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與陶淵明的關(guān)系
王維和陶淵明有什么關(guān)系？
一個活在晉宋，一個生在唐代，其間隔了三百三十多年。他們的關(guān)系是——王維是陶淵明遠在唐代的學生。
王維（701—761，一說699—761），字摩詰。河東蒲州（今山西運城）人。自幼聰穎，飽讀詩書，九歲便能作詩寫文章，十七歲就寫出《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那樣的詩。又工草書隸書，擅長繪畫，熟諳絲竹音律，多才多藝。參禪悟理，精通佛學，有“詩佛”和“一代文宗”的美稱，是盛唐詩壇上極負盛名的山水田園派的代表詩人?，F(xiàn)存詩約400首，描繪山水田園和歌詠隱居生活，將詩歌、繪畫、音樂相互溝通。佳作如《終南山》《漢江臨泛》《山居秋暝》《青溪》《過香積寺》等等。
一、為什么說王維是陶淵明在唐代的學生？
因為文學史家都認為，王維學了陶淵明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才成就了自己。
沈德潛在《說詩晬語》中為唐代山水田園詩人“尋根”時說：
陶詩胸次浩然，其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閑遠，儲太祝有其樸實，韋左司有其沖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這里說五位寫山水田園詩的唐代詩人，各得陶詩的好處，第一個就說了王維。王維得到陶淵明的“清腴”?！扒咫椤本褪乔逍旅利惖囊馑肌?/p>
也難怪沈德潛說，王維自己也有詩為證。這就是他的《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
寒山轉(zhuǎn)蒼翠，秋水日潺湲。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渡頭余落日，墟里上孤煙。復值接輿醉，狂歌五柳前。
我們知道，“接輿”是春秋時代楚國著名的隱士，時人稱為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迎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孔子想和他說話，他都趨而避之。而“五柳”則是另一個人，就是我們說的陶淵明。陶淵明寫了《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薄拔辶彼斐蔀樘諟Y明的代稱。這首詩以接輿比裴迪，以陶淵明比自己；明白無誤地說自己像陶淵明一樣，是一個隱居者；并且，在思想、行為和在詩歌的意境上，都有學習和向陶淵明靠近的意思。
清代盧
、王溥輯《聞鶴軒初盛唐近體讀本》載陳德公說：“此篇聲格與上諸作迥別，淡逸清高，自然絕俗。右丞有此二致，朝殿則紳黻雍容，山林則瓢衲自得，惟其稱也。評：三、四絕不作意，品高氣逸，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正同一格。五、六亦是直置語，淡然高老，無假胭脂。綺雋之外，又須知有此種，蓋關(guān)乎性情，本之元亮，不從沈、宋襲得，獨為千古?！敝赋鐾蹙S的這部分詩歌學的是陶淵明體——因此，兩個人值得比較。
二、他們的隱居：一個“富隱”，一個“窮隱”
他們同樣是隱者，但王維少年得志，中了狀元以后，太樂丞的官也做得好好的，就是因為署中伶人舞黃獅子犯禁，謫為濟州司法參軍；受到一些挫折，就想隱居了。但他并不死心，通過給張九齡寫信，后來歷官右拾遺、監(jiān)察御史、河西節(jié)度使判官。天寶年間，拜吏部郎中、給事中；“安史之亂”以后，仍然被“責授”太子中允。唐肅宗乾元年間任尚書右丞，故世稱“王右丞”。
而陶淵明當?shù)亩际恰皡④姟薄翱h令”一類小官，是做人幕僚和地方性的官員。王維一生做的最小的官是“參軍”；陶淵明一生做的最大的官是“參軍”。
做著官的王維，隱居在長安南藍田山麓的輞川別墅；那是初唐詩人宋之問的別墅；里面有山有谷，有湖有溪，林木幽深，參差館舍?！杜f唐書·文苑傳》記載：王維“晚年長齋，不衣文彩。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而陶淵明隱居在自己的家鄉(xiāng)，搬過兩次家，一次搬到“頗多素心人”的“南村”。
