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問題的提出

建國后的十七年（1949—1966）是中國社會形態(tài)發(fā)生巨大變化的時期。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tài)——社會主義正在完成。盡管這一階段的前期（1949—1956）具有新民主主義的因素，還不完全是社會主義，但是根據(jù)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權威論述——“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于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就整個“十七年”來說，基于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社會主義因素，而且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這個階段發(fā)生的文學，我們可以統(tǒng)稱之為社會主義文學。

“十七年”時期的社會主義文學，從整體來說，是國際無產階級文學或者說馬克思主義文學在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嶄新的發(fā)展階段。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封建主義更高一級的社會形態(tài)。那么，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文學和以往的文學（資產階級文學、封建階級文學）相比，應該處在一個更高的階段。總的來說，“十七年”發(fā)生的社會主義文學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表現(xiàn)了與以往不同的嶄新因素。具體來說，表現(xiàn)為新的主題（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新的人物形象（工農兵或者英雄人物）、新的形式（秧歌、歌劇、民歌、相聲、鼓詞）、新的創(chuàng)作方法（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兩結合”）、新的讀者（工農兵）、新的作者（工農兵作家和被改造的知識分子作家）等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再現(xiàn)了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社會主義的新生活），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現(xiàn)了社會主義文學的本質。

傳統(tǒng)的考察文學的四個維度——世界、作品、作者、讀者，在“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里都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單就“十七年”文學的生產者——作者來說，有兩條思路或者說線索：一條是改造知識分子作家或者是專業(yè)作家，使之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服務；另一條是在工農兵中直接培養(yǎng)自己的作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十七年”的社會主義文學有一種持久的烏托邦沖動，或者說“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有一種最高理想，就是培養(yǎng)工農兵作家，讓工農兵由文學接受的主體變?yōu)槲膶W創(chuàng)作的主體。這不僅是“十七年”社會主義文學的最高理想，也是社會主義的最高理想。

關于“十七年”文學生產者的研究，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直至今天，就第一條線索而言，出現(xiàn)了眾多的研究成果，而且這條線索也被賦予更多正面的意義與價值。而第二條線索一直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史敘述脈絡中也沒有相應的位置。這一消失的文學現(xiàn)象就其原因來說不難追溯，簡單地說，和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語境幾經變遷，知識范型不斷轉換相關。建國后的五六十年代是工農兵的時代，工農兵是社會生活的主角，在國家的政治舞臺上，居于意識形態(tài)的中心位置，享有無上的光榮與尊貴的身份。到了八九十年代，準確地說，是在1978年以后，工農兵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逐漸邊緣化，不再是話語的中心和社會生活的主體，到1990年代以后甚至被人稱為“弱勢群體”。由于社會語境的變化，整個社會知識范型不斷轉換，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文學史書寫和文學研究的嬗變。對于工農兵創(chuàng)作的相關研究，在當下面臨著尷尬。曾經占主導地位的左翼文學史所確立的“兩條道路斗爭”的政治文本敘述線索在1980年代遭到拋棄，同時在1980年代確立的“啟蒙”文學史敘述所建構的文學圖景是“讓文學回到自身”，以及對“文學性”的強調，在這種文學語境下，工農兵寫作要么因為“政治太多”而不是它“自身”受到指責，要么因為“藝術太少”造成“文學性”不足而被漠視。而在1990年代確立的現(xiàn)代性文學史敘述主要是對“十七年”時期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以及毛澤東思想進行反思和批判，主要是在思想史層面所做的工作，對于工農兵的相關創(chuàng)作則沒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