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氣干云鑄俠魂——說金庸筆下的“義”

“義”：俠文化之魂——富有浪漫主義激情的敘事藝術(shù)——肝膽相照，一諾千金——路見不平，舍身相助——賦予“義”新的內(nèi)涵——郭靖、喬峰：“大俠”的典范與“義”的新提升——金庸?fàn)顚憘b魂的成功經(jīng)驗

“義”是中國俠士之魂，也是金庸武俠小說之魂，是金庸小說最富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

《史記·游俠列傳》的作者司馬遷，十分看重俠士的“義”。他曾用這樣的話來概括游俠精神：“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1015192726139.png" />在《太史公自序》中，他更這樣自陳其著述動機(jī)：“救人于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笨梢?，司馬遷寫《游俠列傳》，主要為了表彰這個“義”字（有時與“仁”相聯(lián)系而為“仁義”，有時與“信”相聯(lián)系而為“信義”）。

金庸小說圍繞著“義”，寫了許許多多感天動地的人物、故事和場面。這些筆墨體現(xiàn)了作者的傳統(tǒng)文化觀、道德價值觀和人生理想精神，藝術(shù)上也取得了高度的成就，成為金庸小說中最精彩、最富有浪漫主義激情因而值得仔細(xì)品味的部分。金庸武俠小說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這個“義”字。

《雪山飛狐》感人肺腑地寫了胡一刀和苗人鳳（外號金面佛）惺惺相惜的義氣。他們二人都是當(dāng)世號稱無敵手的武林杰出人物，而且都是英雄的后代，祖上都是李自成身邊武功高強(qiáng)的侍衛(wèi)。只因百年前有關(guān)李自成生死的秘密不能過早泄露而造成誤會，胡家的祖先冤枉被殺，導(dǎo)致苗、胡兩家的子孫冤冤相報。到胡一刀和苗人鳳這一代，雙方都知道對方是真正的英雄，對于世代的仇殺也都有懷疑、厭倦之心，但由于存心不良者從中破壞，和解的愿望不能實現(xiàn)，兩人仍不免以兵刃決雌雄。比武頭幾天雖然不分勝負(fù)，雙方卻已推心置腹，相互欽敬。白天連日較量，夜間在一起喝酒，共同討論武功：“金面佛將苗家劍的精要，一招一式講給胡一刀聽。胡一刀也把胡家刀法傾囊以授。兩人越談越投機(jī)，真說得上是相見恨晚?！?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1015192726139.png" />甚至還相互向?qū)Ψ浇煌泻笫隆１任涞降谒奶欤蛉艘呀?jīng)看出苗人鳳的破綻，告訴了丈夫。第五天，她一再向丈夫使眼色，勸丈夫誘逼金面佛使出“提撩劍白鶴舒翅”，以便乘機(jī)取勝。胡一刀卻搖搖頭，似乎心中不忍。夫人將孩子在凳上一摔，讓孩子大哭，示意丈夫為孩子著想而勝苗人鳳，胡一刀緩緩點了點頭。但到該出手時，胡一刀又起了相惜之意，不忍傷害金面佛。后來，胡一刀干脆提議兩人交換刀劍：“你使胡家刀法，我使苗家劍法，不論誰勝誰敗，都不損了威名?！苯Y(jié)果還是打成平手。可以說，胡、苗二人幾天內(nèi)成就的莫逆之交，抵過了多少人一世的友誼。

故事終于急轉(zhuǎn)直下，成為無法挽救的悲劇，這是因為壞蛋暗中搗鬼，偷偷在夜間將兩人刀劍都涂上了毒藥，以致最后一天胡一刀左臂雖然只被輕輕劃了一道小口子，卻因此中毒而死。胡夫人也橫刀殉夫，將孩子交給了苗人鳳，而忙亂中孩子又被他人帶走。從此，苗人鳳總是郁郁不歡。每到過年，他就供起胡一刀和胡夫人的靈位，稱他們?yōu)椤傲x兄”、“義嫂”，祭祀一番，喝上十幾碗酒，痛痛快快大哭一場。他甚至對女兒苗若蘭說：“孩兒，我愛你勝于自己的性命。但若老天許我用你去掉換胡伯伯的孩子，我寧可你死了，胡伯伯的孩子卻活著。”金庸施展看家本領(lǐng)，把豪杰之間這種相知、相敬、相惜的義氣寫得酣暢淋漓，真可說達(dá)到了義薄云天的地步！

