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啟蒙與革命
民國二十年（1931），湖南報人李抱一在《長沙報紙史略》中，簡要記述了長沙報紙發(fā)展的歷史，在他的敘述中，《湘學新報》與《湘報》成為長沙地方報刊史的源頭：
開湖南報紙之先河者，為遜清光緒丁酉戊戌間之《湘學新報》與《湘報》。先是湘撫陳寶箴銳意革新，學使徐仁鑄、江標皆明達，與寶箴 合無間，務在講求實學，開通風氣。徐仁鑄首創(chuàng)《湘學新報》……
《湘學新報》與《湘報》是湖南維新運動的產(chǎn)物，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在其存在期間內(nèi)，對于維新派思想在湖南的傳播，確是發(fā)揮了極大作用。而作為湖南這一地區(qū)近代報刊的發(fā)源，它們所樹立的“傳播新知”與“醞釀革命”兩大目標，無疑也影響到后來者。
《湘學新報》（后改名《湘學報》）創(chuàng)刊于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1897年4月22日），督辦為當時湖南學政江標，以長沙校經(jīng)學院名義發(fā)行。江標在例言中，這樣解釋創(chuàng)辦該報的目的：“……運會所趨，日新月異，而湘省報館闕如，非所以開民智而育人才也。爰擬創(chuàng)立湘學新報，將群章甫縫腋之儒，講求中西有用諸學。爭自濯唐，以明教養(yǎng)，以圖富強，以存遺種，以維宙合?！?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10989796.png" /> 《湘學新報》以講求實學、傳播新知為宗旨，其內(nèi)容分為史學、掌故之學、輿地之學、算學、商學、交涉之學六部，“每學首列總說一篇，次為問題以疏通之”。除此之外，《湘學新報》也選刊一些有關維新的奏章文牘，介紹校經(jīng)書院、各種學會之章程，評價新學書籍，從其他報刊摘錄一些時事消息。
維新派借助報紙傳播的，除了各種專門之學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傳媒影響，作用于社會風尚，頗能開湘省閉塞之風。如《湘學報》對其他報刊的文章消息的選登，有明顯的選擇性與針對性，《申報》上關于江西兩女性往英國學醫(yī)，回國擬創(chuàng)立中國女學堂的消息便轉(zhuǎn)載于該報，顯然是因為這與其鼓勵女學的主張相一致?！罢乒省币粰诮榻B西方女學堂而感嘆中國婦學傳統(tǒng)的消失 ；江標也撰文介紹日本華族女校規(guī)則。不久，湖南辦理不纏足會的啟事與相關章程刊于該報，并連載湖南不纏足會題名，湘省各地加入該會者人士不少，所謂“湘學有報，藉以考鏡新知，雖鄉(xiāng)僻之士，囿于見聞，閱之可以增廣智力，法良意美”。作為一種近代傳媒，《湘學新報》的創(chuàng)辦顯然有利于維新思潮的傳播，譚嗣同稱“聞湘中長沙一城，銷千數(shù)百份；銷《時務報》又千余份”。正是基于近代報刊的這種影響力，譚嗣同在諸多新政之中，特別推崇報刊，“諸新政中，又推《湘學新報》之權力為最大。蓋方今急務在興民權，欲興民權在開民智”。
正是看重報刊在推廣新知以開風氣方面的效用，在《湘學報》遇到阻力停刊之后，譚嗣同等人私人集資籌辦《湘報》，并改旬刊為日報：
往者江君建霞，督學吾湘，有鑒于此。日日使新人、闡新理、紀新事。而作為新書。不俟其書之成也，而十日一出之，名之曰《湘學新報》，其助人日新之意至切也。然而則既已十日矣，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舊；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舊。然而則既已十日矣，謂之新可也，謂之日新不可也。于是同志諸友，復創(chuàng)刊為《湘報》。日一出之，其于日新之義庶有合也。
