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文學批評鮮明的獨特性
沈從文以他深摯的藝術敏感，獨到的發(fā)現(xiàn)眼光，誠實的人格品質，非凡的求真膽識，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批評繁榮作出了貢獻，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批評遺產。他的文學批評文章，隨處可以見到他對新文學得失的獨特見解，以及對諸多流行作家的銳利的評說。然而因為作為小說家的沈從文成就顯著，名氣太大了，他的文學批評家的身份反倒給遮蓋和淹沒了。
一、獨特的視野與品格
文學批評家由于立場、觀點的不同和哲學、美學、文化、歷史背景及個人修養(yǎng)的差別而呈現(xiàn)出他們的差異性來。沈從文是怎樣的一個批評家呢？他曾這般告白：“我是個鄉(xiāng)下人，走向任何一處照例都帶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會權量不合。一切臨近我命運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來證實生命的價值與意義?！?sup>1由此，作為文學批評家的沈從文，他的獨特性首先體現(xiàn)在“鄉(xiāng)下人”的視野與品格。
(一)豐富多樣的體式與內容
沈從文在他剛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候，就以一個湘西“鄉(xiāng)下人”的直率，開始他的近乎“鹵莽”的文學批評活動。1925年他寫了一篇名為《捫虱》的批評文章，宣稱要在文壇捉幾只“虱子”示眾，對當時文壇上某些“掛牌營業(yè)的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缺乏常識、粗制濫造、沒有“感情”和“深刻的印象”2等現(xiàn)象極盡無情的嘲諷與挖苦，濃重的情緒化色彩混合著年輕氣盛的自傲。這是并不刻意做一名批評家的沈從文早期不甚成熟的文學批評中顯露的菱角。是豐富的經歷逐漸磨礪和造就了目光敏銳、視野寬闊、個性鮮明、貢獻多方面的文學批評家的沈從文。1929年至1949年，沈從文先后在中國公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lián)大和北京大學任教；1933年主編過《大公報·文藝副刊》等刊物。作為著名作家，沈從文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敗與得失、酸甜與苦辣深知其味，或為自己、或他人撰寫序跋自然是不能推托的事情；作為大學教授，強化批評意識，廣泛涉獵并對作家作品發(fā)表評論，對此做出梳理、總結，成為本職工作；作為編輯，把握文壇動態(tài)，閱讀大量作者來稿，回復廣大讀者來信，隨筆、編者信以及書信體的評論性文章的產生自然而然；作為知識分子，社會責任感更促使其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做出整體思考、審視與判斷。
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有獨特的視野，在體式與內容方面豐富多樣。如果單從文體來看，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既有以《沫沫集》為代表的論文體，也有以《廢郵存底》為代表的書信體，既有《文藝運動雜談》這樣的隨筆體，也有《記丁玲》、《記胡也頻》、 《沈從文自傳》等文學評傳體，此外還有文集的序跋及報刊的發(fā)刊詞、編后等多種體式。按內容與方向來看，就有劉洪濤所劃分的“文學論爭”、“各體文學論”、“現(xiàn)代作家論”、“創(chuàng)作論”、“藝術論”等。
首先是現(xiàn)代作家論。沈從文的許多現(xiàn)代作家論原是沈從文在武漢大學授課的講稿，主要收集于《沫沫集》中，代表作品有《論郭沫若》、 《論馮文炳》、《論穆時英》、《論施蟄存與羅黑芷》、 《魯迅的戰(zhàn)斗》、 《郁達夫張資平極其影響》、《由冰心到廢名》、 《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等。作為作家兼批評家，沈從文往往從自己的作品來考察同時代作家或前輩作家的作品，所做的文學批評無不表達了自己創(chuàng)作中的真知灼見，評論切當、準確，褒揚與批評都獨具慧眼，富有說服力。可以說，現(xiàn)代作家論是沈從文文學批評中最為重要也是最為研究者矚目的部分。
其次是文學論爭。沈從文文學論爭類的文章，多以隨筆雜談的體式寫就。代表作品有《文學者的態(tài)度》、 《論“海派”》、 《新文人與新文學》、 《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文運的重建》、《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文藝政策”探討》、《談談上海的刊物》等。沈從文參與文學論爭，一以貫之的是他對文學獨立性、自足性和尊嚴的堅決維護，無遺余力地批評文壇惡習，反對作家依附政治，反對政治對文學橫加干涉，反對文學中的商業(yè)作風。
再次是各體文學論。代表作品有《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小感想》、 《論中國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 《新詩的舊帳——并介紹 <詩刊>》、 《談現(xiàn)代詩》、 《我們怎么樣去讀新詩》、《我對書評的感想》、 《談朗誦詩》、 《小說與社會》、 《小說作者與讀者》等，涉及小說、詩歌、書評、譯文等多種文體，其中不少獨到見解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建設與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就小說而言，沈從文強調小說的敘事性和故事性，并提出了寫客觀的原則，為中國小說現(xiàn)代化開辟了道路?！八麑π≌f的看法，所以具有權威性，并不是因為他對小說作品及理論有特別深廣的研究，更不只是他有一套嚴密的批評體系，最主要的原因，有因為他是一個有創(chuàng)作經驗的藝術家，他所論的問題全是道出他人未能道的經驗之談?！?sup>3沈從文還始終關注新詩的發(fā)展狀況，詩歌評論成為其文學批評論著中最有特色的部分之一。 “在探討20世紀中國詩學發(fā)展的時候，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他在詩歌研究方面的貢獻。他的詩論在20世紀30、40年代產生過相當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九葉詩人的觀念和創(chuàng)作?！?sup>4
