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運動”到“活動”：詩朗誦在當前中國的價值①
〔美〕江克平著 吳弘毅譯
一襲橄欖褐裝束的女詩人方子，款步走向一小群觀眾——記者、詩人和房屋預期購買者們，聚集在北京西南部一家新開的接待中心前廳。右邊是一座摩天大樓的縮微模型，左邊的一個鵝卵石魚池里躺著懶洋洋的金魚。她手持無線話筒，開始朗誦：
家的具體內涵是什么？
無非是一座堅實而漂亮的房子，
你的房子在哪里，
你的愛就在哪里，
你的愛在哪里，
你的事業(yè)就在哪里，
……
歌頌房子歌頌家歌頌我們真正的天堂。②
這是2005年3月8日婦女節(jié)，“干草部落”的7位女詩人為她們的作品舉行的一次朗誦會，宣告了第一屆“格調”女性藝術展的開始，同時，這也標志著“格調”豪華房產銷售項目進入第二個年頭。這個項目由劉博女士負責運作，她既是北京依蓮軒房地產開發(fā)有限責任公司的總經理，也是“干草部落”的發(fā)起人。
兩個月后，在遙遠的西部，喀什噶爾市人民廣場高聳的毛澤東塑像揮起的手臂下面，豎起了舞臺。職業(yè)朗誦家岳斌身著深褐色緊身套裝，打著得體的領帶站在臺上。目光掃過臺下的領導、揮著花束的中學生和解放軍戰(zhàn)士們，他開始了激情澎湃的朗誦，那是詩人駱英的《我是塔什庫爾干的雄鷹》：
在塔什庫爾干我長夜無眠
那燦爛的陽光依舊溫暖在心間
我看見慕士塔格在月夜下閃光
卡拉庫勒湖啊有一輪明月剛圓
石頭城的微風像詩讓我熱淚流淌
夢啊，你怎會和塔吉克姑娘讓我心慌
我無法如那千年驛站沉默蒼涼
這美麗的土地讓我大聲歌唱
我是塔什庫爾干的雄鷹啊在長夜中要飛翔①
這是“夢幻南疆喀什噶爾之春”大型詩歌朗誦音樂會，為慶祝2005南疆國際旅游節(jié)開幕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成立50周年所舉行的詩歌與愛國歌曲露天音樂節(jié)。主持人介紹了《勇敢的雄鷹》的作者：詩人駱英，北京中坤投資集團董事長。他是這次朗誦會的主辦人之一，也是西起巴基斯坦邊境，向東跨越整個南疆的五大旅游板塊發(fā)展項目的主要投資人。
表面上，這兩次朗誦活動有天壤之別。前者舒適而隨意，女詩人身著流行的波希米亞休閑裝，事先并未排練，朗誦斷斷續(xù)續(xù)，語言也不規(guī)范，把劇場化的效果降到了最低——這營造了一種獨立的、先鋒的、詩歌的、含蓄而高雅的氣氛。同樣地，“干草部落”成員們朗誦的大多數(shù)詩歌——像劉博的《女巫》、后朦朧詩人瀟瀟的《傷心的蝴蝶》和杜東彥的《疼痛》——訴說著熱切但隱晦的個人經驗。這些經驗表現(xiàn)出中國當代詩歌寫作，尤其是女性詩歌寫作的特色。①“干草部落”的詩人文學小團體是自發(fā)地組成的。朗誦地點的狹小空間、私密氣氛和私人經營也都暗示著一種邊緣性，這常常被指認為當代中國先鋒詩歌的特征。
相形之下，喀什噶爾朗誦會的官方特色就非常明顯了。領導講話后，一排嗓音完美的職業(yè)朗誦家登上舞臺，開始表演。他們的發(fā)音無懈可擊，韻律生動，富有表現(xiàn)力，感情飽滿，表情和手勢有時還具有歌劇的效果。而他們獻上的一系列精心寫就的詩篇，大多是對新疆風光和少數(shù)民族的當代頌歌。頌歌的作者，多數(shù)是老一代作家。
朗誦的間隙，當?shù)夭筷牳栉鑸F的歌唱家們上臺演唱愛國歌曲，像《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和《公仆贊》等。最后，展示了主辦單位的名單。舞臺背景上印著中坤投資集團的名字，上方則是其他主辦單位的名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黨委宣傳部、中國中央電視臺、五家地方政府和行政公署，還有中國詩歌學會。
從背景到贊助者、服裝、朗誦內容、觀眾、語音等方面來看，這兩次演出的差別很容易讓觀察者給它們分別貼上“獨立”和“官方”的標簽。然而這是誤導性的。這是因為以上兩個詩歌事件都處于同一個信息框架中。這框架和兩次表演活動的幾個共同特點有關：它們一方面為商業(yè)服務，一方面也和近年來越來越活躍、越來越多樣化的詩歌活動有關。不過，這兩個因素——商業(yè)和文學——只構成整個圖景中的一幕。更全面地看，這兩個事件應該被理解為正在進行的21世紀中國城市公共生活重組的一個征候。這征候具體表現(xiàn)為無固定形式的、到處可見的、被徹底移植和改造了的“活動”文化。
