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lián)盟的超源
俄國人占領滿洲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嚴重國際后果，必須從更廣泛的歐洲強權政治的背景來加以考察。在剛剛進入本世紀時，隨著英國執(zhí)行“光榮的孤立”政策，歐洲在三國同盟（德、奧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間保持著一種不穩(wěn)定的均勢。由于這兩大陣營之間的競爭造成緊張狀態(tài)，以及害怕這兩個防御性同盟會聯(lián)合成一個大陸聯(lián)盟來反對英國，于是強國之間形成了僵持局面，這種形勢促使它們把注意力指向亞洲和非洲。從這種觀點看，俄國侵占滿洲并不僅僅是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孤立事件，而且是對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嚴重破壞。尤其是日本，它關心自己在朝鮮和滿洲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門戶開放的前途。英國感到它在北京的影響和在長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法國支持俄國前進，德國也暗中鼓勵俄國向東擴張，以使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出去。顯然，一個國際關系的新世紀展現(xiàn)于世，從而使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方結盟得以形成。
英國處在十字路口。它的“光榮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爾戰(zhàn)爭又牽制了二十五萬名英國士兵達兩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這暴露出英國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險。為了保護它的帝國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英國被迫放棄孤立政策，拼命尋找同盟者。最初它選了德國。倫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協(xié)定（它曾保證維持中國現(xiàn)狀）會阻止俄國向滿洲推進，但德國后來把滿洲排除在協(xié)定之外，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開罪俄國。英國再三企圖與德國結盟而未獲成功，這便迫使倫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國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隨英國；美國則堅持傳統(tǒng)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剛打過西班牙戰(zhàn)爭，所以它無心在海外進行冒險活動去保衛(wèi)“門戶開放”政策。這樣一來，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軍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緒。
1901年，根據(jù)英國海軍部計算，“中國海域”上的俄法聯(lián)合海軍力量，在戰(zhàn)艦數(shù)量上以九比四超過英國，但英國若與日本結盟便會使它在戰(zhàn)艦數(shù)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風，而在巡洋艦方面也占有優(yōu)勢：這就無需從它的歐洲艦隊調來艦只了。除軍事考慮之外，英國人還關切俄國人可能通過他們控制滿洲來支配北京，關切俄國的經濟影響（通過比利時的資金興建京漢鐵路）滲入長江流域——這里卻是傳統(tǒng)的英國的利益范圍！再有一點使人不安的是，俄國在西藏活動的加強導致達賴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兩個使團前往俄國。［1］ 如果不加制止，俄國人的南進可能威脅印度的安全。因此傳統(tǒng)的恐懼心理又再次閃現(xiàn)，英國人覺得當務之急是與日本人結成聯(lián)盟以阻止俄國人前進并維持英國在亞洲的優(yōu)勢。英國是個遼闊的帝國，孤立于歐洲政治之外，現(xiàn)在又面臨著俄國人的新威脅，所以它是舍此別無其他辦法了。為了阻止日本與俄國可能達成將會嚴重危害英國在亞洲利益的任何協(xié)定，英國與日本駐倫敦公使的談判進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從1895年三國干涉以來，它對俄國一直抱有強烈的敵對情緒。與英國這個最重要的西方大國結盟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這將頓時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意味著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時代的來臨，而且可以用這作為對付俄國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縣有朋的一位門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繼任小村壽太郎、駐英國公使林董領導的一個強有力的集團堅決贊成這一行動方針，而他們又有政界元老山縣、西鄉(xiāng)從道和
松方正義的支持。但是，頗有影響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則懷疑英國在拋棄傳統(tǒng)孤立政策方面的誠意，并害怕日英結盟會使日本在對俄作戰(zhàn)中充當先鋒（他認為這對他的國家來說是力難勝任的）。所以他寧愿與俄國修好，因為朝鮮與滿洲的問題主要關系到日本與俄國，并不涉及英國。他的論點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縣和他的軍事集團認為，與俄國修好只能是暫時之策，而勢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須為爭奪在朝鮮和滿洲的霸權而與它作戰(zhàn)。不用說，日本領導層在外交事務中的對立觀點是與國內政治的傾軋有關的：伊藤想阻止軍界支配國家事務，軍界則不愿讓伊藤有機會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對內閣的立場，所以桂太郎討厭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敵，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現(xiàn)了這個機會：當時上值耶魯大學二百周年校慶，伊藤應邀前去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事畢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勵下，前往歐洲企圖以私人身分訪問俄國，倡議談判。在伊藤出國時，桂太郎命令林董在倫敦盡快進行結盟談判。當伊藤到達巴黎時，林董也帶了結盟草約露面了。伊藤十分沮喪，甚至想回國；但最后還是決定按計劃前往俄國。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后退余地。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xù)他的俄國旅行。到達俄國后，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于戰(zhàn)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俄國政府不愿接受這些條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2］ 伊藤離開俄國時并未達成協(xié)議，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并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然而，內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確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準了英日聯(lián)盟。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lián)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滿韓交換”的原則為基礎的協(xié)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簡言之，這就是“滿韓交換”。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xiàn)狀和全面和平。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內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采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fā)生戰(zhàn)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zhàn)爭；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zhàn)爭，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zhàn)；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聯(lián)盟的影響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范圍，使之適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行動。美國同情日本。西奧多·羅斯?？偨y(tǒng)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wèi)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3］ 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凌，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征。“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么荒唐可笑??！”［4］ 羅斯福總統(tǒng)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并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lián)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lián)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于維護中國和朝鮮。接著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并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后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lián)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于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lián)盟，因此，“近日英日聯(lián)盟，專為東三省事”?？墒?，他們又告誡說：“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若墮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于我?！保?