《湘報》發(fā)行之廣，尤甚于《湘學新報》，開始印5000份，后來增至6000份?！断鎴蟆返淖谥际恰伴_風氣，拓見聞”，其內(nèi)容及姿態(tài)則較《湘學新報》更為激烈。雖然其所針對的讀者只能是士紳階層，但《湘報》與《湘學新報》相比，文字已然通俗不少，內(nèi)容亦不再偏重于學術，而更關注時務報道和論政。晚清湖南，從風氣閉塞之省份一變而為全國維新運動之中心，學堂、報刊、各式學會的涌現(xiàn)均有影響?！断鎴蟆放c南學會、時務學堂關系密切，成為維新派的主要輿論陣地。因其思想過于激進，很快招致保守派的反對，1898年，因為登載易鼐的《中國宜以弱為強說》，引起張之洞的不滿，至當年八月，王先謙、葉德輝等人聯(lián)名上書陳寶箴，攻擊維新派。1898年10月15日，《湘報》即告停刊。
與《湘學新報》一樣，《湘報》對于維新派來說，主要功能有二：一是借助報紙傳播新學，達到啟蒙社會的效用；二是通過輿論，宣傳帶有“革命”性的社會思想?！断鎴蟆放c《湘學新報》顯示出近代傳媒可能具有的社會功用，對于湘省后來的辦報者自有啟示。雖然從影響范圍和力度而言，它們不應被稱為地方報紙，但在湖南報人看來，“按湘報在世雖僅數(shù)月，而聲光燦然，言湘政者莫不稽焉”，并視之為湖南報刊史上的輝煌時期，大概就在于它們所樹立的這一“啟蒙＋革命”的辦報“傳統(tǒng)”。
《湘報》被停后，湖南洋務局另監(jiān)督辦理《湖南官報》，形式與《湘報》類同，但內(nèi)容上保守許多，“稿件須先由撫院文案處核定，實完全官報也，精神遠不逮《湘報》”。該報至1905年因經(jīng)費問題改為旬刊，1906年另辦《長沙日報》，形式仿《申報》，1913年湯薌銘入湘后，因反對袁世凱而封報。武昌起義之后，湖南報紙出現(xiàn)一個繁榮期，民國元年至二年（1911—1912）間，長沙有報紙13家，多為國民黨人所辦?！懊駠闪ⅲf度更新，報紙應時而起，春皋凈麗，百卉怒生，其盛如此，而內(nèi)容形式亦迥不猶前也?！?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10989796.png" /> 這一時期的報紙主要有《大漢民報》、《長沙日報》、《湖南公報》和《演說報》等，各報都注意于社論，不同政治派系報紙之間爭論不斷，以至各報紙的記者在辯論激烈時，各佩手槍以防身。經(jīng)歷民初湖南動蕩不安之政局之后，很多報紙因各種原因倒閉，“由于地方報紙受了摧殘，上海報乘機傾銷，尤以《時報》在長沙一地實銷五百分為最多” ；至張敬堯統(tǒng)治時期，湖南的主要公共媒體以《大公報》和《湖南日報》為代表 ；而五四時期的湖南，致力新文化和新思潮的輸入，影響及于社會各面的，則推劉人熙、貝允昕、李抱一、龍兼公、張平子等人創(chuàng)辦于1915年的《大公報》。該報在五四前后的變化，反映出這一時期湘省輿論氛圍的轉(zhuǎn)變，及公共媒體如何在文化輸入過程中發(fā)揮作用。而它在不同時期內(nèi)輿論傾向的改變，則標識出在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圍中，湖南的公共傳媒在“啟蒙”與“革命”之間的艱難選擇。
與以往的公共報刊不同的是，《大公報》 一開始就給自己定位為地方報紙，將立足湖南本土作為自己的辦刊方針之一：“現(xiàn)今各報紙有共同之大病二：一空談政治放棄社會，一詳于中央而略于地方。本報竊愿力矯此弊?！直緢蟀l(fā)行于湖南，固一地方報紙也。同人循名責實，愿于湖南各重要問題為根本之解決，并多列論隨時發(fā)生之事實，以作芻蕘之獻?！?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10989796.png" /> 《大公報》關注湖南社會諸方面，其本省新聞所占篇幅幾與中外要聞相同，此外，“時評”一欄常以本省政治或文化現(xiàn)象為對象進行點評議論，另辟“勝聞”一欄刊登以省城為主兼及本省各地的小新聞或各類趣聞?！洞蠊珗蟆孵r明的地方特色，不止于它對地方時事的報道，更在于它對地域政治的參與。它的誕生，本來就是湖南反袁斗爭的產(chǎn)物，因為政治觀念的不一，其創(chuàng)辦人才脫離《湖南公報》而另創(chuàng)《大公報》。從創(chuàng)辦之日起，《大公報》就參與了歷次地方政治事件，這種參與也不單是對政治新聞的報道，而是以新聞媒體的身份，直接進入運動中心，成為影響地方政治的一股力量；在驅(qū)張運動和自治運動中，這種影響力于湘省政局之作用尤為明顯。