在金庸看來，“義”的一個重要內(nèi)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不負(fù)于人。《書劍恩仇錄》里的周仲英，因為英雄文泰來在自己莊上被人抓走，惱怒之下，當(dāng)場失手打死了小兒子；宮廷侍衛(wèi)白振，因為紅花會沒有殺他，后來在對方人物被官軍包圍時，反而當(dāng)場自殺，以表示對得起朋友；更不用說紅花會十四俠同生共死營救文泰來那番動人場面。《倚天屠龍記》里，張翠山、殷素素因為覺得有負(fù)于三師兄俞岱巖，夫婦雙雙自盡，壯烈之極；張無忌為了救義父謝遜，更是吃盡苦頭，幾乎犧牲生命。一涉及義，金庸總是寫得筆酣墨飽，豪氣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一直到最后的《鹿鼎記》，韋小寶雖然有小流氓氣，做了一些不像話的事，但作者還是讓他堅守一條界限，就是講究義氣。他周旋于天地會與康熙之間，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會群豪，也不遵天地會之命去刺殺康熙。有一次，康熙扣住韋小寶，準(zhǔn)備炮轟他的子爵府，消滅天地會一大批骨干。韋小寶著急異常，為了走出去通風(fēng)報信，只好從背后給了平時稱兄道弟的多隆一刀，心里卻很難過地說道：“多大哥，你是韃子，我天地會靠殺韃子吃飯，不殺你不行。今日傷你性命，實在對不住之至。好在你總免不了要死的。我今晚逃走，皇上明日定要砍你的腦袋，你也不過早死了半日，不算十分吃虧。何況我殺了你，你是因公殉職。但如皇上砍你的頭，你勢必要抄家，老婆兒女都要受累，不如早死半日，換得家里撫恤贈蔭?！?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4/05/07/21015192726139.png" />為此，韋小寶還流了淚?？偹愣嗦∶茫呐K天生偏在一邊，這一刀沒有捅到要害處，金庸也就保全了韋小寶的義氣。金庸認(rèn)為，中國人講義氣，是中華民族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發(fā)展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韋小寶這小家伙》一文中說：“重視情義當(dāng)然是好事。中華民族所以歷數(shù)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后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guān)系?！薄八^‘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薄耙粋€人群和諧團(tuán)結(jié)，互相愛護(hù)，在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時盡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來與之適應(yīng)，這樣的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斗爭之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歷久而常勝。”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說所寫的“義”，并不是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而是與“正義”相聯(lián)系，或者以“正義”為基礎(chǔ)的。這是金庸小說區(qū)別于舊武俠小說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碧血劍》里，袁承志、溫青青兩人出手救助焦公禮全家和金龍幫，就是因為焦公禮的所作所為具有一定的正義性：第一，焦公禮所殺的閔子葉，身為總鏢頭拿了人家的錢卻不但不保護(hù)雇主，反而和強(qiáng)盜串通起來準(zhǔn)備殺雇主全家并且霸占人家的女兒，這是個該殺的人物；第二，焦公禮與太白三英鬧翻，是因為不愿意跟著他們?nèi)ズ完P(guān)外的多爾袞清兵相勾結(jié)。正因為具有正義性，所以當(dāng)焦公禮在寡不敵眾的情況下，為免除手下人員無謂傷亡而準(zhǔn)備讓全家出走，自己則悲壯自殺以求了斷時，才贏得了袁承志等的同情，也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同情；有關(guān)的那些筆墨才會顯得那么真摯感人。單純的無原則的哥兒們義氣，確實有它的負(fù)面作用，有時會被黑社會勢力利用，成為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工具。金庸小說不是這樣，它強(qiáng)調(diào)事情的正義性，甚至有條件地肯定英雄豪杰中大義滅親的精神?！渡竦駛b侶》中那個急切地想報殺父之仇的楊過，當(dāng)了解到父親楊康為敵作倀的可恥行徑時，立刻知錯即改，放棄了刺殺郭靖的打算?！侗萄獎Α分心莻€閔子華，為了給兄長報仇，曾經(jīng)糾集各方豪杰到焦公禮門前問罪，及至真相大白、自己又在比武中失敗之后，也就羞慚地認(rèn)輸退走。舊派武俠小說總是突出無原則的江湖義氣，一味強(qiáng)調(diào)所謂“快意恩仇”，這在金庸小說里是看不到的。這也正是金庸小說在思想上高明的地方。

