗的政治抱負和銳意改革的決心，保證了變法的順利實施。新法的實行，大大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社會生產力有了巨大發(fā)展，墾田面積大幅度增加，農田單位面積產量普遍提高，多種礦產品產量為漢代、唐中葉的數(shù)倍至數(shù)十倍，城鎮(zhèn)商品經濟取得了空前發(fā)展，軍隊的戰(zhàn)斗力也有明顯提高。宋朝又重新恢復了生機與活力。
第五節(jié) 響亮的“三不足”口號
王安石早就意識到變法會面臨巨大阻力，特別是觀念上的交鋒會十分激烈，因此他早就作好了向這些阻力開戰(zhàn)的準備。當時變法派與守舊派之間實力懸殊。表面來看，變法派似乎占有很大的優(yōu)勢，有皇帝的支持，再加上王安石的強勢推動，其實則不然。神宗變法的熱情非常高，但除舊的魄力有限，他雖是變法派的堅定支持者，但他又不能完全融入到變法派的陣營之中，因為他是變法派與守舊派的調和者。而守舊派實力非常強大，絕大多數(shù)皇親貴族都屬于這一陣營，更重要的一點是高太后，也就是神宗的母親，是守舊派的積極響應者。盡管雙方在實力上來說勢均力敵，但由于守舊觀念的基礎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事實上是很難動搖的。
王安石在這場斗爭中，表現(xiàn)出了大無畏的戰(zhàn)斗精神。他認為社會已經到了非變法不可的緊要關頭，如果改革能夠順利進行，使社會生產力得到迅速發(fā)展，不僅能夠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且還能使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取得質的飛躍。反之，若改革失敗了，會危機日深、國勢衰敗，大宋王朝滅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
神宗對于改革的阻力似乎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所以總是搖擺不定，這也就使得守舊派有機可乘，經常通過各種渠道在神宗面前詆毀變法，試圖阻撓改革的步伐。其實神宗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面他希望改革能夠順利進行，實現(xiàn)富國強兵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不至引起太多的矛盾沖突，他總想找到一條捷徑，一條阻力最小的捷徑，但在當時的北宋無處可尋。
變法派與守舊派進行了激烈的交鋒。呂誨在《論王安石疏》中對王安石的變法進行了猛烈抨擊，他將政事比作水，認為安靜的水才能澄清，攪動水必然會渾濁，凡事都要順應天命，不能逆天而行，像王安石這樣隨意變法的人，不應再居于朝廷，應立即貶謫。富弼也指出，王安石在變法時任用小人，違抗了天命，因而到處都有地震、瘟疫，以至四方人心日益搖動，一片混亂，因此最好能夠“安靜”下來，也就是盡廢新法。
保守派的理論非常簡單，無非就是天人感應說。中國傳統(tǒng)社會注重天人合一，認為人與天，人與自然是一體的，由天人合一產生了天人感應說，既然天與人是一體的，自然會相互聯(lián)系，相互感應。天人感應說應該說是一種迷信的源泉，既無科學根據(jù)，又無思想價值。
王安石對這種觀念持一種折中的態(tài)度。他認為天與人確實有聯(lián)系，人本來源于自然，永遠無法割斷這一聯(lián)系，但自然界所發(fā)生的諸如地震、瘟疫這樣的災難，與變法是沒有關系的。只要采取積極措施，這些都是可以應對的。所以，他認為天變不足畏。
據(jù)《長編》記載，神宗年間，有一年某地旱了很久，滴雨未下，神宗親自下詔罪己，避殿易服，就連平常的膳食也減少了一半。后來，又多次在郊廟社稷及宮觀寺院祈禱，神宗為此終日憂心忡忡，嘆息不止，甚至聽信保守派的讒言，認為此難與推行新法有關。對于這么一位敬天畏神的皇帝，王安石據(jù)理辨析，水旱這樣的災難都是在所難免的，即使是像堯舜禹湯文武這樣的圣王時期都免不了水旱之災，難道能說是他們道德不足、為政不明引起的嗎？何況神宗即位以來，連年豐收，遇到一點水旱之災也是正?，F(xiàn)象。如果僅憑這一點就認為是上天示罰，未免太過牽強附會了。
王安石這種天變不足畏的精神既有對儒家思想的現(xiàn)實主義、唯物主義和無神論的合理因素的吸收和放大，還有對道家天道觀的繼承和發(fā)揮，也有對佛教義理的傳承和發(fā)展。
在儒家傳統(tǒng)觀念中，祖宗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后人都必須毫無保留地繼承。因此，崇古就成為約定俗成的價值觀。保守派堅持認為，祖宗之法是萬不可變的，變更祖宗的法度是一項莫大的罪名。司馬光甚至宣揚一種越變越退步，越變越亡國的論調，主張應世世代代遵守祖宗之成法。當然，除了觀念上的保守之外，利益的驅使也是他們反對變法的重要原因，因為王安石的變法嚴重觸犯了大地主大貴族們的利益。
就在王安石全面推行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熙寧三年舉行的進士考試當中，出了這樣一道題：
今之論者或曰：“天地與人，了不相關，薄食、震搖，皆有常數(shù)，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盡善，可革則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憚改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紛紜之議，不足聽采?！币庹吖沤癞愐?，《詩》《書》陳跡不可盡信耶？將圣人之言深微高遠，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聞所以辨之。