張敬堯統(tǒng)治時期，湖南本地主要報刊僅存《大公報》與《湖南日報》，而五四前后文化巨變時期，在湖南社會輿論界，輸入新知最力的當數(shù)這兩份報紙。1919年2月7日，《大公報》登出《本報大改良廣告》，宣布要在“新聞”、“勝聞”及“藝海”、“文苑”等欄目上作調(diào)整。但該報真正的革新還在五四運動爆發(fā)，新文化運動興起之時，借助外來新思潮之力，將原有的報紙格局打破，《大公報》也因此成為湘省文化輸入之前沿陣地，“從文化運動國恥運動兩方面著手”是這一時期《大公報》的辦報宗旨。 五四運動剛剛爆發(fā)，《大公報》側(cè)重報道的是北京上海等地學生運動，及政府對山東問題的態(tài)度等政治性新聞，由于張敬堯?qū)浾摰姆怄i，這類報道常常不能通過檢查，報上常常有開天窗的現(xiàn)象，以致報界聯(lián)合呈文——《湖南報界呈省長文》，要求當權者明確山東問題記載法，并明示政府檢查權限。
6月份關于五四的政治報道較前少見，而關于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成為《大公報》關注的重點?！敖榻B新知”作為一個不固定的欄目，以杜威關于民治主義的講演為起點，開始了新思潮的介紹。同時，省城新文化運動的動向也成為該報主要內(nèi)容之一，如對健學會演講的介紹和演講辭的刊登；省城中學上演的新劇；關于白話文體的討論與白話文學作品的出現(xiàn)。這都表現(xiàn)出在文化變革當中，《大公報》所取的開放姿態(tài)?？梢哉f這一時期，“文化啟蒙”和“政治運動”成為該報的兩大焦點。
1919年9月1日，是《大公報》創(chuàng)刊四周年紀念的日子，李抱一在紀念詞中這樣明確了報紙編輯的抱負：“我輩作保姆的，謹當引著他向‘自由意志’‘創(chuàng)造能力’的路上走去?！碑斕斓膱蠹垼畲蟮淖兓窃瓉淼摹皠俾劇币粰诔蔀椤半S意錄”的附屬，篇幅縮小不少，最后干脆取消了這一欄目。同時被取代的欄目還有“藝?！?，這個欄目原以刊登文言文的休閑文學為主，取代它的是“雜纂”一欄；在回答讀者的意見時，《大公報》的編輯稱：“同人等正因為他太‘陸離光怪’了，怕閱報者犯了玩物喪志的毛病，于國家于個人沒有裨益，所以才有這回改革。改革的目的無非是想輸入些歐美新文化新思想，打動舊腦筋，再采錄各項亟待解決問題的批評，引起研究者的興趣?！?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4/24/21422110989796.png" /> 以犧牲報紙的趣味性作代價，《大公報》再次向讀者強調(diào)它的文化立場和定位。從這一個月開始，《大公報》對于新文化的宣傳引進進入高潮，除了刊登相關學術性的文章之外，“隨意錄”、“時評”等欄目都以新文化運動的價值標準，對于社會現(xiàn)象或時代思潮進行議論點評，所關注的從婦女解放到勞工，從教育改革到婚姻自由，舉凡新文化運動中之熱點問題，幾乎都有所觸及。
局部改良的同時，《大公報》同人顯然在醞釀更大的變革。對于該報來說，五四時期社會文化的變遷，為這一改良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新的閱讀趣味和讀者群體的形成，使得這一改革的進行有了足夠的支持者。1920年的一封讀者來信顯示出讀者對此種改革的支持：
自去年五四運動以來，新潮流洶涌澎湃，達于極點……貴報卻是一種特別的眼光，首先歡迎新思潮，并加入新文化運動的團體，什么改組啰，辟研究調(diào)查欄啰，盡力不少，這也是我們愛讀貴報的一個原因。
在《本報大改良宣言》中，他們宣布報紙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向社會方面多介紹點智識，多發(fā)表點意見”。在新的改革計劃中，增設的欄目包括研究部、雜纂部、調(diào)查部等，其中研究部以文化問題的介紹討論為主，雜纂部包括新文藝的創(chuàng)作等內(nèi)容，調(diào)查部則以社會調(diào)查為主。在改版后的第一期，“研究”一欄的內(nèi)容為《人生問題》（美國宋女士演講）、《救濟錢荒之一法》；調(diào)查部則是《省城油漆業(yè)調(diào)查記》、《湘潭的特別錢價》及錄自《時事新報》的《婦女勞動問題》一文?！罢{(diào)查”、“研究”兩欄由李抱一和龍兼公分別負責，聘請當時湖南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楊樹達、李肖聃、黃醒等人為撰述員，兩個專欄從此時起，堅持了近一年時間，共發(fā)表社會調(diào)查近百篇。