為了闡釋“活動”的重要性，本文首先就其相關術語中語言和歷史的意義與“運動”術語作比較。我認為，在中國，90年代以來分散的、高度自發(fā)的“活動”，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有組織的“運動”。更關鍵的是，雖然兩者的特征在表面上有著極大的差異，但是“運動”與“活動”從根本上都是為了動員人們以達到更高的國家政治或經濟目標。必須承認，詩歌朗誦活動只能算是當代“活動”中很小的一部分，不過，作為一種文化實踐，詩歌朗誦與政府和市場的同謀，使得它成為一個饒有趣味的研究對象。當企圖弄清楚當前中國文化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時，這種復雜的歷史性關系就更有意思了。
“活動”是一個幾乎無休止地變動著的社會組織方式。無疑，我對“格調”藝術展和南疆旅游節(jié)這兩個詩歌事件的簡短敘述已經足以證明，“活動”在規(guī)模、動機、參與者、贊助人等方面可以表現(xiàn)出驚人的多樣性。因為篇幅有限，對各種各樣的詩歌朗誦有效地進行調查是行不通的，所以，本文只能試圖闡明所謂獨立詩歌，通過一種“活動化”的過程，已經被動員來支持文化經濟的事實。這里，我把注意力投向以詩歌朗誦使地產增值的“文化”活動戰(zhàn)術。我研究一個突出但并非特異的詩歌朗誦與地產開發(fā)相關的案例：2004—2005年依蓮軒房地產公司為北京“格調”豪華樓盤打響的宣傳戰(zhàn)役。本文關注獨立詩歌的場景——文化經濟通過朗誦活動對詩歌的吸納，并就其可能蘊涵的意義作出思考。
認識“活動”：一個研究者的經驗
本文通過實地觀察、個人調查、與采訪對象談話等方式來搜集資料。換句話說，它基于一種半人種志式的研究方法。因此我有義務提供一些背后的信息。我對“活動”的興趣是在十個月的時間里產生的，這期間我基本上都呆在北京，試圖尋找、觀察、記錄并分析當下詩歌朗誦的實例。我很快發(fā)現(xiàn)，這些朗誦在中國城市里是鮮活而健康的。經過起初的幾個月，我接觸了大量的形式和情境文本都極其豐富的詩歌表演：從松弛懶散的先鋒實驗到一板一眼的官方活動，從私人家里舉行的小型文學聚會到人民大會堂的管弦配樂詩朗誦。由于這些朗誦活動在地理上的分散性、規(guī)模的多樣性和經常是即興演出的事實，編制出一份精確的統(tǒng)計資料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此，我就詩歌朗誦話題與之交談的諸多對象——編輯、詩人、朗誦藝術家——都認為在過去十年中，詩歌朗誦在逐漸繁榮，有些人甚至認為一個朗誦的“復興”時代業(yè)已來臨。據我個人的觀察，無論是第一手資料還是從互聯(lián)網上獲得的信息，也都確認今天的中國不缺乏詩歌朗誦。
不過，對我來說，這“復興”中的朗誦活動無論多么頻繁多樣，不知何故，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仍然覺得我沒能準確地抓住問題所在。不論是現(xiàn)場觀看演出還是觀看視頻記錄，我越是關注這些表演的演出風格和舞臺效果，越是覺得我捕捉不到重點。演出本身有很多值得探討的東西，可是不知何故，我覺得詩歌朗誦的真正意義還是在別的地方。
我懷疑這種迷惑來自口頭表演藝術中的一些重要特征。理查德·鮑曼寫道：“一切表演，就像一切交流一樣，是處在具體的社會情境文本中，并被其規(guī)范化且賦予意義的。”①不過與此同時，表演的一個本質特點是，它也正消解著自己的情境性。表演更像詩歌，詩歌文本的形式特征和藝術性將它和日常語言區(qū)別開來，“表演則把言語行為變成表現(xiàn)的對象，把它從互相交流的情境文本中提到新的高度，讓它面向觀眾的鑒賞和裁判。表演提升了言語行為的自我意識，使觀眾得以通過技巧和效果來評判演員的成就。因此，表演天然地排斥情境化”②。