王維很長時間是“半官半隱”，是“帶薪隱居”。是沒有過過苦日子，也過不了苦日子的人。與王維不同的是，陶淵明的常態(tài)是隱居，做官則是因為“親老家貧”“母老子幼”。家里太窮，為了養(yǎng)家糊口，才去當一點小官，掙一點生活費；一旦形勢險惡，立馬就回歸田園。而王維“掛職”朝廷，回歸山林主要是潛心修佛，修身養(yǎng)性；與在貧困線上掙扎的陶淵明完全不是同一種人。如果說王維是“貴族詩人”“精英詩人”，那么，陶淵明就是“鄉(xiāng)村詩人”和“草根詩人”。
同樣是隱居，他們之間不僅有“貧隱”“富隱”的差別，而且，隱居的原因、背景、思想，包括兩個人的性格、生活習慣、愛好和關(guān)注點都是不同的。
譬如外出，疲乏了，要坐下休息，有“潔癖”的王維是一定要坐在“清泉”洗過的白石上才能休息的；而陶淵明卻可以在林邊，在田埂上坐坐，因為陶淵明熱愛自己家鄉(xiāng)有“溫度”的泥土。
王維有時在《終南別業(yè)》里“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在《終南山》里“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其實都是陶淵明《歸園田居》中遇到“采薪者”的格式。
比起王維有裴秀才等朋友，陶淵明在南村的“素心人”朋友更多?！兑凭印吩娭校拔粲幽洗?，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shù)晨夕”，“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nóng)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尤其是“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沒有什么比這種在詩文上的互相欣賞，在疑難時一起分析更好的朋友們了。除此之外，陶淵明還有真正的農(nóng)民朋友，他們“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這是很不容易的。
三、王維、陶淵明的詩誰更好？“超級裁判”蘇軾的評判很重要
王維和陶淵明雖然都寫五言詩，但幾乎沒有什么可比性。大家公認的是老師和學生的關(guān)系。陶淵明用的五言，是五言剛誕生不久，五言詩的寫法像陶淵明一樣不富裕，許多平仄、對仗、語言技巧都是陶淵明以后齊梁詩人集體創(chuàng)造的。而到了王維的時代，五言詩已經(jīng)成熟了。運用成熟的五言形式，前人許多精美的意象、巧思可供借鑒，寫起來自然不同，好像一個劃的是小舟，一個乘的是畫舫。
當然，詩人的創(chuàng)造性、理想和感情有時會突破形式；因為我們都不在寫詩，我們都在寫我們自己；自己的精神、人格、天賦和藝術(shù)技巧，會決定詩歌的高度。
陶詩的風格特點，其實不是我們所誤解的“平淡”，而是淵深樸茂、清腴閑遠、清新醇厚，是“低調(diào)”的“奢華”；因為具有震撼力和超越時代而不被認識。尤其那些表達知識分子、讀書人“精神定力”的詩篇，其人格力量和藝術(shù)力量像長虹一樣高懸在中國詩學的天際。
你可以把詩寫成音樂，寫成圖畫，寫成精美的珠璣，但你不可能把詩里的樹木，詩里的飛鳥，詩里的桑麻，都寫成“有溫度”的自己。陶淵明的“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讀山海經(jīng)》），“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飲酒》其五），“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歸園田居》其二），都是今天仍然活著的具有人性的象征。
那么，王維與陶淵明究竟誰的詩更好？宋代有一個“超級裁判”——那就是蘇軾。
在眾多詩人中，蘇軾評價過陶淵明和王維。細繹蘇軾對他們的評價，我覺得里面很有深意。
蘇軾說：“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四“五柳先生下”）這里的“曹”，應該指曹植；“劉”，應該指劉楨；“鮑”，應該指鮑照；“謝”，應該指謝靈運；到了唐代，“李”，應該指李白；“杜”，應該指杜甫。要注意的是，除了李、杜以外，蘇軾只說“諸人”，一筆帶過，“皆莫及也”的唐人名單里，沒有提到王維。這是蘇軾無意的呢？還是有意的？我以為是有意的，因為蘇軾對王維同樣熱愛。