這個考題就是針對“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言論而出的。
司馬光表面上是讓考生辨析這三個問題，實則早已暗示了答案，誰敢說《詩》《書》是不可信的陳跡，誰敢否定圣人之言？司馬光此舉確實達到了一箭雙雕的目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道考題是針對王安石的，司馬光其實就是借這次策問來鼓動考生反對變法。
神宗皇帝并不蠢，一下子就識破了司馬光的用心，在審閱之時，神宗看出了名堂，用紅筆把題目劃掉了，并且指令“別出策目”。意圖很明顯，神宗皇帝在袒護王安石，但是他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第二天，神宗和王安石談話，提到這個事情，神宗問王安石：“你聽說過‘三不足’這種說法嗎？”
王安石回答：“臣沒聽過?！?/p>
神宗就對王安石道：“外面人都說，現(xiàn)在朝廷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昨天翰林院擬試進士題，專指此三事，愛卿聽說過這樣的話嗎？”
王安石沉思了片刻，從容說道：“臣未說過這樣的話。臣輔助陛下變法以來，陛下勵精圖治、兢兢業(yè)業(yè)，每做一件事情，唯恐傷害了百姓，凡事都以百姓利益為本，這就是‘懼天變也’。陛下特別注意聽取不同意見，但眾人之言也有不值一聽者，那些陳舊迂腐之見，必須加以駁斥。至于說祖宗之法不足守，則本當如此。仁宗皇帝號稱守成，在位40年，也屢次修改成法，更何況陛下這樣的有為之君呢”？
神宗說：“敬天法祖愛人是公認的治理天下之道。愛卿的說法似乎與此全然不合。愛卿學識深厚，見多識廣，朕才疏學淺，還請愛卿為朕詳細解答?！?/p>
王安石說道：古人一直以為，地震、瘟疫之類的災難都是上天發(fā)怒的象征，并把這些災異和君主聯(lián)系起來，臣卻不以為然。依臣看來，天地萬物自有其規(guī)律，日食、月食、地震等都是自然現(xiàn)象，和君王的行為沒什么聯(lián)系。我說的此番話，陛下不一定會全部認同，天地之道，玄虛難測，不談也罷。但對流俗之言卻不必畏懼。流俗之人不學無術、目光短淺、看問題只是從自身出發(fā)，不能縱觀全局。做大事者，只要認準了一件事是正確的，于國于民是有利的，還害怕流言嗎？
從神宗和王安石的對話來看，王安石不但沒有對這種說法進行否定，相反，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明確地闡述了這種說法。司馬光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他意在攻擊王安石的這一考試題目，竟成為王安石改革精神的精辟概括，“三不足”精神在中國思想史上，閃爍著不朽的人文光輝。
神宗畢竟沒有王安石這種膽魄，雖沒有直接反駁王安石的話，可后來他曾表達過這種思想：“朕非好勞苦，也想做點事情，希望在朕的有生之年能夠為百姓謀求幸福。朕也不想輕易發(fā)動戰(zhàn)爭，至于兵，雖然可以安天下，但不可輕用，并不是朕不敢殺人，而是擔心‘天道不祐也’。”
可以看出，神宗還是有畏天思想的。
保守派在詆毀變法的同時，還給王安石加上了一項重要的罪名——拒諫。那么王安石是否真的拒諫呢？據(jù)《宋史·陸佃傳》記載，當陸佃向王安石進言，說外面有人傳言說他拒諫時，王安石回到道：“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可見，王安石拒絕的只是流俗之人的荒誕言論而已。
然而，總是有人不停進諫，為了不失人心，王安石就和神宗談起人心得失問題。王安石說，所謂人心，必先符合“理義”，如果符合理義，就算是“周公致四國皆叛不為失人心”，如果不符合理義，“王莽有數(shù)十萬人詣闕頌功德不為得人心也”。
王安石的意思是，眾叛親離，不一定就做錯了；萬眾歡呼，也不一定就是正確的。所謂人心，并不能作為衡量一件事物正確與否的唯一標準。
褒禪山華陽洞王安石題字
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王安石在制定新法的時候非常慎重，盡量考慮老百姓的意見。每當朝廷下達新的政策之前，王安石都會派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地州縣長官詢問百姓，然后再立法。等立法確定之后，又告知百姓，直到大家都較為滿意時，再正式下令實行。不論新法是否全部做到了民無異詞，但提出這一標準已充分體現(xiàn)了王安石對百姓意見的重視和對人心民意的尊重。
由于變法觸動了大地主、士大夫階層的利益，因而在包括富商在內的社會上層，一時之間反對變法的聲音占了主流。對保守派來說，他們無法想象像王安石這樣的士大夫為何會背叛自己的階層，置本階級利益和呼聲于不顧。其實王安石比他們想得更遠，他考慮的是國家的整體和長遠的利益，為此暫時犧牲上層階級的利益而讓貧困至極的下層百姓得到一點好處，是完全應該的。但保守派視自己利益至上，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像王安石這樣目光遠大、剛正不阿、體恤下情的政治家沖破一切阻力為百姓謀利益，雖然最后沒有獲得成功，但其精神和勇氣卻是無人能及，他的貢獻更是不可抹殺的。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