事后想來，迷惑感還來自我那么刻意地觀察朗誦表演在聲音、文本、手勢、服裝、音樂和音效，以及攝制和導演等方面如何將語言超拔于日常生活，我的注意力被從比詩歌朗誦更大的社會和歷史情境中吸引開，而正是這潛在的社會歷史情境才真正為詩歌朗誦這種表演類型提供了它所擁有的動力和活力。
試圖理解詩歌朗誦運動的豐富意義——或者通俗地說，從樹木看見森林——是個依賴實踐甚于思考的過程。在八九個月的時間里參加了眾多的朗誦活動之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無形中獲得了一些參與能力，并且能夠比較客觀、自覺地觀察這個能力。這不是說我朗誦得很好，雖然我經常被邀請上臺朗誦一兩首，而是說，所謂的參與能力來自一種“本地知識”。對我來說，“本地知識”有幾種意思，例如，能夠發(fā)展我賴以找出朗誦事件的關系網絡，能夠表現(xiàn)出值得被邀請參加這些活動的身份，能夠學會如何掌握關于詩歌和朗誦的集會的籌備流程，從而把自己加入其中。最初，我并不是有意識地做這些事情，只不過是搜集對我的研究有用的信息。但是，過了一段時間，當我慢慢地把這種參與者的“角色”扮演得越來越熟練的時候，我就開始意識到我有能力保持一定的、理智的、自覺的距離來看待自己和他人行為中習俗化的模式。本文所提及的最大成果，是我的研究項目、甚至我在“野外工作”中的身份不是由對詩歌朗誦本身的分析來主宰，而是由個人對這文化活動的參與來奠定的。換句話說，想充分地、正確地理解當下的詩歌朗誦，一定要從“活動”這方面出發(fā)，因為“活動”，特別是“文化活動”，才是詩歌朗誦豐富而鮮活的基質；沒有它，朗誦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長期以來我忽視“活動”這一范疇的另一個原因其實很簡單。作為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活動”太常見、太廣泛了，就像纖維被織進織物里似的，它混同在當代日常生活里，實在太不起眼了。它們似乎無時不有，無處不在。在我開始把“活動”作為一個分析對象考慮之后不久，我就明白了這個問題。一天下午，我在一個有北京的詩人、美術家和音樂家們參加的小型聚會（另一種形式的活動）上提到“活動”這個話題。我還沒說完我的想法，鄰座的一位女士突然打斷了我，邀請我作為“嘉賓”，出席她在北郊組織的一次關于藝術的活動。幾天之后，我在西南城市昆明，撥通了當?shù)匾晃活H有名氣的詩人的手機。我本希望和他會面，請教文學活動方面的經驗和想法，從中獲得深入的信息；真倒霉——他正在遙遠的廈門參加一個活動，還說不能趕來參加這里的詩歌朗誦，難道不是一個遺憾么……
從“運動”到“活動”
“活動”之難以定義，正如它的普遍深入。這個名詞可以拿來指稱很多現(xiàn)象，小到植樹節(jié)一個幼兒園小班去種樹，大到天安門廣場的國慶盛典。任何人都可以組織“活動”，從幾個人的文學社團到私營企業(yè)的董事會、地方政府委員會，甚至不過是幾個想找一點兒樂子的朋友。此外，什么地點都可以組織“活動”：城市廣場、公園、藝術區(qū)、購物中心、學?；蛘吖镜亩Y堂、飯店、酒吧，甚至家里的起居室。由于這種無定型組織的特性，在今天的中國城市，“活動”幾乎被認為是完全理所當然的事。不過，默默無聞不等于不值一提。反過來看，對“活動”這個詞匯更深入的研究，將有利于考察數(shù)十年來，中國在最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所進行的某些變革。
為了描繪出“活動”這個詞語豐富的語言和歷史內涵，有必要把它和相關的一個詞作比較：“運動”。當然，這兩個術語都已有英文翻譯，前者譯作“event”或“activity”，后者譯作“mass campaign”或“move-ment”。不過，每種譯法都丟掉了很多東西。直接翻譯這兩個字眼，只能僵化它們的基本含義，忽視其不斷增加的寓意，而這些是理解當下中國的“活動”的關鍵。詩歌朗誦活動當然也不例外。