這一時期最有影響的，要數(shù)《大公報》組織的幾次大規(guī)模的討論，包括趙五貞自殺事件、周南女生自殺和彭范婚姻問題。因為有活的新聞事件為依托，使得這幾次事件所引發(fā)的婚姻問題、戀愛自由問題、新舊道德沖突及女性解放等話題的討論不再是“紙上談兵”，而更容易引起一般社會民眾的注目。這些討論借助《大公報》這一公共媒體空間，將本來在小范圍內(nèi)傳播的文化理念普及到大眾社會，較之學術化的文章，對于社會風氣的轉(zhuǎn)移功效顯然更大。
進入1920年代，激進的社會運動暫時告一段落，《大公報》的文化輸入轉(zhuǎn)向以建設為目的的時期。大量副刊的輪番上陣成為該報這一時期的最大特色：屬于新文學副刊的有《文學周刊》、《瀟湘綠波》、《零星》等；屬于教育類的包括《平民教育》、《青年教育》、《小學教育周刊》及《中等教育半月刊》等；以社會思潮的介紹為主的則有《現(xiàn)代思想》。副刊的出現(xiàn)，使得各類問題的討論更為集中也更加專業(yè)化，與初期著重于外來思潮的引入和介紹相比，此時的深入研究和實踐標志著文化輸入的另一個階段開始。
通過相關時事報道和文化傳播，《大公報》構建了一個文化平臺，一方面是相當自覺地展現(xiàn)全國范圍內(nèi)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狀態(tài)，并努力輸入新知；另一方面是促成地方新文化運動的擴展與深入。在輸入新知和將其本土化方面，作為地方公共媒體的《大公報》確實相當盡職，從1919年2月開始，《大公報》便開設“京塵一勺”欄目，登載北京相關新聞，與新文化運動相關的很多新聞自此進入湘人視野。例如報道北京大學新劇活動（1919年2月7日）、民治主義的發(fā)展（1919年2月15日）、留法勤工儉學活動（1919年3月30日）、大學新潮之反響（1919年4月8日）等。至5月8日，山東問題成為湖南媒體關注的對象，各地的學界動向也成為重頭新聞。當然，在五四前后，《大公報》所起的作用還不止于“啟蒙”或輸入新知，它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直接參與湘省社會政治運動，由此引發(fā)的種種問題，對于思考傳媒的社會角色，也頗有啟發(fā)之處。
從創(chuàng)辦伊始，《大公報》就非?？粗剌浾摰牧α?，視之為“救國覺民之具”，并一再強調(diào)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言論之力，可以挽回一時之運會”，“承平之時，言論之功雖顯而不巨；珉棼之世，言論之功雖隱而至宏。故言論之在社會，有時如長風破浪，有時如逆流上灘，有時如峻坂轉(zhuǎn)丸，有時如羊腸九折”。輿論之力，可以改造社會，所謂“言論之精誠毅力，可以轉(zhuǎn)移時局”。 與之相聯(lián)系的，輿論自由的保障也就成為社會健全的保障。這一理念使得《大公報》在歷次社會運動或政治浪潮中，總是要盡力保持自己的“公正”立場。而且，作為公共媒體，非政黨性的報紙不可能持過于激進的態(tài)度，保守或溫和的政治立場，又使得屢次卷入政治運動的《大公報》多少有些進退兩難。在這一點上，它與學生群體在五四前后關系的變化最具有代表性。
作為五四運動的主力軍，學生運動在五四運動爆發(fā)初期便成為《大公報》關注的對象。在北京等地學生罷課的消息傳到長沙時，《大公報》對于學生運動并不贊成，在評論中，李抱一稱學生的愛國熱情可以理解，但“停課廢學為自殺政策”。罷課風潮將湖南學生卷入政治漩渦的時候，李抱一提出他的擔憂之處在于：
嗚呼諸君，國家危殆至此，官僚偉人舉不足以為善系國家生存之望，為將來之主人翁者，實惟諸君。諸君何可妄自菲薄，不于此時養(yǎng)成建樹之能力耶？或又曰諸君之欲停課，為欲響應京津滬寧以取一致行動也，竊謂此感情用事耳。
直到罷課展開，《大公報》對學生運動仍持懷疑態(tài)度，一方面是認為學生應當以學業(yè)為重；一方面也覺得學生運動乃感情沖動之產(chǎn)物，無法長久，“致貽‘五分鐘愛國’之國民之謂也”。但學生的熱情顯然不久就感染了該報編輯，很快，《大公報》站在學生運動一方，在報道其狀態(tài)的同時，也以輿論監(jiān)督的姿態(tài)對學生運動提出建議與批評，如各校學生因罷課問題意見不一致，暗潮迭現(xiàn)，《大公報》在深知內(nèi)情的情況下，因“事關湘學界聲譽，不忍遽予披露”，只是提醒各校學生融洽意見，不要再犯類似錯誤。 在商人與學生起沖突的時候，該報又居中調(diào)停，稱“學生赤心愛國，決非有故與商人為難之意。商人如能以誠心相見，自獲與學生攜手同行之美”。