第四是創(chuàng)作論。代表作品有《創(chuàng)作雜論》、 《論技巧》、 《我的寫作與水的關系》、 《水云——我怎么創(chuàng)造故事，故事怎么創(chuàng)造我》、 《<邊城>題記》、《<八駿圖>題記》、《<從文小說習作選>代序》、《<長河>題記》、《<看虹摘星錄>后記》等。沈從文是文學大師，文學創(chuàng)作的愉悅與快感、艱辛與痛苦、成功與失敗等各種體驗點滴在心頭，有惶惑與追求、有探索與感悟，其豐富而寶貴的創(chuàng)作經驗藏蘊在或只言片語或長篇大論之中，這是沈從文自己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深刻的體驗與深入的感受所得出的看法或結論，不是純理論或哲學性的推理或分析，但“都應該被看成有關現(xiàn)代小說創(chuàng)作的最具權威性和說服力的精華”。5
最后是藝術論。主要作品是《試談藝術與文化》、 《古代鏡子的藝術》、《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 《抽象的抒情》等。也許這已經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了，但它們是沈從文在特定的時代中被迫從文壇“消失”后的藝術話語，從中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到一個文學批評家深厚的藝術修養(yǎng)。
(二)“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誠實評價
文學批評必須是實事求是的。正如魯迅所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于作者有益。”6壞處說壞，好處說好，這不僅需要寬闊的視野，有發(fā)現(xiàn)的眼光，更需要誠實的品格和堅持真理的無畏膽識。沈從文曾對自己的文學批評作過這樣的評價：“我的文章沒有什么驚人的地方，但每一句話必求其合理且比較接近事實。文章若毫無可取處，至少還不缺少 ‘誠實’?！?sup>7這樣的話與其說是謙虛，倒不如說是頗具大氣的宣示：沈從文的文學批評是能夠做到“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
在沈從文看來，文學批評的目的即在于“求真”。沈從文批評對象數量大，范圍廣，諸如魯迅、周作人、胡適、茅盾、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汪敬熙、楊振聲、葉圣陶、朱自清、俞平伯、徐志摩、馮文炳、朱湘、聞一多、丁玲、胡也頻、施蟄存、羅黑芷、許地山、穆時英、落華生、焦菊隱等等。這里既有引領時代潮流的文壇領袖，又有嶄露頭角的文壇新秀；既有深刻影響過他的前輩，也有稚嫩的文學青年新人；既有京派的同道，又有海派的“文敵”等。他們立場派別有不同，成就地位有差異，與沈從文的關系有親疏，但是進入沈從文的視野成為他批評的對象時，沈從文一律執(zhí)仗藝術的標尺，以自己的真誠人格有好說好，有壞說壞，不粉飾也不潑污，誠實的給予評價。
馮文炳 (廢名)與沈從文同是京派的重要成員，沈從文還受過他的影響，但批評馮文炳的時候，卻是那么一針見血，直言無諱。他批評馮文炳小說創(chuàng)作中“趣味的惡化”，指出《莫須有先生傳》 “把文字發(fā)展到不莊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敗的一個創(chuàng)作”;8對馮文炳后期的創(chuàng)作，幾乎作了無情的否定：“在北平地方消磨長年的教書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習慣愛好的形式，故為周作人所稱道的《無題》中所記琴子故事，風度的美，較之時間略早的一些創(chuàng)作，實在已就顯出了不康健的病的纖細的美。至《莫須有先生傳》，則情趣朦朧，呈露灰色，一種對作品人格烘托煊染的方法，諷刺與詼諧的文字奢侈僻異化，缺少凝目正視嚴肅的選擇，有作者衰老厭世意識，此種作品，除卻供個人寫作的懌悅，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這工作意義上，不過是一種糟塌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罷了?！?sup>9
郭沫若是文壇盟主之一，沈從文卻敢于去碰。“人家捧的，他要去碰，非要去碰一碰?！?sup>10他批評郭沫若的小說“奔放到不能節(jié)制”11在沈從文看來，詩可以以華麗表達夸張的情緒，可以從華麗找到唯美的結論，因為詩的靈魂是辭藻，缺少美，不成詩。郭沫若是熟悉而且能夠運用中國文言的華麗，把詩寫好的。但小說注重準確，郭沫若小說中不能節(jié)制的“廢話”成為瑣碎，所以看他的小說在文字上得不到什么東西。所以，他鄭重地勸告郭沫若在小說方面應當放棄他的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fā)展天才的處所。
沈從文更欣賞那種具有和諧美的作品。因此，對于當時并不為多數文學批評家所關注的、名氣不大的詩人劉延蔚的作品，沈從文卻不吝贊賞之辭。他在《<山花集>介紹》一文中充分肯定劉延蔚在創(chuàng)作中善于節(jié)制情感、克制熱情，推崇這本可以讓年輕人“靜味自然的美，體會人生的愛”詩集，認為它是“能以明慧的心，在自然里凝眸，輕輕地歌唱愛和美……使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使無韻的體裁，不至于失去韻腳，同時便失去詩的精神”的作品。12即使是對“文敵”群體海派中的某些作家，沈從文在具體的批評中也是給予肯定。在評價施蟄存《上元燈》這個集子時，沈從文認為它在描寫上能盡其筆之所詣，清白而優(yōu)美，“柔和的線，畫出一切人與物，同時能以安詳的態(tài)度，把故事補充成為動人的故事”，其成就“在中國現(xiàn)代短篇作家中似乎還無人可企及”,“即如寫《閔行秋日紀事》，以私販一類題材，由作者筆下展開，也在通篇交織著詩的和諧。作者的技巧，可以說是完美無疵的”。13
二、獨特的審美意向
沈從文是一個創(chuàng)作個性非常鮮明的作家，其獨特的藝術世界中有其獨特的審美理想。同樣的，沈從文的文學批評，也由于自己獨特的藝術趣味成就了他獨到的批評眼光，反映出一種所謂“鄉(xiāng)巴老”的審美意向?！拔以臼遣槐卦卩l(xiāng)巴老的名稱下加于否認的。思想與行為與衣服，仿佛全都不免與時髦違悖，這缺陷，是雖明白也只是盡其缺陷過去，并不圖設法補救，如今且有意來作鄉(xiāng)巴老了?！?sup>14