］ 兩天以后，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于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內的騷亂進行干涉時，他對“騷亂”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這是否意味著象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隨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至賴人保全，清韓并列，令人痛心。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保?］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據(jù)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只要中國一放松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于別國聯(lián)盟之余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于此者！”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fā)資源和創(chuàng)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7］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于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致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將是受害者；但如果導致戰(zhàn)爭，中國領土將成為戰(zhàn)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布。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8］ 張之洞發(fā)現(xiàn)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口蜜腹劍”的心機。［9］ 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于“門戶開放”的虛偽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為中國應“以結近援御遠患為歸宿。”［10］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wěn)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zhàn)，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zhàn)爭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xié)定，但是它應隨時被告知談判的內容，而且協(xié)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guī)定的條款。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zhàn)爭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xié)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后，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wěn)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討了東亞的政策。財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適當?shù)仡A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干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采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zhàn)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拋棄。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采伐特許權，并停止將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黃色俄國”，［11］ 圣彼得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xié)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qū)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xù)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國軍隊根據(jù)1902年4月的協(xié)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討任何新的條件。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后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別訂立了《通商行船續(xù)約》，開放沈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作居留地。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復，俄國人重新占領了沈陽。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qū)，畀以戰(zhàn)爭和外交全權，就象把這些權限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qū)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并吞的領土了。［12］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yè)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內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內部改革方面有獨占的權利。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干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討論，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議。在俄國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討論范圍之內。至于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qū)；不在南部海岸設防。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干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雖然俄國后來放棄了中立區(qū)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日本人已斷定戰(zhàn)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戰(zhàn)爭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財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后，東京作出了戰(zhàn)爭的決定。人們認為，日本將贏得頭幾個戰(zhàn)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后再著手和平解決。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這是一次日本在戰(zhàn)場上將十戰(zhàn)六勝的良機。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保?3］ 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tǒng)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zhàn)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于公眾的漠不關心而不愿去做的。［14］ 為了充分利用總統(tǒng)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tǒng)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zhàn)。
戰(zhàn)爭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zhàn)爭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甚至在出現(xiàn)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保?5］ 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zhàn)爭中嚴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zhàn)爭在它的領土上進行。他指出，保衛(wèi)滿洲將需要數(shù)十萬人，即使保衛(wèi)幾個重要據(jù)點也需要六至十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只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丑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16］ 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lián)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規(guī)復滿洲。［17］ 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戰(zhàn)爭一爆發(fā)，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8］ 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fā)表聲明，同時呼吁交戰(zhàn)雙方要尊重在沈陽和盛京的陵寢，并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比毡就庾鹬刂袊闹辛ⅲ⒎裾J在戰(zhàn)后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qū)，也不愿討論它的未來地位。［19］ 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偨y(tǒng)，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wèi)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fā)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tǒng)一”。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zhàn)爭本身在這里不用贅述了，只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并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日本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xiàn)和談。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20］ 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復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總之，此次日本若于東三省所占最優(yōu)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于俄人遠甚。”