五四運動在湖南的發(fā)展轉(zhuǎn)入驅(qū)張運動的階段，《大公報》與其他媒體如《湖南日報》等一起加入其中，“適其時省城學界報界組織秘密團體，從事驅(qū)張運動，本報經(jīng)理朱矯與聞其事”。此時的報界與學界站在同一戰(zhàn)線上，學生運動的展開也得益于報界支持。驅(qū)張勝利之后，緊接著的湘省自治運動中，學界報界的政治聯(lián)盟依然存在，在如何制定省憲等問題上，學界與報界以一致態(tài)度，致力于湘省民主運動。雖然與學生曾經(jīng)是同盟軍，但此時的《大公報》，在湖南新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中，與學生群體的差異已然顯露，過于頻繁的學生運動對于教育本身的破壞及對于社會秩序的威脅，使得它對1920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褒貶不一。
這種“激進”與“溫和”之間的矛盾，在1922年的一場罷工運動中最先展現(xiàn)。這一年湖南爆發(fā)各行業(yè)工人大罷工，《大公報》對于罷工本持同情態(tài)度，但11月鉛印工人的罷工改變了這一立場。作為勞工階層的一員，印刷工人的工作狀況和生活狀況，在20世紀20年代日益高漲的工運中一直頗受關注。如1920年2月22日上?！缎瞧谠u論》報道報館的排印工人，因工作環(huán)境惡劣，每一個工人都“顏色蒼白，形容枯槁”；1920年5月《新青年》七卷六號報道當時工人的收入狀態(tài)，印刷業(yè)工人的月工資在15元以下，而工作時間平均在每天9小時以上。長沙印刷工人在1922年的罷工風潮，以影響程度和輿論關注度而論，當然不能和當時上海商務、中華等大型出版機構的工人罷工相比，卻因為發(fā)生地的不同，帶出一些頗有意思的話題。借助兩次罷工風潮的比較，長沙和上海，一個地處內(nèi)陸的中型城市和一個沿海的文化中心城市，其城市文化品格的不同有生動展現(xiàn)。在不同的地域文化語境下，同樣是印刷工人的罷工，展現(xiàn)出的卻是層次頗為豐富的諸多問題，例如兩地的傳媒生態(tài)、文化氛圍，均在大罷工中有所折射。
20世紀20年代是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在新文化理念的傳播語系中，工人運動一直是備受關注的熱點話題。稍稍進步一些的傳媒，在面對這一問題時，多對勞工方持同情理解態(tài)度；這種立場上的表態(tài)，也成為區(qū)分“新舊”的標準之一。但正是在這一點上，長沙印刷工人的罷工，展現(xiàn)出“與眾不同”的地方色彩。面對這次風潮，即使是長沙地方最進步的報刊，態(tài)度都是曖昧不明的。這種“曖昧”，折射出的是長沙傳媒界的尷尬心態(tài)，而放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下，這重尷尬滋味，又屬于整整一個時代。
1922年的長沙罷工，看上去不外是勞方和資方的矛盾沖突，實則長沙罷工引發(fā)的問題，遠不止于此。只是對這一點，當時身處其中的局內(nèi)人也未必能看清。正是經(jīng)過這次罷工，長沙城內(nèi)傳媒界與工界乃至某些學生群體之間的關系產(chǎn)生了微妙變化。正因為曾在民主運動中處于同一陣營，聯(lián)手抗敵，湖南報界乃至整個知識界之前對于勞工階層展開的各式罷工運動一貫持同情態(tài)度，所謂“湘省報界對于工人，本甚擁護者也，其所以擁護之者，系湘報多趨于新之一途。以為勞工神圣，提倡工權，為新人物所必不可少之事”。只是這次，輪到報界和出版界自己被卷入罷工風潮時，其感覺正是“搬著磚頭，打斷自己的腿，至為痛心”?！巴葱摹钡脑颍紫仍谟诹T工對長沙傳媒界的殺傷力相當強，罷工導致長沙全城報界癱瘓，很關鍵的一個因素是僅僅“醞釀兩日”，便付諸實際，令報方完全措手不及。不僅導致報紙停版，而且連官廳“布號文件”，“皆將因此而廢”，也因此，一下子吸引了長沙各界人士的密切關注。“殺傷力”的另一表現(xiàn)，在于罷工方提出的條件，除了慣常會有的改善工作條件、增加工資等外，還特別對工作時間提出要求，“規(guī)定各報發(fā)稿時間”。平日各報發(fā)稿時間均以十二時為止，現(xiàn)在工方提出上午十時發(fā)零件如小說等，下午二時發(fā)中外新聞，下午四時發(fā)本省新聞。如此一來，則有可能本日所得之新聞，必須推遲一日發(fā)稿，這一點對于視時間為第一要素的報館來說，是萬難接受的。由于報館堅決否決這一條件，工人方面立刻召開緊急會議，提前罷工，當晚（25日）即拒收報館稿件。第二天，遂出現(xiàn)全城各報無一家出版，“居民惶惶，耳聾目聵”的局面。