沈德潛說王維學到陶淵明的“清腴”，其中的“腴”，應該和蘇軾說陶詩“癯而實腴”有一定的關(guān)聯(lián)。
同時，蘇軾贊美王維的詩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保ā稌υ懰{田煙雨圖》）這是兩種不同的藝術(shù)審美融合的愉悅效果。由此我們知道，蘇軾對陶淵明和王維是同時欣賞的。在蘇軾看來，陶淵明和王維都不可缺少。蘇軾《伯時所畫維摩詰》說王維“前身陶彭澤，后身韋蘇州”，可以證明這一點。
深一步想，蘇軾對陶淵明和王維的肯定，都和他自己有關(guān)。喜歡陶淵明，是到了歷經(jīng)磨難的晚年，詩學爐火純青；在論陶淵明的時候，確立自己詩歌美學的界碑；而在詩、詞、文、賦、書法以及“紅燒肉”的味覺審美方面，在北宋都處在一流或最高水平的他，喜歡文人畫和各種藝術(shù)的融合；喜歡陶淵明和王維處，正是蘇軾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四、比一下陶淵明、王維的彈琴和喝酒
在其他藝術(shù)門類里，新、舊《唐書》都記載了王維“工草隸，善畫”，善于彈琴并會作曲，皆臻妙絕，簡直是一個“超天才”人物的存在。
沒有材料證明陶淵明會畫畫，但有材料說陶淵明會彈琴?？梢院屯蹙S比一比。沈約《宋書·隱逸·陶潛傳》說：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shè)，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p>
這就是李白后來寫《山中與幽人對酌》“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的典事出處了。
假如王維和陶淵明有機會見面，王維拿出他的琴，彈奏美妙動聽的音樂，彈完了，把琴遞給陶淵明，請?zhí)諟Y明也彈一曲給他聽聽，陶淵明一定不會彈。因為陶淵明彈的琴是“無弦”的；而王維彈的琴是“有弦”的。
假如陶淵明此時也遞一張“無弦”的琴，請王維彈，不知道王維會不會彈？估計王維也不會彈。因為王維的琴是用“手指”彈的；陶淵明的琴，是用“意”彈的，是用道家的藝術(shù)哲學使自己的內(nèi)心充滿美妙的音樂的。
王維彈的是“形而下”的琴；陶淵明彈的是“形而上”的琴——就是說，兩個人都只會彈自己的“琴”，不會彈對方的“琴”——這就沒法比了。
但說到喝酒，王維恐怕要完敗給陶淵明。
王維詩里的酒，要比陶詩中少很多，因為寫到酒的比例小，因此，王維詩里基本上沒有什么酒味。而且，王維身上永遠干干凈凈，不會像陶淵明身上、頭巾上會有酒漬甚至酒糟的味道。
其實，魏晉的酒作為一種逃避，一種對社會的反彈，增加愉悅和生命的密度這些作用，到了唐代并沒有消解，杜甫寫的《飲中八仙歌》就是證明。也許王維天生不善喝酒。而且，最奇怪的是，王維即使寫到酒，往往也是他自己不喝，勸別人喝。譬如《送別》：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云無盡時。
這里的“飲君酒”，不是王維喝“君”的酒，而是讓“君”下馬喝酒?！帮嫛?，是使動詞，是王維勸“歸臥”隱居的朋友喝。
還有《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guān)無故人。
也是勸“出陽關(guān)的朋友”喝，他自己不喝。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shù)耐蹙S的酒詩。
當然，與陶淵明比喝酒，也不能說王維“完敗”。因為陶淵明以“能喝酒”為勝利；王維以“不喝酒”為光榮。
不過，生活中的陶淵明最喜歡像王維那樣——自己不喝，專門勸別人喝酒的人。
五、比一下王維和陶淵明詩中的月亮
陶淵明的詩里有月亮，王維的詩也有月亮，我選最常見、最有代表性的比一下。
王維詩中的月亮，經(jīng)常是“照”在“松間”的?！渡骄忧镪浴穼憽懊髟滤砷g照，清泉石上流”，是坐在松間、石邊看畫一般的景色。晚年《酬張少府》詩中寫的“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仍然在松間，同樣有泉水，并且多了一把“琴”，在月下彈琴，該是多么美妙寂靜的松林呀！
而陶淵明不同，陶淵明詩中的月亮，是跟著他的鋤頭走的。譬如在春天，陶淵明在南山種豆子，收工晚了，此時，回頭一看，發(fā)覺月亮正跟著他的鋤頭走——“帶月荷鋤歸”，在這個時候，沒有人看見陶淵明忙了一天，現(xiàn)在終于收工，可以下班了，只有月亮看見。所以月亮成了陶淵明的朋友，而不是外人。