“義”的另一個重要內(nèi)涵，是路見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濟(jì)厄，不畏強(qiáng)暴。這在武俠小說中有著更廣泛的表現(xiàn)。如果說前述惺惺相惜、肝膽相照存在于意氣相投的江湖豪杰之間，那么，這種形態(tài)的“義”主要由俠士拯救受難平民與弱者來體現(xiàn)。金庸自己在北京大學(xué)第二次講演中說得明白：“我以為俠的定義可以說是‘奮不顧身，拔刀相助’這八個字，俠士主持正義，打抱不平。”這里，俠的定義便與“義”完全重疊為一，成為人們常說的“俠肝義膽”或“俠士精神”?！讹w狐外傳》中的胡斐，在佛山鎮(zhèn)上為鐘阿四一家打抱不平，敢于和鳳天南較量，一心要誅殺這“南天一霸”?！缎Π两分辛詈鼪_救儀琳，也全無個人打算。他不管采花大盜田伯光武功多么高強(qiáng)，憑著一腔熱血，就舍命與田死纏，使儀琳免遭毒手。甚至連武功半點不會的段譽(yù)，竟也不自量力地制止神農(nóng)幫濫殺無量派，并給黑駿馬的主人主動報信。當(dāng)木婉清嘲笑他幾乎為這類閑事丟了性命時，段譽(yù)朗聲回答：“大丈夫行事，但求義所當(dāng)為，有何后悔可言？”在金庸小說中，這類例子俯拾皆是。連《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所誦經(jīng)文也包含了一點俠義思想：“焚我殘軀，熊熊圣火。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為善除惡，惟光明故?！笨此谱诮痰妮p生思想，卻引向“為善除惡”的目標(biāo)，成為視死如歸的同義語。

更為可貴的是，金庸在一系列小說中，還賦予“義”以新的內(nèi)涵。他把“義”提到了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shù)人這一新的高度?！兑刑焱例堄洝分?，當(dāng)趙敏問張無忌：“你到底有什么本事，能使手下個個對你這般死心塌地？”張無忌回答說：“我們是為國為民、為仁俠、為義氣，范右使和我素不相識，可是一見如故，肝膽相照，只是不枉了兄弟間這個‘義’字。”事實上，也只有為民族、為民眾、為國家的大“義”，才能牢固地團(tuán)結(jié)教派內(nèi)大多數(shù)群眾。金庸在《飛狐外傳》的《后記》（寫于1975年1月）中表示：“在我所寫的許多男性人物中，胡斐、喬峰、楊過、郭靖、令狐沖這幾個是我比較特別喜歡的?！边@些人物都是急人之難、行俠仗義的俠士，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他們重義輕生，光明磊落，言行一致，信奉了一種原則就真誠地實踐，做了錯事也都敢于承擔(dān)責(zé)任，絕不文過飾非。他們堅守一條界限：可以犧牲自己，也可以遁跡湖山，但絕不做鷹犬和奴才，這就同傳統(tǒng)的“士為知己者死”有了很大的不同。金庸通過小說形象，把這樣的人生稱頌為有價值的。而這些人物中，金庸又大致把他們分成兩類：以令狐沖、胡斐為代表的一類，以郭靖、喬峰為代表的又一類。這后一類，金庸稱之為“大俠”?！渡竦駛b侶》中，郭靖在襄陽曾對楊過說：“我輩練功學(xué)武，所為何事？行俠仗義、濟(jì)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為國為民、奮不顧身地助守襄陽……只盼你心頭牢牢記著‘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八個字，日后名揚(yáng)天下成為受萬民敬仰的真正大俠?！痹?980年5月寫的《笑傲江湖》的《后記》中，金庸把郭靖和令狐沖作了對比之后說：“對于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應(yīng)當(dāng)有更大的肯定。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北M管金庸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似乎近于后一類，但他依然“在道德上”更高地肯定了前一類。