不能滿足工方條件，在罷工運動中也屬常態(tài)，造成損失雖大，卻還不至于令報界“至為痛心”。報方的真正“痛心”之處在于，當自己真正置身于罷工風潮中心，該如何“言說”與“評價”這場工人運動，是他們無力解決的難題。從一貫的宣傳口徑來看，長沙報界不太可能在此時推翻之前的論調(diào)，徹底否定工人罷工的合理合法性；當然，大罷工導致報紙完全停版，要報方像之前一樣為罷工鼓吹叫好，似也無從談起。因此，《申報》上刊出的長沙報道，在論及報界如何面對罷工工人時，語氣只能是“欲言又止”。
在這樣一種語境中，長沙報界和出版界面對工人罷工的表現(xiàn)，只能用倉皇和無力來形容。雖然報界于26日起，每日開緊急會議一次，采取一致行動，但提出的應對措施卻并不奏效。例如各報宣言，工人一日不讓步，報界即一日不出版，等工人彈盡糧絕，自然會退讓。然而長沙印刷工人罷工后，有其他各界工人援助，在短時間內(nèi)無生活方面的困難。相反，倒是長沙報界在停版期間，不容易維持營業(yè)狀況，尤其是資本實力不夠的小出版業(yè)主，更無力承擔罷工帶來的損失，有倒閉之虞。報界聯(lián)合會雖決定取締各種印刷物，卻不能阻擋對手方在城內(nèi)散發(fā)工人油印物，宣傳其罷工主義。相比而言，真是落盡下風。
和報界、出版界的“坐困孤城”不同，罷工工人一方則顯示出縝密的規(guī)劃和組織。工人組織對內(nèi)建立起相當嚴苛的紀律，對于破壞團體紀律，私自開工者，以武力對待，甚至施以“絕食之酷刑”。 這可不是說說而已，事實上，罷工期間內(nèi)，《大公報》曾擬將報紙轉(zhuǎn)往鄰近的湘潭印刷，因為兩地之間有長途電話和汽車可聯(lián)系?？上嫣躲U印活版工人的人數(shù)不夠，于是該報在長沙找了一些工人，打算帶往湘潭。這件事不知為何走漏風聲，鉛印工會竟派人赴湘潭，將那批工人捉回長沙，和之前的反對罷工者，共同幽禁于湘鄉(xiāng)試館。對外，工會則通過油印物批判態(tài)度強硬的公司老板，并放風說要毆打各老板，制造精神壓力；此外針對資方的如意算盤，另增加復工條件一，要求“罷工期內(nèi)，工資伙食，應照常補發(fā)”；更組織專門人手，看守占據(jù)工廠，以防資方招收新工人上工。
面對這樣嚴密組織的罷工，報界和出版界將希望寄托于第三方出面調(diào)停。然而，讓局勢更顯復雜的是，當時的湖南省政府完全不愿插手此事。官廳方面，上上下下都在忙著組織新政府，根本無暇顧及于此。且剛剛公布的省憲中規(guī)定，人民開會集社如不擾亂社會秩序，政府不得加以干涉，只能居于調(diào)停地位，所以“除申斥外，毫無辦法可言”。在組建中的新政府顯然不愿趟這渾水，于是將事情推給了警務處，可“警務處不久即將取消，自身岌岌不?！保挥謱⑶蛱呓o了工商會，工商會素來無所作為，此時自不肯“惹火上身”。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政局未定的狀況中，罷工工人取得了意外的“寬松環(huán)境”。
除去這些，罷工工人一方還占據(jù)了一個有利因素。恰如前所說，湖南歷屬“中省”，又地處內(nèi)陸，加上剛剛經(jīng)歷軍閥混戰(zhàn)，出版?zhèn)髅綐I(yè)的發(fā)展受到相當大的破壞。從《大公報》想遷往湘潭印刷，而限于湘潭印刷工人不夠這一事實，可知湖南的出版?zhèn)髅綐I(yè)與上海這樣的文化中心城市相比有多大差距。占盡天時地利，罷工一方終于在堅持了17天之后，接受了調(diào)停。談判結果，報界不能接受限制交稿時間一項，而工人方面提出的增加工資等要求則得到滿足。產(chǎn)生這一結果，主要在于工人一方堅持時間過長，經(jīng)濟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于是“此時各業(yè)工人領袖某君”出面，組織幾方召開聯(lián)席會議，擬定條件，擇期復工。風潮看似過去，然而留下的問題卻別有深意。首先是各報館受到此次風潮影響，經(jīng)濟上大受打擊，“不能繼續(xù)出版者甚多”，12月17日《申報》關于此次風潮的最后一篇報道登出，作者不禁感嘆經(jīng)此一劫，長沙報館“大約能存在者，恐不過三分之二而已”。由此看來，則此次罷工，是雙面利刃，實在并無真正輸贏可言。
