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新詩誕生之后，人們面對新詩普遍的忽視詩性的現(xiàn)象，一直有著一種“眷念的失落”的情緒。這種情緒在短暫的“創(chuàng)造的破壞”的興奮過去之后，有了一種清醒的萌生。這里指的是，幾乎是在新詩草創(chuàng)的同時，一些詩人便已感到了新詩在藝術表現(xiàn)方面存在的嚴重匱缺，從而開始了關于詩的藝術的思考與呼喚。
這一點，在創(chuàng)造社早期的成員那里表現(xiàn)較為突出。這些人在倡導詩的浪漫主義的同時，便開始了對詩的藝術性的關注。穆木天的《譚詩》涉及對詩的音樂性和節(jié)奏的研究和提倡。為此，他對胡適有“不敬”的言說：“中國的新詩運動，我以為胡適是最大的罪人。胡適說：作詩須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錯。”(30)在這篇文章中，他批評了當時流行的“給散文的思想穿上了韻文的衣裳”的現(xiàn)象。王獨清的《再譚詩》提出新詩表現(xiàn)音、色感覺等純藝術的問題，他指責“中國現(xiàn)在文壇審美薄弱和創(chuàng)作粗糙的弊病”，批評說：“中國人近來做詩，也同中國人做社會事業(yè)一樣，都不肯認真去做，都不肯下最苦的工夫，所以產(chǎn)生出來的詩篇，只就technique上說，先是些不倫不類的劣品。”(31)同一期的《創(chuàng)造月刊》還發(fā)表了郭沫若的《論節(jié)奏》，也是探究詩的藝術表現(xiàn)的專門性的文章。這在當時成為一道鮮麗的風景。
以徐志摩和聞一多為代表的“新月派”，幾乎可以說是專為藝術的探究而誕生的一個群體。他們在重視詩的藝術性方面，堪稱是創(chuàng)造社的盟友。也許不同的是，“新月派”在“唯美”方面比創(chuàng)造社走得更遠。徐志摩宣稱“要把創(chuàng)格的新詩當一件認真事情做”，“我們信我們這民族這時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沒有一部象樣的詩式的表現(xiàn)是不完全的；我們信我們自身靈里以及周遭空氣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靈魂，我們的責任是替他們構(gòu)造適當?shù)能|殼。這就是詩文與各種美術的新格式與新音節(jié)的發(fā)現(xiàn)”。(32)這些言論傳達了一個明確的意向，就是：新詩的實踐已經(jīng)從“破壞”轉(zhuǎn)向了“建設”。所謂“創(chuàng)格”，意在表明詩的格律以及與格律有關的一切藝術實踐不可廢。
新詩史上一篇公認為重要的文章是聞一多寫的。在《詩的格律》這篇文章中，聞一多從游戲規(guī)則的角度稱，“我們盡可拿下棋來比作詩，棋不能廢除規(guī)矩，詩也就不能廢除格律”。(33)這種論點從表面上看，是從五四當年的目標“后退”了——因為它重新肯定了曾經(jīng)被認為是“束縛思想”而要予以破除的格律——但聞一多在這里提出的“帶著鐐銬跳舞”的思想顯然是非常重要的。要說這是一支箭，那么，這箭所要射中的靶心就是胡適的“作詩如作文”。它昭告人們：詩是一個精致的藝術品種，是不可隨意寫的。當然更值得重視的是，他在這里提出的詩要有“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和“建筑的美”的關于聲音、色彩以及從音節(jié)到段落的立體的和綜合的審美構(gòu)想。他不僅為此立論，而且親自實踐。詩集《死水》中的許多篇章，都是為他的新詩的格律理論作證。
這些言論的提出，說明當時的人們不再沉溺于破壞的快意中，而已開始對五四的詩運進行反省。這些反省是初步的，不僅不成熟，而且也有許多矛盾不能解決，但無疑是需要的。不幸，這一切都在艱難時世中被扼殺、最后也被淹沒在硝煙彌漫中。新月派詩人背著“唯美主義”的惡名，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直至新時期。
其實，這里包含著一個淺顯的詩學道理。只要不懷偏見，是所有的人都不難接受的。對于作為文學金字塔的頂尖的詩來說，單是“明白如話”是遠遠不夠的——盡管存在著“明白如話”的好詩，然而那畢竟只是一切為文的起點——詩應當有更高的屬于自己的藝術要求。詩要有“味”，更要“好聽”，最重要的是要“精致”。這一切，毫無例外地都在五四當時的革命中受到了忽視。這種對于詩性的忽視，甚至在五四過去之后的長時間里都沒有得到解決。以后的漫長歲月中，中國詩歌也同中國文學一樣，一直為一種事實上存在的“政治第一、藝術第二”的“標準”所困擾。讓人驚異的是，在“藝術”那里，“藝術”竟然也成了問題！
我們處境兩難：要么為思想犧牲藝術，要么為藝術輕蔑思想。最后，受損害的當然是中國的藝術和中國的詩。中國詩歌有一段相當長的非藝術的歷史。這一切，只是在空前的“文革”政治動亂結(jié)束之后的新時期，方才不再是噩夢。在現(xiàn)今的中國，不論是“個人”，還是“集體”，是“思想”，還是“藝術”，都已回到它本來的位置上。講究和探討詩的藝術已不再是“異端”，也不再是“罪惡”，它只是它本身。然而，我們卻曾經(jīng)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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