［21］ 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zhàn)爭之后的“反日親俄”的立場，改變?yōu)槎砣諔?zhàn)爭之后的“親日反俄”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qū)。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致保持舊日的統(tǒng)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22］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guī)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yōu)勢地位；雙方在十八個月內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將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俄國同意將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準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此外，此約規(guī)定開放十六個港口，并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fā)森林。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次茅斯條約中所規(guī)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并不苛刻”的補償。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xiàn)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系揭開了新的一章。這一情況并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爭，但確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著它。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fā)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干，在那里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舞臺忙于布景。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wěn)了腳跟，最后將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結束滿洲——滿洲人的邊疆故鄉(xiāng)——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guī)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xié)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23］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zhàn)爭的沖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后來成為實業(yè)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xiàn)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隨著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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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第268—269頁。
［2］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1頁。
?。?］ 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79—82頁。
?。?］ 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頁。
［6］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頁。
［7］ 王延熙和王樹敏合編：《皇清道咸同光奏議》，1968年臺北重印版，卷16第18頁。
?。?］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頁。
?。?］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頁。
?。?0］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頁。
?。?1］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8—339頁。
?。?2］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20頁。
?。?3］ 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81頁。
?。?4］ 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頁。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頁。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頁。
?。?8］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頁。
?。?9］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頁；卷182第5、7頁。
?。?0］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頁，1904年6月24日。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頁。
?。?2］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頁。
?。?3］ 關于滿洲的地位及其改組的細節(jié)，參見羅伯特·H.G.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52頁以下。
俄國人占領滿洲及它所帶來的一切嚴重國際后果，必須從更廣泛的歐洲強權政治的背景來加以考察。在剛剛進入本世紀時，隨著英國執(zhí)行“光榮的孤立”政策，歐洲在三國同盟（德、奧匈和意大利）和俄法同盟之間保持著一種不穩(wěn)定的均勢。由于這兩大陣營之間的競爭造成緊張狀態(tài)，以及害怕這兩個防御性同盟會聯(lián)合成一個大陸聯(lián)盟來反對英國，于是強國之間形成了僵持局面，這種形勢促使它們把注意力指向亞洲和非洲。從這種觀點看，俄國侵占滿洲并不僅僅是侵犯中國主權的一個孤立事件，而且是對現(xiàn)存國際秩序的嚴重破壞。尤其是日本，它關心自己在朝鮮和滿洲的地位，而美國則擔心中國門戶開放的前途。英國感到它在北京的影響和在長城以南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另一方面，法國支持俄國前進，德國也暗中鼓勵俄國向東擴張，以使俄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轉移出去。顯然，一個國際關系的新世紀展現(xiàn)于世，從而使歷史上一個前所未有的東-西方結盟得以形成。
英國處在十字路口。它的“光榮的孤立”政策使它找不到盟友，布爾戰(zhàn)爭又牽制了二十五萬名英國士兵達兩年半之久（1899年10月—1902年5月），這暴露出英國防御力量的薄弱和它的孤立政策的危險。為了保護它的帝國和保存它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英國被迫放棄孤立政策，拼命尋找同盟者。最初它選了德國。倫敦曾希望1900年10月的英德協(xié)定（它曾保證維持中國現(xiàn)狀）會阻止俄國向滿洲推進，但德國后來把滿洲排除在協(xié)定之外，此舉顯然是為了避免開罪俄國。英國再三企圖與德國結盟而未獲成功，這便迫使倫敦另找新的同盟者。法國因它在法俄同盟中的地位而不可能追隨英國；美國則堅持傳統(tǒng)的“不介入同盟”的政策，而且它剛打過西班牙戰(zhàn)爭，所以它無心在海外進行冒險活動去保衛(wèi)“門戶開放”政策。這樣一來，日本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新同盟者，而且更吸引人的是它的海軍力量和人所共知的仇俄情緒。
1901年，根據(jù)英國海軍部計算，“中國海域”上的俄法聯(lián)合海軍力量，在戰(zhàn)艦數(shù)量上以九比四超過英國，但英國若與日本結盟便會使它在戰(zhàn)艦數(shù)量上以十一比九占上風，而在巡洋艦方面也占有優(yōu)勢：這就無需從它的歐洲艦隊調來艦只了。除軍事考慮之外，英國人還關切俄國人可能通過他們控制滿洲來支配北京，關切俄國的經濟影響（通過比利時的資金興建京漢鐵路）滲入長江流域——這里卻是傳統(tǒng)的英國的利益范圍！再有一點使人不安的是，俄國在西藏活動的加強導致達賴喇嘛在1901—1902年派遣了兩個使團前往俄國。［1］ 如果不加制止，俄國人的南進可能威脅印度的安全。因此傳統(tǒng)的恐懼心理又再次閃現(xiàn)，英國人覺得當務之急是與日本人結成聯(lián)盟以阻止俄國人前進并維持英國在亞洲的優(yōu)勢。英國是個遼闊的帝國，孤立于歐洲政治之外，現(xiàn)在又面臨著俄國人的新威脅，所以它是舍此別無其他辦法了。為了阻止日本與俄國可能達成將會嚴重危害英國在亞洲利益的任何協(xié)定，英國與日本駐倫敦公使的談判進行得很快。
至于日本，自從1895年三國干涉以來，它對俄國一直抱有強烈的敵對情緒。與英國這個最重要的西方大國結盟是一件夢寐以求的事情，因為這將頓時提高日本的國際地位，意味著它作為一個大國的時代的來臨，而且可以用這作為對付俄國的一面有效的盾牌。由首相桂太郎（山縣有朋的一位門生）、外相加藤高明及其繼任小村壽太郎、駐英國公使林董領導的一個強有力的集團堅決贊成這一行動方針，而他們又有政界元老山縣、西鄉(xiāng)從道和
松方正義的支持。但是，頗有影響的前首相和政界元老伊藤博文則懷疑英國在拋棄傳統(tǒng)孤立政策方面的誠意，并害怕日英結盟會使日本在對俄作戰(zhàn)中充當先鋒（他認為這對他的國家來說是力難勝任的）。所以他寧愿與俄國修好，因為朝鮮與滿洲的問題主要關系到日本與俄國，并不涉及英國。他的論點得到另一位元老井上馨的同情，但是山縣和他的軍事集團認為，與俄國修好只能是暫時之策，而勢所必然的是日本必須為爭奪在朝鮮和滿洲的霸權而與它作戰(zhàn)。不用說，日本領導層在外交事務中的對立觀點是與國內政治的傾軋有關的：伊藤想阻止軍界支配國家事務，軍界則不愿讓伊藤有機會重新秉政。