從詞語本身出發(fā)，顯然這兩個雙音節(jié)詞第二個字是一樣的：“動”。不過，二者語義的歧異正是從“動”開始的。任何一部漢語辭典都會告訴你，“運動”中的“運”意味著這動作是系統(tǒng)的、方向性的、有目的的：從手表和機器內部的機械運動，到有組織的體育競賽中的肢體運動，有目的的人流和物流，充滿權謀的對群眾的操縱，扯遠一點，甚至還有無法逃避的“運數(shù)”的作用。相反，“活”這個含義古老的象形文字，在左邊帶著代表“水”的語義的偏旁，意味著生命和自然自發(fā)的、無導向的、可以無限變化通融的行為?！盎睢本W絡般地擴展它的內涵，以囊括自由的和不可預知的、可移動和可更改的、無導向的和從容不迫的意義，例如，活動的牙齒、活動房屋，乃至用活動室的多種用途來自得其樂。
辭典的釋義能顯示這兩個詞的意義所囊括的范圍，不過，對任何詞匯的充分定義都有賴于對它們社會歷史意義的積累。這一點對于“運動“和“活動”這個案例來說尤須強調，因為這兩種社會化的“動作”形式在中國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運動”這個術語，帶有濃重的歷史色彩。那就是國家將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在全國范圍內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高歌猛進的歷史。根據早些年對中國“群眾戰(zhàn)役”的研究，從延安時代直到70年代所開展的經典“運動”，是由“針對特殊目的的一系列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構成的。這些運動是由黨的最高領導層決策，通過專門的工作組向基層黨組織傳達，而后落實到“群眾”。在典型的“運動”中，“一大群人被動員起來，以相當顯著、強烈而集中的積極性參與共同的活動”，不僅有著嚴格的政治工作，例如討論、集會、演講以及“批評和自我批評”，還包括多種形式的文化宣傳。運動中的文化工作，是由中國文聯(lián)下屬的組織來完成的。這類工作需要在短期內就一個主題進行高強度的公眾宣傳，迅速引起反響以達到目的。因為“快”是此類戰(zhàn)役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動員性質的文類特色所青睞的自然是那些適于快速炮制、容易被觀眾理解并被迅速消費的形式：展覽、說書、大字報、漫畫、歌曲、電影以及幻燈片的放映，舞臺作品諸如戲劇、歌劇和舞蹈，還有詩歌朗誦等。
作為管理國家的一種方法，即使“運動”有著結構上的相似性，它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也是有區(qū)別的?！斑\動”的重點——比如地域規(guī)模、參與程度的要求以及深入、猛烈的程度——會隨著時代風云的變幻而波動起伏。同樣地，和“運動”密切關聯(lián)的文化工作的細節(jié)信息，也隨著“運動”的政策變化而變化。新中國成立以后“運動”強調以政治改造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時以國家指導的、全國性的“群眾經驗”來取代以家族、部族為基礎的交流，從而為新的國家整體化模式奠定必要的心理與物質基礎。
改革開放后“運動”從公共生活中褪色、消隱了，而“活動”開始崛起，取代了它的位置。今天的“活動”，雖然繼承了之前“活動”的某些特征，但是在日常生活的組織中，它扮演著遠為廣泛深入、微妙復雜的角色。當代“活動”的形式和功能是如此令人眼花繚亂，想給這樣一個多種形式混合的東西下個定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過，如下的描述也許是可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集體尋求消遣、娛樂、社交、發(fā)展關系網絡、非正式的教育、宣傳的，或者以上都有。它們脫離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運行軌道，構架出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和交流的圈子。為了充實這個描述，我將在如下兩個關鍵詞上下功夫：時間和空間；還有兩個緊密聯(lián)系的詞句：文化經濟和民主消費主義。