王維也寫到，他在深林里，沒有人看見，只有月亮看見。他的《竹里館》詩寫：“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钡盏倪€是他在彈琴，他的長嘯，也許帶一點牢騷，而不是陶淵明懷抱著擔心的希望，希望種豆得豆，種瓜得瓜，實現(xiàn)自己的理想。
怎么比呢？這一冷一熱，一動一靜，還是不一樣——說明同一種“物象”，王維和陶淵明經(jīng)常有不同的藝術(shù)處理：王維經(jīng)常從純藝術(shù)化的角度出發(fā)，而陶淵明的心里，永遠涌動著生活的熱情和調(diào)皮的幽默感。
六、在思想、哲學、人格層面，王維與陶淵明不是一類人
陶淵明寫《桃花源記》，最后說再也找不到洞口，讓最美的社會定格在理想的層面上。
王維也寫過《桃源行》，從開頭“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古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溪不見人”，最后結(jié)尾寫到“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云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只是利用陶淵明詩歌并序的資源，敷衍陶淵明當年講過的故事。和陶淵明的原詩及序一比，新奇、寄托、象征和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都沒有了，只能算是一首非常優(yōu)秀的練筆詩。因為那時王維只有十九歲，十九歲的陶淵明也許寫不出這樣的詩，只有天才的王維寫得出。
陶淵明寫《桃花源詩》，是因為現(xiàn)實不是桃花源。農(nóng)民難當，土地難種。遇到災年、荒年，天災人禍，不免挨餓；房子失火，住的地方也沒有。作為老農(nóng)民的陶淵明越來越窮困。這使向陶淵明學習的王維，對陶淵明的思想和遭遇，抱有警惕的同情，不愿走陶淵明的道路，反映出他在思想、哲學和人格內(nèi)心的層面，和陶淵明不是一類人。
王維有一首《偶然作》，詩中對陶淵明先生進行了一番調(diào)侃：
陶潛任天真，其性頗耽酒。自從棄官來，家貧不能有。九月九日時，菊花空滿手。中心竊自思，儻有人送否。白衣攜壺觴，果來遺老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斗。奮衣野田中，今日嗟無負。兀傲迷東西，蓑笠不能守。傾倒強行行，酣歌歸五柳。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
王維的意思是，追求個人精神自由和人格獨立的時候，一定要有物質(zhì)基礎(chǔ)做保障。同時，你不是一個人孤獨地活著的，你還有妻兒父母，還有肩上的責任。
王維這些話說錯了嗎？沒有說錯。
但這不是簡單的對錯問題。整個唐代對陶淵明，都有從不理解—半理解—到宋代慢慢理解的過程。許多詩人都在“拒斥”和“有條件”地接受陶淵明，杜甫也是。
杜甫一方面用陶詩的方法和角度寫自己身處的鄉(xiāng)村，寫出了許多優(yōu)秀的詩歌；同時覺得陶詩有點“枯槁”，兒子教育不好，說陶淵明的《責子》是“責怪”兒子的詩。
和杜甫一樣，王維在接受陶淵明的過程中，同樣也有“拒斥”的心里。杜甫都覺得他過不了陶淵明那種貧苦的生活；王維就更不用說了。北宋哲學家周敦頤在《愛蓮說》里，說唐代的一些人喜歡“富貴”的牡丹，不喜歡陶淵明淡淡的菊花，不知道是不是就指這些思想觀念的不同。
除了這首詩，王維還有一篇能證明這種分歧的書信。信是寫給魏徵后人“魏居士”的。王維勸這位“魏居士”不要隱居，他說：
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后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shù)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受其后之累也。
王維以為，陶淵明棄官而去的做法太過輕率，而且迂腐；并堅持以為，陶淵明應該委曲求全，要與世沉浮，“忍一忍”。這樣，就可以“安食公田數(shù)頃”，不會窮到要乞食的地步。