由于伊藤反對內閣的立場，所以桂太郎討厭伊藤。桂太郎急于除掉他的政敵，而在1901年10月恰好出現(xiàn)了這個機會：當時上值耶魯大學二百周年校慶，伊藤應邀前去接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事畢之后，伊藤在井上的鼓勵下，前往歐洲企圖以私人身分訪問俄國，倡議談判。在伊藤出國時，桂太郎命令林董在倫敦盡快進行結盟談判。當伊藤到達巴黎時，林董也帶了結盟草約露面了。伊藤十分沮喪，甚至想回國；但最后還是決定按計劃前往俄國。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后退余地。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xù)他的俄國旅行。到達俄國后，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于戰(zhàn)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俄國政府不愿接受這些條件。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2］ 伊藤離開俄國時并未達成協(xié)議，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并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然而，內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確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準了英日聯(lián)盟。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lián)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滿韓交換”的原則為基礎的協(xié)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簡言之，這就是“滿韓交換”。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xiàn)狀和全面和平。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內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采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fā)生戰(zhàn)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zhàn)爭；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zhàn)爭，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zhàn)；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聯(lián)盟的影響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范圍，使之適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行動。美國同情日本。西奧多·羅斯?？偨y(tǒng)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wèi)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3］ 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凌，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征。“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么荒唐可笑??！”［4］ 羅斯福總統(tǒng)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并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lián)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lián)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于維護中國和朝鮮。接著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并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最后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后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lián)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于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lián)盟，因此，“近日英日聯(lián)盟，專為東三省事”?？墒?，他們又告誡說：“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若墮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于我?！保?］ 兩天以后，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于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內的騷亂進行干涉時，他對“騷亂”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這是否意味著象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隨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至賴人保全，清韓并列，令人痛心。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保?］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據(jù)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相反，只要中國一放松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于別國聯(lián)盟之余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于此者！”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fā)資源和創(chuàng)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7］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于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致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將是受害者；但如果導致戰(zhàn)爭，中國領土將成為戰(zhàn)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布。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8］ 張之洞發(fā)現(xiàn)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口蜜腹劍”的心機。［9］ 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于“門戶開放”的虛偽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為中國應“以結近援御遠患為歸宿。”［10］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wěn)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zhàn)，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zhàn)爭的可能性。它并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xié)定，但是它應隨時被告知談判的內容，而且協(xié)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guī)定的條款。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zhàn)爭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xié)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后，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wěn)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討了東亞的政策。財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適當?shù)仡A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干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采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zhàn)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拋棄。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采伐特許權，并停止將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黃色俄國”，［11］ 圣彼得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xié)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qū)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xù)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圣彼得堡，在俄國軍隊根據(jù)1902年4月的協(xié)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討任何新的條件。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后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別訂立了《通商行船續(xù)約》，開放沈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作居留地。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復，俄國人重新占領了沈陽。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qū)，畀以戰(zhàn)爭和外交全權，就象把這些權限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qū)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并吞的領土了。［12］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yè)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內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內部改革方面有獨占的權利。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干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討論，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議。在俄國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討論范圍之內。至于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qū)；不在南部海岸設防。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干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雖然俄國后來放棄了中立區(qū)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日本人已斷定戰(zhàn)爭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戰(zhàn)爭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財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后，東京作出了戰(zhàn)爭的決定。人們認為，日本將贏得頭幾個戰(zhàn)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后再著手和平解決。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這是一次日本在戰(zhàn)場上將十戰(zhàn)六勝的良機。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保?3］ 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tǒng)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zhàn)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于公眾的漠不關心而不愿去做的。［14］ 為了充分利用總統(tǒng)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tǒng)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zhàn)。