當代“活動”的特點是，它們是小規(guī)模的，在日常的時間中進行組織。相對于一個宏大的、集體前進的現(xiàn)代敘事的時間規(guī)模來說，“活動”的時間和好幾種日程的時間安排有關：每周的五天工作日、工作假日、官方和非官方的周年紀念、學院日程安排、貿易周期，甚至季節(jié)更替。比如，詩歌朗誦這種活動形式可能發(fā)生于一個周日下午、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的工人聯(lián)歡會、去世詩人的紀念活動、歷史事件的周年紀念日（比如抗日戰(zhàn)爭勝利或者中國共產黨誕生）、初高中的學年總結會、為宣傳產品設計的促銷“秀”上，或者就在中國傳統(tǒng)的詩歌季節(jié)——春季。不過，這種活動的日程有時要根據當?shù)刈钇毡榈臅r間安排來定，尤其是和一系列其他活動一起舉辦或是多個活動互相嵌套的時候。例如，一次為期一周的旅游節(jié)，也是今天很流行的“活動”形式，其中可能包括如下安排：發(fā)布會、開幕儀式、歌舞秀、公路汽車賽、抽獎、學術會議、美食節(jié)，最后是閉幕式——每一個都可以分離出來作為一項獨立的活動?？梢姡盎顒印庇兄R時性，既可以是分散的，也可以是高度靈活的。
就空間來說，當代“活動”和國家發(fā)起的“運動”的不同之處在于后者表現(xiàn)出嚴密的組織管理性，自上而下，滲入個人的日常生活；而前者是在休閑消費的公共空間中發(fā)生，并自然地擴散、增生的。就它的本質來說，“活動”需要一個地方，在那里人們可以聚集在一起，互相見面、交流信息、玩樂、觀看表演或表演。舉例來說，我參加過的小規(guī)模文學活動的地點大多數(shù)正好是消費娛樂的熱點：酒吧、飯店和書店中的咖啡廳。大一些的文學活動———像是會議、詩歌節(jié)、更大規(guī)模的詩歌朗誦，諸如此類—出于需要會使用由私人、半官方或官方機構提供的地點，這包括大學中的禮堂、圖書館和博物館、地區(qū)文化館、城市廣場，甚至商業(yè)會展建筑。因此，就像它們組織的臨時性一樣，獲得的空間也是分散的、靈活的，而且經常直接或間接地和商業(yè)利益相關聯(lián)。
想理解“活動”的重要意義，得先理解其商業(yè)的一面?！盎顒印痹跁r間和空間上都經常受市場導向的制約，這意味著考察它們的時間和空間不能離開中國的經濟政策的發(fā)展變化。實際上，近年來“活動”的增長，特別是包括詩歌朗誦在內的文化活動的增長，應當被理解為國家管理模式的明顯變化所推動的附帶現(xiàn)象，那就是當前所采取的深思熟慮的政策：開拓發(fā)展文化以促進經濟增長。這類增長受到文化轉換為資本的驅策。簡單地說，文化的象征性的價值是通過各類商品的附加值形式體現(xiàn)的。這些附加值提高了資本的經濟價值，從而刺激了消費。
文化經濟的到來，可以說，不放過當代中國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任何一個方面。想到詩歌頑固不化地拒斥市場價值，相形之下其他的文藝形式（小說、電影、美術）卻是從善如流、與時俱進，人們很容易以為詩歌朗誦會銷聲匿跡。不過恰恰相反，如上所述，朗誦繼續(xù)發(fā)展壯大，尤其是在中國的中心城市。這是因為朗誦已經被動員成為文化活動的層出不窮的保留節(jié)目。詩歌朗誦并沒有成為文化市場經濟大潮下的犧牲品，反倒成了文學行動的小眾但卻不可或缺的形式。公眾關注的缺乏掩蓋了它的重要性——它簡直是21世紀肇始的中國文化和社會生活條件的一個指標。
詩歌一純潔性一財產