這就是沈約在《宋書·隱逸·陶潛傳》記載的，陶淵明在任彭澤縣令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xiāng)里小人?！慈战庥【R去職”的事。梁代沈約和蕭統(tǒng)記載這件事時，用的是肯定態(tài)度，贊揚的口吻，覺得，這就是具有人格理想的陶淵明，寫出來，可以作為后世楷模；但王維覺得不可取。
王維說陶淵明“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多慚也”，是指陶淵明的《乞食》詩。所謂“乞食”，其實是向人借貸。向誰借？我考察下來，應該是向好朋友龐參軍借的。此詩與另一首寫給龐參軍的詩在口吻、感情和氛圍上完全一致；而且，在那種荒年，家中有糧食一定是任職的龐參軍。這次借貸事件，也成了一次會會老朋友的愉快旅行。
陶淵明喜歡用幽默的口吻寫自己的窮困。如房子失火，住在破船里；責怪兒子讀書不用功。這首《乞食》詩也一樣。一開始，陶淵明就為自己畫了一幅漫畫：“饑來驅(qū)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用“黑色幽默”開篇，再接主人的幽默：“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主人不說“借”而說“贈”，還說“我怎么能讓你白跑一趟呢”。然后便是“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一個“諧”字、“歡”字，定一篇基調(diào)。并沒有像王維說的那么可憐。
還有，王維說陶淵明“屢乞”，陶詩中，陶淵明的乞食只有這一次，沒有“屢乞”；“多慚”也是王維自己的想象。我理解這是一種調(diào)侃，也許“魏居士”是魏徵的后人，王維太想說服這位“魏居士”了，所以把陶淵明的情況說得嚴重一點，以便矯枉過正。
旭謂：自從陶淵明“乞食”以后，后世士大夫不再以“乞”為恥。唐杜甫《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蓖瑸槭⑻茪庀蟮拇?，他的政治對頭大書法家顏真卿也向唐中興名將李光弼（太保）“乞過米”。其《乞米帖》云：“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shù)月，今又磬竭,只益憂煎，輒恃深情，故令投告?；菁吧倜?，實濟艱辛，仍恕干煩也，真卿狀?！?/p>
其實，顏真卿與王維是同時代的人，而且官做得不??；但“安史之亂”以后，國家財政空虛，他在荒年靠朝廷“死工資”的日子也不好過?！镀蛎滋分姓f的“拙于生事，舉家食粥；來已數(shù)月，今又磬竭”，都和陶詩中的句子類似，但顏真卿并不覺得丟人。我做過相關(guān)研究，顏真卿的家譜一直追溯到孔子時代的顏回，正是陶淵明的榜樣，他們的思想傾向類似；但這不是主要的。
王維和陶淵明在思想人格上不是一類人，主要表現(xiàn)在對待壓迫他們的政治強人和軍事強人的態(tài)度上，區(qū)別是：一個——“忍”；一個——“不忍”。 在《與魏居士書》中，王維說“一慚之不忍”，而“終身”之“慚”；強調(diào)“忍”，批評陶淵明對督郵“不忍”，是“忘大守小”。
在“安史之亂”中，安祿山對王維威逼利誘，王維不肯屈從安祿山。但因為王維有“忍”的思想，所以雖然是“被迫”的，但客觀上仍然做了安祿山的“偽官”，被回到長安秋后算賬的唐肅宗作為叛國的典型。要不是當時王維寫了《凝碧池》詩，抒發(fā)思念朝廷的感情，并傳到行在，讓唐肅宗讀到；同時，弟弟王縉要求免除自己的官職來為兄長贖罪，使王維得到從寬處理，還不知道結(jié)局會怎樣。研究王維的人，應該注意到他這篇文章中的“忍”，并和陶淵明的“不忍”作對比。
幸運的是，王維的“忍”和陶淵明的“不忍”，都使他們對社會作了以退為進的反彈，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走向，從而有更多創(chuàng)作的時間和空間，成就了兩位頂級的大詩人。
但是，現(xiàn)在如果要我們選擇，做王維，還是做陶淵明？我想，大多數(shù)人會選擇做王維，因為陶淵明太難做了。
偉大的人，就偉大在難做。
同樣難做的，還有屈原和杜甫。所以朱光潛說，陶淵明在中國詩人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可以和他比擬的，前只有屈原，后只有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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