(一)對鄉(xiāng)村自然景物的留戀和對生命自然狀態(tài)的向往
沈從文自稱是“鄉(xiāng)下人”，他成長于山明水秀的湘西，對湘西的山水風物有著廣泛的了解，更有深厚的感情?！白钣H切熟悉的，或許還是我的家鄉(xiāng)和一條延長千里的沅水，及各個支流縣分鄉(xiāng)村人事。這地方的人民愛惡哀樂、生活感情的式樣，都各有鮮明特征。我的生命在這個環(huán)境中長成，因之和這一切分不開?！?sup>15正是湘西大自然為他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個浪漫的背景，培養(yǎng)了他豐富的想象和直觀感悟能力；也正是湘西大自然對沈從文文學批評產生了潛在的影響，這些有靈氣的山水為他的文學批評架設獨特的審美視角。
沈從文懷抱著對鄉(xiāng)村自然景物的留戀，對生命自然狀態(tài)的向往，在批評對象中把握與發(fā)現(xiàn)美的風景，細心領略作品中所氤氳的作家源自本心的對生命的詩意、對自然的本性的渴求與向往。他在論及周作人時，對周作人作品中所流溢出來的生命情趣頗為欣賞，“周作人先生文體風格獨自以外，還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情趣。在路邊小小池沼負手閑行，對螢火出神，為小孩子哭鬧感到生命悅樂與糾紛，那種紳士有閑心情，完全為他人所無從企及。用平靜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動靜，從為平常眼睛所疏忽處看出動靜的美，用略見矜持的情感去接近一切，在中國新興文學十年來，作者所表現(xiàn)的僧侶模樣領會世情的人格，無一個人有與周先生面目相似處?！痹谶@些贊美之詞中，我們能夠感受到沈從文對生命與自然圓潤一體的深切體悟。他以特有的敏感發(fā)現(xiàn)，就是因為周作人的“普遍情趣”以及“僧侶模樣領會世情的人格”，所以“小小池沼”、“螢火”、 “小孩子哭鬧”等等日常平凡可見之物便有了不同凡響的驚詫與美麗，“周先生在一切纖細處生出驚訝的愛”16，誠摯地告訴我們，這愛源自作者對生命的體悟與敬畏。
在《論馮文炳》中，沈從文這樣心領神會地捕捉著馮文炳作品真切自然、溫暖拂人的農村寂靜的美：“作者的作品，是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個我們所熟悉的農民，在一個我們所生長的農村，如我們同樣生活過來的活到那地上。不但那農村少女動人清朗的笑聲，那聰明的姿態(tài)，小小的一條河，一株孤零零地長在菜園一角的葵樹，我們可以從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帶牛糞氣味與略帶稻草氣味的鄉(xiāng)村空氣，也是仿佛把書拿過來就可以嗅出的。”17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沈從文獨特的審美視角及價值取向。
沈從文以十分贊賞的口吻肯定劉半農所寫的山歌，認為它們比他的其余詩歌美麗多了?！八虚L處，為中國十年來新文學作了一個最好的試驗，是他用江陰方言，寫那種方言山歌，用并不普遍的文字，并不普遍的組織，唱那為一切成人所能領會的山歌，他的成就是空前的。一個長江下游農村培養(yǎng)而長大的靈魂，為官能發(fā)放肆而興起的欲望，用微見憂郁卻仍然極其健康的調子，唱出他的愛憎，混和原始民族的單純與近代人的狡猾，按歌謠平靜從容的節(jié)拍，歌熱情郁怫的心緒”。18這些山歌或在比興中顯出微帶著挑撥的意味，或以微帶矜持又不無諧趣的神情唱出欲望的恣肆，寫得那么親切，那么緩和入耳，自然的本色也即生命的本性。
在《孫大雨》中，沈從文將外表“十分草率”、大手、大腳、碩長俊偉軀干上安置了一個大而寬平松散的臉盤、處處皆待琢磨、皆待修正的“只是一個人的坯子”的孫大雨，視為是上帝在模仿人類的行為，“故把這人也變得更像一個人”，其多力、狂放、驕傲、天真的“毛坯子似的人形”，正是生命的自然狀態(tài)。沈從文把這種生命自然狀態(tài)看做一種難得的德性，對它加以敬視、加以頌揚：“然而這個毛坯子似的人形，卻容納了一個如何完整的人格，與一個如何純美堅實的靈魂！”19他無不神往地說，倘若面對著這樣一個人，在一種坦白放肆談話里，使心與心彼此對流，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將是一顆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說的美麗的心！
“在各個人家的窗口，各人所見到的天，多是灰色的憂郁的天，在各個青年人的耳朵邊，各人所聽到的聲音，多是辱罵埋怨的聲音。在各人的夢境里，你和我夢到的，總不外是……。一些長年的內戰(zhàn)，一個新世紀的展開，作者官能與靈魂所受的摧殘，是并不完全同人異樣的！友誼的崩潰，生活的威脅，人生的卑污與機巧，作者在同樣災難中領受了他那應得的一份。然而作者那災難，卻為 ‘勤學’這件事所遮蓋，作者并不完全與 ‘人生’生疏，文學的熱忱卻使他天真了。一切人的夢境的建設，人生態(tài)度的決定，多由于物質的環(huán)境，詩人的夢，卻在那超物質的生活各方面所有的美的組織里。他幻想到一切東方的靜的美麗，傾心到那些光色聲音上面，如在《草莽集》中《夢》一詩上，那么寫著：
水樣清的月光漏下蒼松，
山寺內舒徐的敲著夜鐘，
夢一般的泉聲在遠方動：
……
從自然中沉靜中得到一種生的喜悅，要求得是那么同一般要求不同，純粹一個農民的觀念，這是非常奇異的。”一聲“非常奇異”的感慨，發(fā)自靈魂的深處。對鄉(xiāng)村自然景物的留戀，對生命自然狀態(tài)的向往，是這些作家，同時也是沈從文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價值判斷取向的反映。正因為如此，這樣的作品才會在沈從文那里產生強烈的共鳴，才會得到認同與贊賞。