雖然在幾乎所有的詩歌文化里，詩歌和土地都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不過詩歌和土地開發(fā)的關系顯然在帶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活動中扮演著一個獨特的角色。從絕對數(shù)字和多樣性來看，介入了房地產發(fā)展或地方宣傳的詩歌活動多得讓人吃驚。從北方的內蒙古到南方的廣州，從繁榮的東部海岸寧波到不夠發(fā)達的西部內陸省份新疆，在過去五年里，詩歌活動以這樣的方式被廣泛運用。①
這種伙伴關系初看可能挺奇怪的：土地，是中國改革時期最商品化的事物之一，怎么能和詩歌，也許是這個時期最不商品化的文化產品，拉上關系呢？事實上，詩歌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外表上給人的錯覺正好使得后者可以利用前者。這個奇怪的聯(lián)盟只能從探察朗誦活動和文化經濟的關系來解釋。
退一步說，在過去50年里，詩歌并不是第一個遭到商品經濟力量困擾的文類。很多觀察家都曾指出，無數(shù)小說家、畫家和電影人，不得不抓住日益增長的國內外市場給他們作品提供的機會，擴展自己的身份，兌換成經濟價值。例如，一批風格各異的電影導演都曾為文化經濟作出過貢獻，他們把作為文化工作的電影導演和作為企業(yè)運作的廣告與宣傳聯(lián)系起來，與土地開發(fā)者的附屬關系也最為活躍。因而，近年來，電影導演們，從先鋒的到商業(yè)圈子的，都與有錢的商人通力合作，吹捧他們的產品，從手機到北京奧運，到豪華房地產。最近中國電影關注對空間的表現(xiàn)，正巧商業(yè)力量也企圖賦予空間以文化的、也是經濟的價值，于是，二者順理成章地結盟了。①
不過，電影本身有著由巨大的觀眾市場和產品價格所構成的潛力，所以表現(xiàn)出和商業(yè)宣傳廣告的天然聯(lián)盟性。至于詩歌和財產的聯(lián)姻，雖然與對文化價值的經濟需求類似，但是與此所關聯(lián)的實際問題大相徑庭。首先，即使是在1960到1980年代，詩歌流行的巔峰，中國新詩也從來沒像電影院那樣擁有過數(shù)目龐大的受眾。其次，在發(fā)行方式上，很多詩歌不是編在沒有書號的、手工的“暢銷書”（民辦刊物）上，就是通過欣欣向榮的網絡散布的，因此詩歌出版的成本可以低廉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偠灾?，商人們把詩歌和產品掛鉤，看來得不到多少好處，而詩人們進行藝術工作時也不需要商界的高額投資。不足為怪，中國當代詩歌與文化商品經濟之間一向保持著一個相當?shù)木嚯x。
當然，這距離的代價就是，詩歌在90年代紛紛萌芽的眾多市場文化形式布局中被邊緣化了。①這邊緣化是把雙刃劍，特別是對獨立的或是先鋒的詩歌類型來說。一方面，和1980年代的“文化熱”相比較，流行文化的高潮深深地侵蝕了過去喜愛詩歌的讀者們；另一方面，詩歌與主流的市場文化力量的分裂，加強了獨立詩人及其詩作周圍的文化品位的光環(huán)，使得詩人和詩歌不僅聲稱獨立于市場之外，而且聲稱和越來越依靠私人企業(yè)的文學官僚主義作風保持著健康的距離。簡短地說，當金錢關系被認為是骯臟的、市儈的、庸俗和粗魯?shù)臅r候，詩歌就被認為是純潔的、無私的、高雅并且享有崇高文化聲望的。
一言以蔽之，詩歌，尤其所謂獨立詩歌，已經獲得了經濟上的邊緣化所賦予的一種潛在的象征資本。正因為詩歌表現(xiàn)出反市場的天性，這象征資本卻反諷地被市場本身拿來為它的投資增值服務。因此，這種共謀關系，在房地產市場表現(xiàn)得特別明顯，也就不那么奇怪了。房地產市場不僅是當下經濟活動最紅火的領域，也是在公眾眼里道德性最有爭議的領域。
就詩歌活動來說，它們被牽連進去是因為它是一種詩歌文化的表演方式。通過詩歌朗誦活動，可以針對公眾的需要來設計詩歌，把它擺在平時不接觸高尚文學的人眼前。因而，這樣的活動就提供了理想的傳達手段，不僅宣傳了一個詩性的、因而也是“潔凈的”企業(yè)形象，而且對一個正在崛起的消費中產階層有著特殊的吸引力，顯示了他們所想要表達的自己與眾不同的品位、精英化的個性和生活方式。從某個范圍來看，大多數(shù)和房地產有關的詩歌朗誦利用了詩歌、尤其是獨立詩歌的“品位的藝術”。不過，“格調”朗誦活動，包括本文開頭提到的2005年的活動事件，還是提供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案例。