金庸在為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寫的小序中說：“在武俠世界中，男子的責(zé)任和感情是‘仁義為先’。仁是對大眾的疾苦怨屈充分關(guān)懷，義是竭盡全力做份所當(dāng)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tǒng)也就是表達(dá)這種哲學(xué)思想。”可見，金庸確實在自覺地承擔(dān)武俠小說的這種使命。金庸筆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義，自覺地為群體、為民族、為大多數(shù)人利益而奮斗，乃至獻(xiàn)出自己生命的。這些形象，體現(xiàn)了中華民族一種最高的人生價值觀，也是金庸對武俠精神的一種新的提升。像郭靖，資質(zhì)質(zhì)樸，甚至有點笨拙，但他刻苦、沉穩(wěn)、富有責(zé)任感，認(rèn)定一個目標(biāo)就堅持去做，絕不畏難退縮，自知愚鈍反而加倍努力，人一我十，武功終于達(dá)到超群的地步。更加難能可貴的是，郭靖身上有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從《射雕英雄傳》到《神雕俠侶》，郭靖都堅持抗元，死守襄陽城，一守幾十年，明知蒙古兵力強(qiáng)盛，自己遲早會失敗，但只要能多守一天就盡力多守，絕不放棄。黃蓉原想到最后關(guān)頭他倆可借汗血寶馬脫身，郭靖堅決反對，黃蓉只好長嘆道：“我原知難免有此一日，罷罷罷，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這種精神是可歌可泣的。郭靖之所以能堅守襄陽數(shù)十年，就因為他有一種自覺的“為國為民”的責(zé)任感?！渡涞裼⑿蹅鳌纺┪?，郭靖和年老力衰的成吉思汗曾有一段對話。成吉思汗說：“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阏f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fēng)凜凜，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淚。”在郭靖看來，英雄“必是為民造福、愛護(hù)百姓之人”。所以金庸在《成吉思汗家族》一文中站出來說：“《射雕英雄傳》所頌揚(yáng)的英雄，是質(zhì)樸厚道的平民郭靖，而不是滅國無數(shù)的成吉思汗?！?/p>

寫得比郭靖形象更渾厚、更豐滿、更有力度的，是喬峰。他身上體現(xiàn)出的浩然正氣和凜然大義更為感人。喬峰處在一個宋遼嚴(yán)重對立、民族矛盾十分尖銳的時代，縱然身懷卓絕的武功并具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作為契丹人后裔的問題一旦被提出，不但迫使他終于辭去丐幫幫主的職務(wù)，而且一步步使他身不由己地卷進(jìn)了民族矛盾的旋渦。盡管他在辭去幫主時發(fā)誓“有生之年，決不傷漢人的一條性命”，并且勸阻了幫內(nèi)的分裂，表現(xiàn)得顧全大局、深明大義，卻仍然無濟(jì)于事。他越是企圖弄清自己的身世之謎，越想掙脫民族矛盾的蛛網(wǎng)，便越是被這張巨大的蛛網(wǎng)捆縛得緊。他越想洗清自己的冤情，所受的冤枉反而越來越深。起初，讀者擔(dān)心喬峰陷入了惡人布置的一個巨大的陰謀，不然，何至于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死人，他要找誰誰就忽然被殺，而殺人的罪責(zé)全要喬峰來承擔(dān)？但隨著情節(jié)的展開，才知道這一切仇殺和報復(fù)有著久遠(yuǎn)而且復(fù)雜的民族背景和歷史淵源：那個殺了喬峰要找的許多人的神秘黑衣武士，就是喬峰的親生父親蕭遠(yuǎn)山；而他所以要這樣殺人，是因為要報三十年前自己家人和衛(wèi)士被漢族武林人物無辜慘殺的仇。小說作者從逆境中塑造喬峰形象，寫出他內(nèi)心的巨大痛苦和性格中的種種過人之處：果斷而又穩(wěn)重，寬厚卻有原則，豪邁而不失細(xì)心，剛毅又內(nèi)蘊(yùn)深沉感情，令讀者真正感到信服。喬峰在慕容博之流挑動的宋、遼民族殘殺中，不但失去了丐幫和武林中的許多朋友，而且失去了自己的心上人阿朱，還親眼目睹了宋、遼雙方的無辜人民都經(jīng)受了遭擄掠、被殺戮的慘重苦難。這些血淚經(jīng)歷使喬峰終于超越狹隘的民族立場，堅定地為宋、遼兩方的平民百姓著想，放棄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想法。即使回到遼國以后，他也抵制和反對遼國皇帝侵宋的戰(zhàn)爭，迫使遼國皇帝收回成命，自己則在雁門關(guān)前悲壯自盡。喬峰的自殺，是對那些為了一己私利而挑動民族相斗、使百姓遭殃的不義戰(zhàn)爭的有力控訴，也使他得到丐幫許多好漢和宋、遼廣大百姓的尊敬。丐幫吳長老當(dāng)場就捶胸大哭，說：“喬幫主，你雖是契丹人，卻比我們這些不成器的漢人英雄萬倍！”喬峰是郭靖之外另一個“俠之大者”的代表。在喬峰身上，體現(xiàn)了作者金庸對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應(yīng)該怎樣處理好民族關(guān)系的深刻思考。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記》中說：