沈從文再三強調自己還是個鄉(xiāng)下人，抱著“純粹一個農民的觀念”在都市住上多年卻永遠不習慣城里人所習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顯然的，純粹一個農民的觀念與城里人的道德倫理在他那里是對立的，依據“鄉(xiāng)下”人的標準，他把人類病態(tài)精神看作現(xiàn)代都市文明對原始美好人性的扭曲，這種扭曲的人性與自然相沖突。在《<蕭乾小說集>題記》中，他說：“我崇拜朝氣，歡喜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一個人行為或精神上有朝氣，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計較，不拘拘于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他能硬起脊梁，筆直走他要走的道路，他所學的或同我所學的東西完全是兩樣東西，他的政治思想或與我的極其相反，他的宗教信仰或與我的十分沖突，那不礙事，我仍然覺得這是個朋友，這是個人?！?sup>20他愛這種人也尊敬這種人，因為這種人有氣魄，有力量。這種人與“城里人”有質的區(qū)別，他也許野一點，粗一點，但一切偉大事業(yè)偉大作品就只這類人有分。他不能避免失敗，他失敗了能再干。他容易跌倒，但在跌倒以后仍然即刻可以爬起?！拔艺J為只有一個 ‘鄉(xiāng)下人’，才能那么生氣勃勃勇敢結實。”21作為作家，他的文學視野是鄉(xiāng)村中國的。他以鄉(xiāng)村中國的目光關注著在現(xiàn)代文明包圍、侵襲下農村緩慢發(fā)生的一切，同時又在原始野性的活力中顯現(xiàn)現(xiàn)代城里人的靈魂沉淪，用他的小說詩意地告訴我們：城里人受著現(xiàn)代文明的污染，應該回到潛藏著原始人性美的自然鄉(xiāng)村世界去尋找野性生命力，找回失落的精神和品格。作為文學批評家，他的視野何嘗不是如此。沈從文的生命哲學是本于自然，回歸自然，建立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2一如沈從文帶有田園牧歌色彩的小說、散文，他的文學批評同樣充滿了這種“牧歌”情調。
(二)對簡單樸訥文風的贊賞
從根本上講，批評家作為讀者，批評作為一種接受方式，當然體現(xiàn)著批評家對文學的接受心理、接受要求和接受水平，反映著批評家對文學作品的文體構成、形象創(chuàng)造和意蘊內涵把握程度。有很多時候，文學批評家對批評對象文風與趣味的贊賞，往往傳達出批評家自己的審美趣味與取向。
沈從文對周作人的文風與文學趣味極為推崇。他說：“自五四以來，以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時代一些人的文學趣味，直到現(xiàn)在還有不可動搖的勢力，且儼然成一特殊風格的，提倡者與擁護者，是周作人先生。”23他很是欽佩周作人做文章的功力，無論是小品，還是散文詩，或者是一些介紹評論，都能夠把文字從藻飾空虛發(fā)展到“單純的完全”的實質言語來。
沈從文肯定與贊賞“清淡樸訥文字，原始的單純，素描的美”之文風，自然旗幟鮮明地反對藻飾空虛的文風。他強調只有這種“實質言語”才非常貼切人類的情感，所以他批評郭沫若描畫與比譬的夸張失敗，指出他堆砌的辭藻已經累及了文章的親切?！拔覀冸S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寫，那糟塌文字處，使我們對于作者真感到一種浪費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種失敗處。凡是對這個不發(fā)生壞感的只是一些中學生。一個對于藝術最小限度還承認它是 ‘用有節(jié)制的文字表現(xiàn)一個所要表現(xiàn)的目的’的人，對這個揮霍是應當吃驚的?！?sup>24將郭沫若的“揮霍”與周作人相比，他一再感慨，只有在任何時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樸訥無華的文體寫作的周作人才是他所說的不在文學上糟蹋才氣的人。
沈從文甚至認為，“一個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塌文字，同時是為無數讀者珍惜頭腦的一件事”。25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在文學上他糟蹋才氣的人并不在極少數。在沈從文看來，不僅是創(chuàng)造社對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件事，在老舍那里也存在夸張失敗處，而且“文字的揮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26還有茅盾。而拿海派作家與京派作家相比，沈從文認為，“趣味及文體，那區(qū)別，是一個略讀現(xiàn)代中國文學作品的人即可以指出的。那簡單直可以說是完全兩樣東西”27，一個的基礎都是筑于華麗與夸張的局面下，另一個卻已然發(fā)展到樸素實在一面去。
樸訥無華的文字既去掉了粉飾，又脫離了羈絆，因而表達會更加直接和深遠。沈從文舉馮文炳為例證，說明文字的簡單并不意味著內涵的貧乏。馮文炳使文字離去一切文法束縛與藻飾，使文字變成言語，回到生活的真實與生命的源頭，“雖因為吝惜文字，事事感到簡單，也仍然見出作品的朱玉完全的”。28沈從文對用字，措詞都考慮易于為讀者所接受的作品持肯定態(tài)度，認為那些看似平常素樸的文字，平凡的看，平凡的敘述，表現(xiàn)一個平凡的境界，手法是較之故意雕琢的文字更為純熟的，其中蘊涵的是更多作者的審美取向與文字功力，所以無一不平常的筆觸反而有無比強大的表達力與穿透力，感人至深，更能得到極多的讀者。
簡單樸訥的形式下所蘊涵的深刻內蘊不是每一個讀者都能理解和感受到的，相反，可能會因為形式的樸素而讓人誤以為內容的貧乏。抽去一切略涉夸張的辭藻，排除一切煩冗的字句，可以讓讀者以纖細的心去接近玩味，但對于一個文學接受者來說，沒有豐富的生活經歷，沒有深刻的生命體驗，簡單樸訥的作品就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在他們看來也許就毫無價值可言，他們反而會對那些辭藻華麗，夸張奢靡的文章趨之若鶩，大加追捧。能夠贊賞簡單樸訥文風的人，自然是深諳簡單樸訥之中有精致深微意味的人。沈從文偏愛簡單樸訥風格，他的不少批評文章，正是對那些具有簡單樸訥風格的作品“親切氣味”的體察以及牧歌動人的原始的單純的品味。
(三)對和諧與寧靜的細心體察
和諧與寧靜，是古典主義的審美理想，也是沈從文的審美理想，他對與他自己本人的審美理想和審美取向一致的作品所渲染的和諧寧靜的氛圍總是細心體察。他認為，和諧與寧靜之美，體現(xiàn)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就是要求作家行文自然和諧，不矯揉造作，在作品的有機統(tǒng)一中顯出一種完美。