“格調”和朗誦的時間與空間
“格調”2005年“三八”婦女節(jié)朗誦實際上只是一系列有關詩歌的活動之一。這些活動包括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一個詩歌競賽、一個擬議的圖書發(fā)行會，還有2004上半年的一次朗誦。這些都調用了相關的文化資源，特別是詩歌文化，來推動依蓮軒地產發(fā)展有限公司的“格調”樓盤的經濟增值。①確切考察這一運作的過程，將為考察詩歌活動如何在房地產業(yè)文化經濟中發(fā)揮作用提供一個有力的例證。
“格調”市場運作戰(zhàn)役雖然調用了知識分子式的、高級文化的概念，但它的宣傳信息并不深奧。它的第一個公共活動，是2004年2月底舉行的新聞發(fā)布會，介紹了工程運營者的口號：“人文地產的覺醒”，為“格調”樓盤高調地貼上了“文化”的標簽。他們所使用的詞“人文”和“覺醒”都借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的歷史。不過，用公司總經理、詩人企業(yè)家劉博的話來說，口號精簡自一個略有不同的版本：
詩歌與土地、土地與建筑、建筑與生活本身就是相生相通的，我們在地產界率先提出了“人文地產的覺醒”的口號，這次是希望通過詩歌來表達一種人文地產的理念；此外，通過詩歌比賽，出版中國第一部詩歌樓書，這也是房地產界的一個創(chuàng)新，是房地產與文化的一種有機結合。
劉博的宣言勾勒出文化一詩歌一地產之間關系的基本輪廓之后，活動的共同主辦者、《新詩界》刊物的編輯李青松，在新聞發(fā)布會上用他的公開聲明詳細闡述了詩歌——高級文化的文學代表，和豪華地產——高端消費的市場代表之間的關系：
房地產開發(fā)建設的房子就是一首立體的詩，而詩歌是寫在紙上的建筑；詩歌被稱為文學的金字塔尖，建筑需要用詩歌提升品質，詮釋它們在設計、結構等方面的理念。格調總經理本身是個詩人，她提出的人文地產比較符合人們在高雅藝術、高品質生活上的需求。①
劉和李的宣言，共同構造了詩歌文化和生活方式文化的聯(lián)系。二者都針對相同的市場目標：一個由預期購房者構成的階層；或者引用某地產信息網上的說法：“有品位有文化追求的中產階級?！雹谌藗兊难赞o總是依據他們的邏輯前提，可是很明顯，他們的目標是把詩歌的孤高形象兌換成“格調”地產的文化資本。
有一點很重要：為了強調劉博的詩人和公司總經理的雙重身份，新聞發(fā)布會的聲明也努力把詩歌的理念——“純度”，轉借到地產領域。通過在前臺操作她的詩人企業(yè)家身份，劉博要讓自己，同時也捎帶上她的公司，擺脫地產業(yè)唯利是圖的曖昧的道德形象。事實上，某流行商務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商人的藝術夢想》正好做了這個工作，它把劉博和其他有詩人傾向的大亨們描述為“憑良心做事的”企業(yè)家。該文引述了劉博的話：“對于人和事，我很少用數(shù)字來衡量，完全憑良心。問題越是復雜，我越不用商人的邏輯去對待它?！雹圻@里，我們又看到了詩歌的反市場文化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換。就劉博來說，詩人的身份意味著一個可以在精神和經濟間自由切換的視角，從經濟領域中超拔出來的想象的高度，同時也意味著可以把平凡無奇的商業(yè)運作提升到一個更高的精神高度，而在這個高度的領域，純藝術的無私動機對商人的斤斤算計的壓服能創(chuàng)造經濟價值。
無論如何，“格調”宣傳戰(zhàn)役的核心是兩個詩歌活動：在2004年和2005年舉行的兩次“格調”朗誦。這兩次在“格調”售樓處出現(xiàn)的詩人們再一次證實了劉博要做詩歌贊助人的宣言。①但是兩個朗誦更大的意義不在于這兩天里詩人們到底朗誦了些什么，而在于這些如何被建構成為一個文化活動。這建構包括了幾個元素：“格調”宣傳本身的主題信息，以及當代活動這種社會實踐對朗誦的時間和空間的部署安排。