戰(zhàn)爭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zhàn)爭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甚至在出現(xiàn)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保?5］ 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zhàn)爭中嚴守中立。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zhàn)爭在它的領土上進行。他指出，保衛(wèi)滿洲將需要數(shù)十萬人，即使保衛(wèi)幾個重要據(jù)點也需要六至十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只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丑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16］ 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lián)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規(guī)復滿洲。［17］ 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戰(zhàn)爭一爆發(fā)，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以定人心”。［18］ 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fā)表聲明，同時呼吁交戰(zhàn)雙方要尊重在沈陽和盛京的陵寢，并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比毡就庾鹬刂袊闹辛ⅲ⒎裾J在戰(zhàn)后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qū)，也不愿討論它的未來地位。［19］ 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偨y(tǒng)，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wèi)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fā)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尊重中國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tǒng)一”。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zhàn)爭本身在這里不用贅述了，只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并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日本在軍事上和財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xiàn)和談。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將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20］ 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復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總之，此次日本若于東三省所占最優(yōu)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于俄人遠甚。”［21］ 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zhàn)爭之后的“反日親俄”的立場，改變?yōu)槎砣諔?zhàn)爭之后的“親日反俄”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內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qū)。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致保持舊日的統(tǒng)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22］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guī)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yōu)勢地位；雙方在十八個月內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將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俄國同意將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準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此外，此約規(guī)定開放十六個港口，并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fā)森林。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次茅斯條約中所規(guī)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并不苛刻”的補償。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xiàn)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系揭開了新的一章。這一情況并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爭，但確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著它。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fā)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干，在那里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舞臺忙于布景。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wěn)了腳跟，最后將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結束滿洲——滿洲人的邊疆故鄉(xiāng)——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guī)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xié)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將軍。［23］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zhàn)爭的沖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后來成為實業(yè)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xiàn)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自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隨著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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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第268—269頁。
［2］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1頁。
?。?］ 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79—82頁。
?。?］ 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頁。
［6］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頁。
［7］ 王延熙和王樹敏合編：《皇清道咸同光奏議》，1968年臺北重印版，卷16第18頁。
?。?］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頁。
?。?］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頁。
?。?0］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頁。
?。?1］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8—339頁。
?。?2］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20頁。
?。?3］ 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1972年從戰(zhàn)爭到和平的時期》，第81頁。
?。?4］ 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15］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頁。
［16］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頁。
［17］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頁。
?。?8］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頁。
?。?9］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頁；卷182第5、7頁。
?。?0］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頁，1904年6月24日。
［21］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頁。
?。?2］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頁。
?。?3］ 關于滿洲的地位及其改組的細節(jié)，參見羅伯特·H.G.李：《清代歷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52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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