對于“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的馮文炳作品，沈從文是這樣評析的：“給農村寫照，其基礎，其作品顯出的人格，是在各樣題目下皆建筑到 ‘平靜’上面的。有一點憂郁，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這些靈魂，仍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沖突。作者是詩人 (誠如周作人所說)，在作者筆下，一切皆由最純粹農村散文詩形式下出現(xiàn)，作者文章所表現(xiàn)的性格，與作者所表現(xiàn)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29認為他的在這“最純粹農村散文詩”的優(yōu)美文體中創(chuàng)造出了和諧寧靜的意象，具有樸素的美，對其營造出的和諧寧靜的美學意蘊給予了肯定。
在評價施蟄存時，沈從文認為他早期的創(chuàng)作能“以一個自然詩人的態(tài)度，觀察及一切世界姿態(tài)，同時能用溫暖的愛，給予作品中以美而調和的人格”,所以像《上元燈》這樣的作品才“清白優(yōu)美、柔和安詳”,30正契合和諧與寧靜的審美追求。對于施蟄存后來“寫新時代的糾紛，各個人物的矛盾與沖突，野蠻的靈魂，單純的概念，叫喊，流血”31的作品，沈從文認為是失敗的，因為這些，作者在生活無從體會得到，毫無緣由的喧囂與叫喊，只能破壞“靜穆的偉大”這一悠遠的美學傳統(tǒng)。除了是作者生活經驗的不足外，還有就是破壞了和諧與寧靜的審美原則。
沈從文認為，須有足夠豐富生活的歷練，有更多寧靜智性的積淀，有崇尚和諧唯美的生命取向，借助簡單樸訥的文字，才可能編織出和諧寧靜的審美空間。正因為如此，他高度評價許地山的作品：“在中國，以異教特殊民族生活作為創(chuàng)作基本，以佛經中邃智明辨筆墨，顯示散文的美與光，色香中不缺少詩，落華生為最本質的使散文發(fā)展到一個和諧的境界的作者之一 (另外的周作人，徐志摩，馮文炳諸人當另論)。這調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愛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與古舊情緒糅合在一處，毫不牽強的融成一片。作者的風格是由此顯示特異而存在的。” “他用的是中國的樂器，是我們最相熟的樂器，奏出了異國的調子，就是那調子，那聲音，那永遠是東方的，靜的，微帶厭世傾向的，柔軟憂郁的調子，使我們讀到它時，不知不覺發(fā)生悲哀了?！?sup>32他說反映在許地山一切作品上“對人生，所下詮解，那東方的，靜的，柔軟憂郁的特質”,“在作品里那種靜觀的反照的明澈”33將永遠成為奢侈的，貴族的，情緒的滋補藥品。
沈從文在《論聞一多的 <死水>》中說，朱湘的《草莽集》和聞一多的《死水》是“兩本最好是詩”。之所以有這樣的斷定，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在“全是不安定，全是糾紛”的那個時代所規(guī)定的條件下“皆以非常寂寞的樣子產生，存在”34，而是他細微體察到并極為看重它們所包孕的和諧與寧靜。他說《草莽集》是全部調子建立于平靜上面的，整個的平靜，在平靜中觀照一切，作者用舊詞中屬于平靜的情緒中所產生的柔軟的調子寫成他自己的詩，這樣的詩明麗而不纖細，較之郭沫若純粹極多，其價值是不至于因目前的寂寞而消失的；他還說《死水》不是“熱鬧”的，是近年來一本標準的詩歌，“在將來，某一時節(jié)，詩歌的興味，有所轉向，使讀者，以詩為 ‘人生與自然的另一解釋’文字，使詩效率在 ‘給讀者學成安詳的領會人生’，使詩的真價在 ‘由于詩所啟示于人的智慧與性靈’，則《死水》當成為一本更不能使人忘記的詩”。35
很難想象，在一個遠非和諧的年代里，作者如果不能與時代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能以從容平靜的心態(tài)去體察和書寫，卻可以從自然中沉靜中得到一種生的喜悅而創(chuàng)作出帶有和諧寧靜意蘊的作品來。沈從文說：“若把心沉靜下來，則我能清清楚楚地看一切世界。冷眼地作旁觀人，于是所見到的便與自己離得漸遠，與自己分離，仿佛便有希望近于所謂藝術了?！?sup>36這可以視為沈從文在創(chuàng)作中有意識地追求并營造和諧與寧靜的文學世界的自覺意識，也是他開展文學批評的重要尺度和標桿。
三、獨特的批評個性
有人認為，文學批評是對文學的科學評價，不是單純的審美享受，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批評家，應該是無傾向、無偏愛、無私見的分析者，他已經把自我消除得相當干凈；也有的人認為，真正的文藝批評應寫出自己對于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而絕不是偏于理智的判斷。其實，純粹客觀的愿望即使是真誠的也難免因為過于苛刻而無法實現(xiàn)，況且一味地強調剔除自我，也必然會抹殺了批評家的獨特個性和氣質。文學批評作為批評家個人的選擇，當然會受到批評家主體因素的規(guī)范和制約，因此，只有作家作品與批評主體的審美心理相契合，才能成為文學批評的選擇對象。相對而言，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上，李健吾是一個偏向于藝術型、經驗型的批評家，他把批評看做是敘述靈魂在杰作中的探險，因此在閱讀、闡釋作品時，倚重體會、感悟，而較少思辨色彩；茅盾注重理性、崇尚客觀，往往把作品的形象上升為理性的歷史認知，顯示重分析、重判斷的價值取向；沈從文在文學批評中特別重視對作家作品印象的復述，并表現(xiàn)出對作家修養(yǎng)特別的敏感與重視，與其他批評家形成鮮明對照，其批評呈現(xiàn)出獨特的個性風貌。
(一)善于用感悟式去把握作家的總體風格
中國的文學批評傳統(tǒng)注重審美直覺和整體神韻的把握，而于19世紀下半葉在法國盛行的印象主義批評強調批評者應赤手空拳，用自己的人生擁抱作品，有重情感體悟、重審美印象的特點。他們尊崇個人的主觀感受和印象，認為印象即真實，批評家的使命是把他對于作品的印象凝定下來，讓自己的心靈進入作家作品的心靈世界。沈從文的文學批評自然少了“學院派”學者的干澀沉悶，也沒有理論家慣有的盛氣凌人，而是帶有顯著的審美直覺感悟的特色。與沈從文同為京派的批評家李健吾是中國印象主義批評的代表，他認為一個批評家要獨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他評論沈從文的“《邊城》是一首詩，是二佬唱給翠翠的情歌。 《八駿圖》是一首絕句，猶如那女教員留在沙灘上神秘的絕句”37。這評論深得作品的精髓，沈從文不吝將“最好的讀者”捧給他，對他印象式批評的青睞也溢于言表。沈從文在談論自己的創(chuàng)作時曾說：“我寫了無數篇章，敘述我的感覺和印象?！闭J為創(chuàng)作是“當前一切官能的感覺的回憶”。其實作為批評家的沈從文，在開展文學批評時，也是注重對作品整體審美的把握，善于用感悟式去把握作家的總體風格。