關于第一個元素，這兩次朗誦當然都和“格調”的市場戰(zhàn)略所悉心設計的宣傳言辭緊密相連。這套言辭，包括新聞發(fā)布會上的聲明和其他宣傳文案中詳細闡述的“人文地產”口號，這決定了被朗誦的詩歌的語境，當然也影響著它們的詮釋。不過另一個為演出造勢的重要的言說方式是開幕辭，也就是所有的、即使是最不正式的詩歌朗誦也有的例行步驟。例如，劉博為2004年3月21日舉行的“國際詩歌節(jié)格調?新詩界詩歌朗誦會”上所致的開幕辭，為接下來的詩歌朗誦作了如下的框架性詮釋：
格調之所以選擇國際詩歌節(jié)開盤，是為我們提出了“人文中國—人文地產”的理念，倡導高雅生活，追求“詩意人生”，這與詩歌的理想境界不謀而合。②
這番對朗誦詩作意義的先入為主的闡釋，并未改變詩作本身，只是把獨立詩歌的文學排他性和“格調”項目的生活方式排他性糅合在一起。除了給詩作定調外，劉博的開幕辭也說明了活動怎樣地利用日程安排把文化和經濟有機地結合起來。2004年“格調“朗誦把商業(yè)運作的時間——“格調”開盤——和幾個有關文化的日程周期相關聯(lián)。這包括全球范圍的每年3月21日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贊助的世界詩歌日，地方性的則有為期一個月的由一系列活動組成的北京大學未名詩歌節(jié)的開幕儀式，它僅僅在一個多星期后就開幕了。①重要的一點是，朗誦是在星期天舉行的，這使得它在文化經濟不斷擴展的業(yè)余時間“周末文化”中占據了一席之地。
這些特殊文化活動的復合時空聚集在一個精心構筑的空間里：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區(qū)的“格調”接待中心。2004年的朗誦事實上是和建筑對外開放同一天舉行的，裸露的金屬面板和長滿了竹子的大廳可以說是鮑豪斯現(xiàn)代主義建筑學派和中國文化主義的有機金屬混血兒。根據“格調”的宣傳材料，接待中心的“主題”是“空間體驗”。這“體驗”是由物質和理論兩方面建構的。物質方面是由建筑的三個功能構成的：第一層是房地產接待中心，而樓上是咖啡店和畫廊；簡單地說，整個建筑是一種地產、休閑消費和高級文化符號的混合體。理論方面，“空間經驗”這個定義來自《格調：中國第一部詩歌樓書》的詩歌式的描述。這是一本在接待中心里發(fā)給客戶的豪華印裝對開大冊子，在其中由四首“詩”構成的題為《體驗》的系列詩中的一首，我們讀到：
……
格調的空間體驗
羅列了視覺、品位與交流
它所覺醒的
只是屬于同類的極少一部分
在格調的空間體驗中
空間被靈活組合、分割
介入的文化元素
拉近了空間的距離
……②
通過宣揚文化的主題，對審美形式的關注和針對小眾的訴求，這首“詩”暗示著知識分子的獨立詩學和高端房地產之間的一種相似性關系。因而，考慮到接待中心空間的物質建筑和白紙黑字的理論建構，考察2004年朗誦活動的空間是不能離開動用詩歌的文化資源以提升地產的經濟價值的努力的。
當然，“格調”朗誦只能說明詩歌和地產關系的一部分。到此為止，我希望上述粗略的分析能澄清一下詩歌表演藝術、“活動”和社會歷史狀況這三種領域之間的微妙關系。那么，詩歌和詩歌朗誦所處的當代文化活動環(huán)境包含著什么樣的意義呢？一方面，必須謹記，由于“活動”本身無窮無盡的、無定形的本性，它排斥一般化。“活動”，包括詩歌朗誦，可能以任何包裝、任何規(guī)模、任何形式和任何風格出現(xiàn)。它們無疑是當代中國文化趨向多樣化的一個動力性的表征。此外，由于近來公共和私人經濟實體對詩歌的贊助日益增長，在一個不受外部力量制約的語境中公開地“談論”詩歌可能會變得越來越難。
最后（雖然很難給出數(shù)字證明），中國可能已經進入了第二個“朗誦的時代”。詩人們可以慶祝這個詩歌的“復興”。但正如我希望已經在本文中證明的，他們應當牢記當詩歌從“運動”的社會到“活動”的社會過渡中獲益良多的時候，被朗誦出來的詩歌卻沒有它初看起來那樣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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