據(jù)《大公報》的事后報道，本來頗為同情工人處境的報紙之所以改變立場，在于工人提出的要求有極為無理之處。除開勞動報酬等條件外，工人提出各報紙交稿時間必須一致，“甲附張午前十時，乙中外新聞午后二時，丙本省新聞午后四時”，并且在多次談判中，這一條件都不能被修改，因此造成和議遲遲不能達成。在罷工結束后，《大公報》指責工人運動中有幾處不足，如“欠缺常識”，因為時間是報紙的生命，不能限制，并對工人運動背后的組織者頗有不滿，認為“只宜專意提倡工人教育”，不應專注于“只有助長工人囂張的風氣”的罷工運動。 談判結果，是工人放棄時間限制的條件，其他方面則報紙方面讓步。
更耐人尋味的，是此次風潮似為一種預兆，顯示出湖南上世紀20年代知識界的微妙“分裂”。從一開始，《申報》上的長沙通信便暗示罷工背后有政治團體的運作，即所謂“背后大有人在也”。這躲在暗處操縱的人，正是“介于工人學生之間”的少數(shù)激進分子，以罷工為手段，借此發(fā)展自己的勢力和影響力，“工人孰不圖利，果為所動”，“由是彼等之勢力，春云乍展”。 報上列舉出的“背后高人”包括俄羅斯研究會、青年社會指導團和勞工會三種，為激進主義之代表團體，而這些團體的主要成員多為學生和知識界人士。面對這批新生的激進派，之前在新文化運動中曾站在保守派對立面的老“激進”派已經(jīng)太顯溫和，成為時代風潮的“落伍者”。
20世紀20年代初在長沙爆發(fā)的這次罷工，很快被之后層出不窮的歷史事件所淹沒。當它被重新述說的時候，一個當年還不太起眼的年輕人引來了不小的關注。毛澤東，在這次工潮中，以工人一方的談判代表出場，也正是當年報界所指責的“背后組織”者之一。當罷工業(yè)已結束，毛澤東專門針對《大公報》的批評撰文，希望《大公報》的編輯站在工人立場思考，不要再取知識階層常有的教訓姿態(tài)。這一次對壘，使得原來與《大公報》關系頗為密切的毛澤東，與該報的關系全面破裂。在五四前后，名字常常見于該報的毛澤東，從此不再現(xiàn)身該報。這種“分道揚鑣”的結局，與其說是《大公報》的責任，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在政治運動之中，不同選擇的結果。在“激進”與“溫和”之間，長沙知識界的成員開始各自“站隊”，而這一重選擇，將是之后的風云歲月中，整個中國知識界必須面臨的一道難題。
1925年，大革命的前夕，湘省學生運動新的高潮正在形成。11月，長沙長郡中學與兌澤中學因?qū)W生改組學生會，開展國民革命運動受阻爆發(fā)學潮。就在學生運動即將結束之時，鉛印工人突然為了支援學生舉行罷工，這次工人罷工，事前完全沒有通知，各報館毫無準備，湖南各報為表示抗議這種剝奪言論自由的行為，停止發(fā)行出版，《大公報》、《大湖南日報》、《湖南日報》、《湖南商報》、《通俗報》、《小小報》聯(lián)合在一起，共同出版《湖南報界聯(lián)合會特刊》，全省城于是只有這一種報紙面世，該報僅登新聞，以此種極端方式抗議工人運動，在報館看來，是“為謀以后言論自由之保障”。同年年底，長沙工人學生數(shù)千人舉行游行示威，反對“關稅會議”。在這次運動中，學生和工人啟封了遭到政府封閉的鉛印工人工會，當學生游行隊伍經(jīng)過報館時，他們沖入其中，搗毀了《通俗報》和《大公報》報館，至此，在五四運動中建立起來的聯(lián)盟終于在即將到來的大革命前徹底分裂。在激進的革命派面前，《大公報》最終失去了它所追求的言論自由。
《大公報》在五四運動初期，以新文化的傳播為己任，所致力的，實際是面對社會的文化啟蒙運動。這一宗旨在那個時期，與學生群體的目的有相合之處，五四運動原本就存在文化啟蒙和政治運動兩方面的內(nèi)容；在后期學生群體本身發(fā)生分裂，一部分學生義無反顧地投入政治運動，因此有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的轉(zhuǎn)化。 激烈的政治運動，往往干預到傳媒的輿論自由，1927年的大革命及此前的工人、學生的過激行為都證明了這一點。而作為公共媒體的《大公報》，在此時與自己的同盟者決裂，極力反對這類“暴動”對湘省社會秩序的破壞，卻還是難以擺脫被卷入革命風暴的命運，大概是激進時代啟蒙者的一種“宿命”。