在他的文學批評文章中，我們極少看到所謂的專業(yè)性批評術語。他把文學批評當做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造，努力通過形象的比喻來貫通作品的氣韻，以喚起情感共鳴，啟發(fā)讀者進一步的體會與妙悟。比如沈從文談徐志摩作品“文字的動，情感的動”給他的感覺是那么活潑而輕盈，“如一盤圓瑩珠子在陽光下轉個不停，色彩交錯，變幻炫目”。38
再如他這樣論評朱湘的詩歌創(chuàng)作：“能以清明的無邪的眼，觀察一切，能以無渣滓的心領會一切。大千世界的光色，皆以悅目的調子為詩人所接受，各樣的音籟皆以悅耳的調子為詩人所接受”, “使詩的風度，顯著平湖的微波那種小小的皺紋，然而卻因這微皺，更見出寂靜”。39我們知道，許多閱讀體驗可能是超語言的，全靠語言分析來表達非常困難。沈從文對朱湘詩歌那種清新、純凈、柔和、寂靜的神韻的總體把握，就是以一種直觀的、會意的批評語言生動準確地概括和傳達出來的，其精彩與魅力，就像他筆下的《邊城》一樣靜美，充滿了詩意。直覺感悟的最大特點在于不經過邏輯推理，也不講求分析技巧，它往往是主體在藝術活動中通過自己的感官，憑對象的感性形式而對其豐富內涵加以直接把握，獲得感受。這種印象式的直觀批評，要求批評家要特別善于敏銳地發(fā)覺作家的創(chuàng)作特色，然后作出總體的評價。這種注重總體印象把握批評方式，有時比那種生搬硬套批評概念、拆解作品的做法更貼近藝術的審美觸角。沈從文有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經驗，又有批評家的敏銳，自然會比別人更注意也更擅長去捕捉作家獨特的總體風格了。
如果拿茅盾20世紀30年代的“作家論”相比，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茅盾的作家論帶著濃厚的理論批評色彩而缺少審美體驗，富于理性是其主要特征。他總是用某種先驗的批評理論，如階級分析法來給作家作品定性，而較少對作品進行直接的閱讀感受和完整的藝術把握。相反，沈從文的“作家論”則主要以主觀的體驗方式，力圖引導讀者以直觀的方法獲取切身的感受和瞬間的印象。當然，我們也不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即以為藝術的直覺感悟式批評絕對排斥理性和經驗。文學批評實踐證明，直覺感悟式的批評，恰恰需要以批評主體的生活經驗、藝術修養(yǎng)和知識積累為堅實基礎。沈從文常常能夠一針見血地觸及批評對象的一些本質屬性，是因為他那豐富的生活經歷與文學實踐經驗，像豐腴肥沃的土壤培育了他非凡的直覺能力與理性判斷能力。例如，他在論及“以被都市文明侵入后小城小鎮(zhèn)的毀滅為創(chuàng)作基礎，把創(chuàng)作當詩來努力”而有所寫作的作家時，對當時文壇來了一番總體掃描：“以被都市物質文明毀滅的中國中部城鎮(zhèn)鄉(xiāng)村人物作模范，用略帶嘲弄的悲憫的畫筆，涂上鮮明正確的顏色，調子美麗悅目，而顯出的人物姿態(tài)又不免有時使人發(fā)笑，是魯迅先生的作品獨造處。分得了這一部分長處，是王魯彥、許欽文、同黎錦明。王魯彥把詼諧嘲弄拿去，許欽文則在其作品中，顯現(xiàn)了無數魯迅所描寫過的人物行動言語的輪廓，黎錦明，在他的粗中不失其為細致的筆下，又把魯迅的諷刺與魯彥平分了。另外一點，就是因年齡、體質，這些理由，使魯迅筆下憂郁的氣氛，在魯彥作品雖略略見到，卻沒有文章風格異趣的羅黑芷，那么同魯迅相似。另外，于江南風物，農村靜穆和平，作抒情的幻想，寫了如《故鄉(xiāng)》、 《社戲》諸篇表現(xiàn)的親切，許欽文等沒有做到，施蟄存君，卻也用與魯迅風格各異的文章，補充了魯迅的說明?！?sup>40這番掃描舉重若輕，把魯迅鄉(xiāng)土小說的特點、成就和影響以及其他年輕鄉(xiāng)土作家和魯迅間的關系與差異作了清晰而到位的剖析。同樣，在《魯迅的戰(zhàn)斗》中，沈從文對魯迅評價不失犀利和獨到。他認為“對統(tǒng)治者的不妥協(xié)態(tài)度，對紳士的潑辣態(tài)度，以及對社會的冷而無情的譏嘲態(tài)度”，處處莫不顯示大膽無畏精神的魯迅，是不愧把“戰(zhàn)士”這稱呼雙手接受的。“這里在戰(zhàn)斗一個名詞上，我們是只看得魯迅比其他作家誠實率真一點的。另外是看得他的聰明，善于用筆作戰(zhàn)，把自己位置在有陰影處。不過他的戰(zhàn)斗還告了我們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不大從小利害打算的可愛處。從老辣文章上，我們又可以尋得到這個人的天真心情。懂世故而不學世故，不否認自己世故，卻同世故異途，是這個人比其他作家名流不同的地方?！?sup>41
“印象批評是鑒賞的批評，是審美的批評；它不是對作品進行純學理的闡釋而是一種尋美活動。批評不是對作品進行剖析，進行肢解，不是套用空洞的理論或外在政治觀念將其作為相互攻訐的工具，也不是蛀蟲式的文字考據和索引；而是全身心投入進作品，以自我的存在去感悟、擁抱另一個存在”。42批評者不判斷、不鋪敘，而在了解，在感覺。他必須抓住靈魂的若干境界，把這些境界變做自己的。在鑒賞過程中，批評家用自己的人性、自己的存在作為根柢或同化或反抗另一個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存在，并得出以自我存在為限制的認識，而這種認識恰是結合著自己審美感悟的愉悅而獲得的。沈從文的作家論，往往憑直覺感悟作家作品的藝術魅力，并以一種瀟灑自如的文筆、行云流水般的散漫結構，娓娓述來，富有詩意。和當今的一些科學、嚴謹、純理性的學術論文相比，沈從文的作家論似乎少了邏輯的嚴密，更未形成科學的體系，但卻更富于靈性，也更可能接近藝術的真諦。
(二)擅長于對不同作家作品做縱橫比較
“任何一個人在文學上的價值都不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只是同整體的比較當中決定的?！?sup>43因為每一位作家都是處在社會、文化及歷史的聯(lián)系中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的，這必然會使得處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作家作品之間具有某種繼承性、雷同性和可比性。沈從文從自己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總結出“求同知道人的類型，求異知道人的特性”44的經驗，并廣泛運用于自己的文學批評中，常常將作家作品放在文學發(fā)展的整體格局中進行縱橫比較，以準確判斷批評對象的創(chuàng)作特色、影響及得失。
首先是“求異知道人的特性”，即對于風格不同的作家在比較辨析中顯示其各自獨特個性，或對表面風格相同的作家，在肯定其風格相近似處的基礎上指出他們之間的本質區(qū)別。