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shù)是積極進(jìn)取的。道德標(biāo)準(zhǔn)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標(biāo)是為大多數(shù)人謀福利的，是好人；只著眼于自己的權(quán)力名位、物質(zhì)欲望而損害旁人的，是壞人。

在《袁崇煥評傳》中，金庸又說了兩段話：

在袁崇煥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抗敵入侵，保衛(wèi)人民；在孫中山先生的時代，高貴勇敢的人去反抗專制，為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在每一個時代中，我們總見到一些高貴的勇敢的人，為了人群而獻(xiàn)出自己的一生，他們的功業(yè)有大有小，孫中山先生的功業(yè)極大，袁崇煥當(dāng)然小得多，然而他們都是奮不顧身，盡力而為。時代不斷在變遷，道德觀念、歷史觀點、功過的評價也不斷改變，然而從高貴的人性中閃耀出來的瑰麗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時期之中，也照亮了人類歷史的道路。

歷史上有許多人為人群立了大功業(yè)，令我們感謝；有許多人建立了大帝國和長久的皇朝，令我們驚嘆。然而袁崇煥“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極度悲慘的遭遇，這個生死以之的“癡心人”，這個無法無天的“潑膽漢”，卻更加強(qiáng)烈地激蕩了我們的心。

可見，金庸是站在人民、站在群眾的立場上觀察問題的。他強(qiáng)調(diào)郭靖、喬峰是大俠，因為他們努力為大多數(shù)人謀福利。在金庸看來，為多數(shù)人謀福利，這就是人生價值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和意義所在。也因為這樣，金庸在《鹿鼎記》中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康熙，因為康熙的政令比較符合人民的利益?！短忑埌瞬俊分?，大理國皇帝段正明讓位時，對新登基的人說：“做皇帝嘛，你只須牢記兩件事，第一是愛民，第二是納諫?！边@些都體現(xiàn)了金庸的根本思想。

金庸寫“義”，筆下激蕩著一股浩然之氣，卻又毫不給人單調(diào)之感。他敢于將人物感情放開來寫，濃烈而又細(xì)膩，既寫英雄氣，也寫兒女情，甚至以兒女情反襯英雄氣，獲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胡、苗決斗前夜，自信“一生過得無愧天地”的胡一刀，意識到自己與“天下第一高手”苗人鳳交手的嚴(yán)重性、危險性，內(nèi)心無比激動。尤其當(dāng)夫人表示如果丈夫死了她一定自殺時，這位一向粗魯豪爽的猛漢，竟也忍不住嗚咽著對嬰兒說：“孩子，你生下三天，便成了沒爹沒娘的孤兒，將來有誰疼你？你餓了冷了，誰來管你？你受人欺侮，誰來幫你？”待他夫人答應(yīng)“好好將孩子帶大”之后，他比較安心，可又很動感情地對妻子說：“妹子……死是很容易的，你活著可就難了。我死了之后，無知無覺，你卻要日日夜夜的傷心難過。唉，我心中真是舍不得你。”小說潑墨般地寫了義士慷慨赴死前的兒女情長，卻沒有帶來英雄氣短，反而將豪邁悲壯的氣氛點染得更為動人。魯迅詩《答客誚》云：“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fēng)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苯鹩?fàn)顚憘b魂方面的這番成功經(jīng)驗，同樣值得我們許多小說家記取。

1.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
2. 《雪山飛狐》，香港明河社1992年4月版，第101—102頁。本書所引金庸武俠小說均據(jù)明河社版，不再注明。
3. 《鹿鼎記》，第5冊第1803頁。
4. 金庸：《韋小寶這小家伙！》，載《明報月刊》1981年10月號，收入《絕品》，臺北遠(yuǎn)流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7月版，第237—238頁。
5. 《金庸談武俠小說》，林翠芬記錄整理，載香港《明報月刊》1995年1月號。
6. 《倚天屠龍記》，第1121頁。
7. 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香港明窗出版社1994年1月版。金庸為此書寫的小序題為《男主角的兩種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