李抱一：《長沙報紙史略》（收入《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乙編時改名為《長沙日報史略》），《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乙編，第424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江標：《例言》，《湘學新報》第一期，1897年4月22日。
見《湘學新報》第三冊，“掌故”欄，1897年5月13日。
江標：《日本華族女學校規(guī)則文》，《湘學報》第二十一冊，1897年11月5日。
《湘學報敘》，《湘學報》第二十四冊，1897年12月4日。
譚嗣同：《與唐紱丞書》，《譚嗣同全集》，第26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譚嗣同：《與徐鑄仁書》，《譚嗣同全集》，第27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譚嗣同：《湘報后敘》，《湘報》第11號，1898年3月18日。
見《本館申立章程》，《湘報》第84號，1898年6月9日。
李抱一：《長沙報紙史略》，《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乙編，第42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李抱一：《長沙報紙史略》，《中國現(xiàn)代出版史料》乙編，第426頁，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同上。
陶菊隱：《記者生涯三十年》，第1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湖南日報》創(chuàng)刊于1918年9月，民國時期湖南地方主要報紙之一，因今僅存殘報十余張，因此本書在史料的使用方面，主要借助于同時期的長沙《大公報》。
此處所指《大公報》創(chuàng)立于1915年9月1日，1947年底停刊，是民國時期湖南歷史最長的日報。創(chuàng)辦人包括劉人熙、貝允昕、張秋塵、龍兼公、李抱一、張平子等人，在民國時期是湖南相當重要的地方性報紙，與天津的《大公報》沒有任何關系，只是重名而已。本書中所提到的《大公報》除非特別說明，均指長沙本地的這份《大公報》。
《本報宣言》，長沙《大公報》1915年9月1日。
《大公報五周年大事記》，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1日。
《湖南報界呈省長文》，長沙《大公報》1919年5月10日。
《答方王□（報刊原文不清）楊四君》，長沙《大公報》1919年10月7日。
《讀者來信》，長沙《大公報》1920年7月20日。
《本報三周年紀念宣言》，長沙《大公報》1918年9月1日。
李抱一：《學生罷課問題之研究》，長沙《大公報》1919年5月28日。
李抱一：《再論學生罷課問題》，長沙《大公報》1919年6月1日。
《編輯余話》，長沙《大公報》1919年6月4日。
《編輯余話》，長沙《大公報》1919年6月7日。
《編輯余話》，長沙《大公報》1919年6月29日。
華：《長沙通信》，《申報》1922年12月4日。
同上。
華：《長沙通信》，《申報》1922年12月4日。
華：《長沙通信·鉛印罷工風潮之擴大》，《申報》1922年12月7日。
《長沙鉛印工潮即將解決》，《申報》1922年12月17日。
《印刷工人罷工后的幾句話》，長沙《大公報》1922年12月13日。
華：《長沙通信》，《申報》1922年12月4日。
相關論述詳見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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