在同中求異是沈從文常用的方法。郭沫若、郁達夫、張資平三位作家是創(chuàng)造社的代表，他們的小說在“從微溫的，細膩的，懷疑的，淡淡寂寞的朦朧里離開，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無忌無畏的氣勢，為中國文學拓一新地”上有著共同的貢獻。沈從文在《論中國現(xiàn)代創(chuàng)作小說》中評論時，肯定地指出了他們在作品方向上“使創(chuàng)作無道德要求，為坦然自由”, “影響較后的中國作者寫作的興味實在極大”, “同時，解放了讀者的興味，也是這幾個人”。但沈從文并不止于在一個平面上描述他們的共同面相，而是要深入地在差異性比較中凸顯他們的立體化個性。他進一步指出，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文字不乏熱情，卻缺少親切的美”, “在作品對話上，在人物事件展開與縮小的構成上，則缺少必需的節(jié)制與注意”，從作者的作品上，尋找一個完美的篇章“實成為一個奢侈的企圖”，相比較的結論是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小說，“是三人中卻為最壞的一個”。張資平以學“故事的高手”那種態(tài)度，從日本人作品中得到體裁與布局的方便，寫青年人急于想明白而且永遠不發(fā)生厭倦的“戀愛故事”，用平常易解的文字，使故事從容發(fā)展，其中加入一點明白易懂的譏諷，瑣碎的敘述，乃不至于因此覺得過長?！板e綜的戀愛，官能的挑逗，湊巧的遇合，平常心靈上的平常悲劇，最要緊處還是那文字無個性，敘述的不厭繁冗，年輕人，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切身的要求，是那么簡單明白，向藝術的要求，又那么不能苛刻，于是張資平的作品，給了年輕人興奮與滿足，用作品抓著了年輕人的感情，張資平的成就，也成為空前的成就了?！?“然而使作品同海派文學混淆，使中國新芽初生的文學，態(tài)度與傾向，皆由熱誠的崇高的企望，轉入低級的趣味的培養(yǎng)，影響到讀者與作者，也便是這一個人”。沈從文進而拿張資平作品中的“愛悅”與郁達夫作品中的“憂郁”相比較，他說，張資平的小說告給年輕人的只是“故事”, “故事是不能完全代替另外一種欲望的”，于是，郁達夫“以衰弱的病態(tài)的情感，懷著卑小的可憐的神情寫成了他的《沉淪》”, “寫出了所年輕人為那故事而眩目的憂郁了”。最后，沈從文還不忘將郁達夫和郭沫若來番比較，認為郁達夫“所長的那種自白的誠懇，雖不免夸張，卻毫不矜持，又能處置文字，運用辭藻，在作品上那種神經質的人格，混合美惡，糅雜愛憎，不完全處，缺憾處，乃反而正是給人十分尊敬處。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樣子，有時使人發(fā)笑，在郁達夫作品上，用小丑的卑微神氣出現(xiàn)，卻使人憂郁起來”。45在這里，沈從文不僅從文字的使用、故事的布局，還從情感的取向、表現(xiàn)的手法以及讀者的接受等方面，對三位作家作了比較，讓我們突破了對某一社團、某一流派作家群體籠統(tǒng)的共性印象的拘囿，更多地了解了他們的不同，把握他們的創(chuàng)作個性。
文學批評家在對文學史縱向發(fā)展的脈絡進行梳理時，肯定要呈現(xiàn)出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文學發(fā)展的共同風貌。沈從文曾撰文談《我們怎么樣去讀新詩》，將新詩的發(fā)展分為嘗試時期、創(chuàng)作時期和成熟時期三個時期，梳理并闡述新詩的來源及其變化。在談到第二期的新詩創(chuàng)作時，他說這個時期的詩人們已經能夠寫成比較完美的新體詩，情緒技巧也漸與舊詩完全脫離，并且完成了新詩的標準，“故中國新詩的成績，似應以這時為最好”。46但沈從文并沒有因為時代的整體趨同性而忽略了作家個體藝術追求與創(chuàng)造的獨特性。他在時代的同一背景中，辨析作家獨特的風格及作品藝術上的成敗，探究作家作品間的相互影響與差異，指出在這時的稍前與稍后，另有兩種詩發(fā)現(xiàn)，為不受這一時期新詩的標準所拘束而另有發(fā)展，并取得新成就?！捌湟皇窃谏虾７矫娴膭?chuàng)造社詩派，郭沫若的浪漫主義夸張豪放可作一代表。其一是獨出詩集數種的李金發(fā)?！彼M而將這“兩種詩發(fā)現(xiàn)”作了比較：“以熱情洋溢為年青人所歡喜，是創(chuàng)造社郭沫若的詩，完全與徐志摩、聞一多、朱湘各詩人作品風格異途。從文言文狀事擬物名詞中，抽出種種優(yōu)美處，以幻想的美麗作詩的最高努力，不缺象征趣味，是李金發(fā)詩的特點?！?sup>47然而就是“在體裁上顯出異樣傾向”，同樣在作品中顯示“那種詩人的憂郁氣氛，頹廢氣氛”的于賡虞、李金發(fā)、馮至、韋叢蕪等人，也仍然是有差別的。一步一步地逐層辨析他們同中之異，足見沈從文眼光的深邃與細致。比如他談于賡虞、李金發(fā)等糅合在詩中有巧妙處置而又各不相同的特點：“于賡虞作品表現(xiàn)的是從生存中發(fā)生厭倦與幻滅情謫，與馮至、韋叢蕪以女性的柔和憂郁，對愛作抒情的低訴，自剖，夢囈，又是完全不同了。同是常常借用了古典文字使詞藻夸張與富麗，李金發(fā)，則仿佛是有時因為對于語體文字的生疏，對于表示驚訝，如郭沫若、王獨清所最習慣用過的 ‘喲’字或 ‘啊’字，在李金發(fā)卻用了 ‘吁’或 ‘嗟乎’字樣?；蛘涞牟捎茫髯约簩τ谒f明的幫助，是李金發(fā)的作品引人注意的一點。但到于賡虞，卻在詩中充滿了過去的詩人所習用表示靈魂苦悶的種種名詞，絲毫不遺，與第一期受舊詩形式拘束做努力擺脫的勇敢行為的完全相反，與李金發(fā)情調也仍然不能相提并論?！?sup>48
對比風格相近的作家，發(fā)微他們各自的藝術個性，認識其獨創(chuàng)性和成敗得失，這在沈從文的文學批評中比比皆是，如施蟄存與羅黑芷、聞一多與朱湘、沈從文與廢名、周作人與馮文炳、俞平伯與汪靜之等等的比較。沈從文以一個批評家獨到的見識、敏銳的藝術感悟力很好地把握了作家文體風格與其性格和環(huán)境的關聯(lián)，準確發(fā)現(xiàn)并揭示他們的“特性”來。
其次是“求同知道人的類型”，即在看似風格截然不同缺乏可比性的作家中深刻概括和分析他們的相同或相似處來。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產生過重大而深遠影響、有著崇高地位的周氏兄弟，不管是在人格品性上，還是思想觀念上，或是藝術審美趣味上，都有天壤之別。沈從文對此也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他說，“周作人作品和魯迅作品，從所表現(xiàn)思想觀念的方式說似乎不宜相提并論：一個近于靜靜的獨白；一個近于恨恨的詛咒。一個充滿人情溫暖的愛，理性明瑩虛廓，如秋天，如秋水，于事不隔；一個充滿對于人事的厭憎，情感有所蔽塞，多憤激，易惱，語言轉見出異常天真。”49但沈從文還是從不能中找到了可能，從不宜中發(fā)現(xiàn)了相宜：“然而有一點卻相同，即作品的出發(fā)點，同是一個中年人對于人生的觀照，表現(xiàn)感慨?！?sup>50如此求同，真可謂蹊徑獨辟，別有見地。
從作品風格上觀察，徐志摩與魯迅，表現(xiàn)的實在完全不同。徐志摩“給讀者的印象，正如作者被人間萬匯百物的動靜感到眩目驚心，無物不美，無事不神，文字上因此反照出光彩陸離，如綺如錦，具有濃郁的色香，與不可抗的熱”，而魯迅“卻好像凡事早已看透看準，文字因之清而冷，具劍戟氣。不特對社會丑惡表示抗議時寒光閃閃，有投槍意味，中必透心。即屬于抽抒個人情緒，徘徊個人生活上，亦如寒花秋葉，顏色蕭疏”。然而，善于作細微體察和辨析的沈從文，還是在不同之中發(fā)現(xiàn)了他們“倒有一點相同，即感情黏附于人生現(xiàn)象上 (對人間萬事的現(xiàn)象)，總像有 ‘莫可奈何’之感，‘求孤獨’儼若即可得到對現(xiàn)象執(zhí)縛的解放”51，告訴我們，對“當前”起游離感或厭倦感正形成兩個作家作品特點之一部分。
再如他評論“文字風格表現(xiàn)上，并無什么相同處”的“新散文作家”冰心、朱佩弦、廢名三個人的作品時，難能可貴地發(fā)現(xiàn)了他們相一致的地方：“然而同樣是用清麗素樸的文字抒情，對人生小小事情，一例儼然懷著母性似的溫愛，從筆下流出時，雖方式不一，細心讀者卻可得到同一印象，即作品中無不對于 ‘人間’有個柔和的笑影?！睘榱藦娀@一“細心”得到的“同一印象”，他還將他們與徐志摩、魯迅作“不同”比較：“少夸張，不像徐志摩對于生命與熱情的謳歌；少激憤，不像魯迅對社會人生的詛咒?！?sup>52
由此可見，在文學批評實踐中，沈從文擅長于對不同作家作品做縱橫比較，而且對批評對象的“求同”和“求差”不是全然分開而是結合起來進行分析，所得印象、所作評論自然也就別致和獨到了。
(三)著眼于作家的修養(yǎng)
作為作家的“諍友”，沈從文的工作不僅在于“壞處說壞，好處說好”的誠實批評，還在于時時引導和糾正作家創(chuàng)作的道路。他認為，作家不能迷信“天才”和“靈感”，這兩個“極無意思”的名詞的勢力存在就是“使新文學日趨于萎糜，失去健康，轉入個人主義的乖僻；或字面異常奢侈，或字面異常貧儉，大多數作品，則不是草率平凡，便是裝模作樣的想從新風格取得成功，內容莫不空空洞洞”。53“人類最不道德處，是不誠實與懦怯。作家最不道德處，是迷信天才與靈感的存在；因這點迷信，把自己弄得異常放縱與異常懶惰?！?sup>54擺脫了“天才”和“靈感”迷信的作家，才能真正獲得文學觀念上的自由，才會真正扎實地培植自身多方面的修養(yǎng)。我們從沈從文所寫的文學批評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他對作家的修養(yǎng)表現(xiàn)出特別的敏感和高度的重視。
沈從文強調作家思想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耙粋€作家在寫作觀念上，能得到應有的自由，作品中浸透人生的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批評態(tài)度，方可望將真正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得失，加以表現(xiàn)。能在作品中鑄造一種博大堅實富于生氣的人格，方能啟發(fā)教育讀者的心靈?！?sup>55文品即人品，成功的作品無不是作家整個人格的表現(xiàn)。作家能否“在作品中鑄造一種博大堅實富于生氣的人格”以啟發(fā)教育讀者的心靈，首先就在于作家自己必須具有一種博大堅實富于生氣的人格，具有人生的崇高理想與求真的勇敢批評態(tài)度。
在分析文學運動的得失時，沈從文指出有兩件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第一是文學同商業(yè)結了緣，作品成為大老板商品之一種；第二是文學與國內政治不可分，成為在朝在野政策工具之一部。由此，他看出了文學失卻勇敢天真而走向墮落的傾向。作家“一面既得迎合商人，一面又得傅會政策”，完全失去了思想的自由與人格的獨立，文學的“墮落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56。作品成為商品之一種，趣味日益低下，影響再壞也不以為意；作家被政治看中，作品成為政策工具后，文學作品不過是政客蓄養(yǎng)的打手弄出來的政治點綴物罷了。作家沒有了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獨立，勢必為趨時討功而朝秦暮楚，東食西宿，時而左，時而右，進身照例是因緣時會，這樣的墮落是極為可悲的，文學也會因此失去人們的敬重。
沈從文說：“我崇拜朝氣，喜歡自由，贊美膽量大的，精力強的。一個人行為或精神上有了朝氣，不在小利小害上打算計較，不拘拘于物質攫取與人世毀譽；他能硬起脊梁，筆直走他要走的道路……”57作家面臨兩種巨大壓力：經濟的和政治的壓力。戰(zhàn)勝這兩種壓力而尊嚴的生存下去，就要有勇敢雄強的精神支柱?！耙粋€稍有生氣的作家，在商人與政府兩方面的摧殘中，他們不是餓死便是殺死，這些現(xiàn)象在中國的今日是很平常自然的?！?sup>58一個忠于藝術的作家，是誠實而不怯懦的，他能夠以勇敢雄強的人格向貧窮與命運挑戰(zhàn)，以理想與生命同政府抗爭，以自由獨立的精神與社會戰(zhàn)斗。“我們實在需要一些作家！一些的作家，能追究這個民族的一切癥結的所在，并弄明白了這個民族人生觀上的虛浮、懦弱、迷信、懶惰……他們又能理解在文學方面，為這個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夠進些什么力，應當如何去盡力?！?sup>59他們有基于崇高理想與信仰的純正的文學觀，視文學為一生相就的獻身事業(yè)，不圖速成，不謀小就，寫作不基于別人的毀譽，而出于一個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即相信一個好作品可以完成一個真理，一種道德、一些智慧。作家不應該是盯住眼前個人得失的近視眼和市儈庸人，他要凝眸未來，關注整個民族與人類命運前途，能硬起脊梁勇于當領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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