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之學和新的戰(zhàn)略性建議
十九世紀出現(xiàn)了對于“經(jīng)世致用”重新感興趣的現(xiàn)象。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空”；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jù)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這個學派在十七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鎮(zhèn)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十八世紀被經(jīng)院學派所取代了。［1］
經(jīng)世學派在十九世紀的重新抬頭，有今文經(jīng)學派的復蘇可資證明；今文經(jīng)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寧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這一思想復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1788年）。通過從他學習經(jīng)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年），經(jīng)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十九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產(chǎn)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zhàn)爭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后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出現(xiàn)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系特別密切。
在《皇朝經(jīng)世文編》的敘言中，魏源闡明了經(jīng)世派的兩個基本態(tài)度：強調現(xiàn)在和強調致用的重要性。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么？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經(jīng)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內(nèi)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于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這些問題涉及鎮(zhèn)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jīng)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1830年，他計劃與楊芳將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但是，他繼續(xù)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2］ 另外一些經(jīng)世派學者繼續(xù)進行這種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確實常常令人憂慮。十六世紀中-日海盜船只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十七世紀臺灣國姓爺?shù)奈淞ν{，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但是，隨著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中國經(jīng)世派注意的焦點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夷人”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jīng)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將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后矛盾；后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關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后匯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zhàn)爭以后，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3］
某些經(jīng)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后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郭嵩燾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chuàng)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4］ （五十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采取這種態(tài)度。）除報紙外，西方的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收集之列。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jié)。后來，梁廷枬寫了《合眾國說》，書中高度贊揚美國的政治制度。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于整個世界的知識。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zhàn)爭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尋求正確的答案。在這種壓力下，出現(xiàn)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歷史著作中關于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就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書附有插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版），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版）。林則徐為了了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5］
1840年以后，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6］ 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jié)于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chuàng)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于林則徐。林則徐將搜集到的外國資料于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于1842年將它們編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這是關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7］ 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他任臺灣道臺時俘虜?shù)挠鴳?zhàn)俘那里得到的。關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huán)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并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了解外國人的情形。不論是論述戰(zhàn)爭的發(fā)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chǎn)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比較系統(tǒng)。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這樣，他每天寫作，歷時五年，根據(jù)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于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最后，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并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8］
這些學者，特別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于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中心王國”，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于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yōu)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xiàn)在“船堅炮利”這一口頭禪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9］ 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劃。他采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并命令翻譯西方制造槍炮的手冊。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態(tài)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只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10］
除掉重印關于武器和彈藥的傳統(tǒng)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二十二部關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于制造槍炮，六部是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產(chǎn)。其余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zhàn)術。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_178_2［11］ 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于西方軍艦的著作。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12］ 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fā)出來的。它們終于使中國人自己產(chǎn)生了真正的需要。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jīng)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一種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系和通商當做一回事。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系，而只存在“夷務”，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mào)易的別稱。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系的需要。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中國的用意并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并不經(jīng)常采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官員有著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采用這種政策。同時，他們由于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shù)墓烙?，因而招致了?zhàn)爭的災難。徐廣縉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后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采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13］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mào)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14］ 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么呢？現(xiàn)代主權國家經(jīng)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tǒng)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布夷人的一種手段。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沖突。在鴉片戰(zhàn)爭和開埠以后，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爭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因此，對于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mào)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15］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中葉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這一觀念回到了“無視自我民視”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最明確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欽差大臣勝保，［16］ 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眾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后來，在內(nèi)地也逐漸采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jīng)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17］ 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于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18］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國人已經(jīng)發(fā)揮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這一概念很容易導致以夷制夷的思想。［19］ 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卷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系的實際行動都證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鴉片戰(zhàn)爭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戰(zhàn)爭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對。在戰(zhàn)爭之后的討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lián)合攻勢。直到后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反對派所依據(jù)的論點有兩個。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20］
在這個時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這種政策的目標只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這種政策所憑借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爭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這三種政策中，最后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誤會和惰性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所以毫不奇怪，對于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勛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勛爵赴華。中國人不真正了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guī)格。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系的機會。根據(jù)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mào)易往來，這種政策終于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發(fā)、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胡子、高個子和穿著緊身衣服。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致誤會，這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寫的英國人有著鷹鉤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胡子和頭發(fā)，他們的長腿不能彎屈，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21］ 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確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屈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nèi)绻ご颍銜⒓吹瓜?。?2］ 應該承認，有少數(shù)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jù)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23］ 盡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別，的確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產(chǎn)品。因為對于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產(chǎn)品也是很明顯的。鴉片戰(zhàn)爭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zhàn)后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于極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24］ 但是關于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處表現(xiàn)這種過于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jīng)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25］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永杜后患”的方法。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zhàn)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后于1849年隱退。的確，鴉片戰(zhàn)爭以后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里看到“免談時事”的告白。［26］
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tǒng)，著重訓練士兵游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復戰(zhàn)爭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zhàn)略論文。另外一些沿?？偠饺珑?、楊國楨、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只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這種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xiàn)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將領們身上。_184_2［27］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系被普遍認為只是經(jīng)濟關系，不是政治關系，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還有，1846年5月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渠道。［28］ 在外交上，這確確實實是“關門”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zhàn)的政策。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并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zhàn)爭，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jīng)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嶲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舉人臧紓青，鴉片戰(zhàn)爭期間在家鄉(xiāng)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xiāng)勇。由于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銜。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后得獎是一種恥辱。［29］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在1840—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于西方關系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由于拒不考慮外國的現(xiàn)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guī)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最后結果是，中國在為現(xiàn)代化防務的奮斗中，基本上“喪失”了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二十年時間。
［1］ 關于清初學派的簡單敘述，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6頁。
?。?］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4冊第461頁；第6冊第491、535頁。
?。?］ 郭廷以等編：《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2—134頁。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145頁。
［6］ 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單行本出版。有七部現(xiàn)已遺佚，僅存書名。
［7］ 關于林則徐，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506頁。關于魏源，見倫納德等在《現(xiàn)代亞洲研究》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頁。
?。?］ 姚瑩：《東溟文后集》，卷8第10—11頁。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序》。魏源：《海國圖志序》。也可參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 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第35頁列舉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員為：道光帝，盧坤（兩廣總督），怡良（兩江總督），吉爾杭阿（江蘇巡撫），何桂清（兩江總督），周天爵（漕運總督），桂良（大學士），花沙納（吏部尚書），沈兆霖（兵部尚書）、金應麟、薛書堂、劉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紳湯彝、方熊飛、蕭令裕、夏燮、梁廷枬、吳敏樹、徐鼐、馮桂芬等人。
?。?0］ 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2頁。
［11］ 丁拱辰、龔振麟（兩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鉅（兩部著作）和西拉本關于槍炮的著作；黃冕（兩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則徐和高邦哲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黃冕和葉世槐關于炮兵炮陣的著作；丁守存和陳階平關于黑色火藥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為金應麟、張煥元、俞昌會、許乃濟和祈元輔。關于這些著作的全面敘述。見王爾敏：《清李兵工業(yè)的興起》，第206—208頁；魏源：《海國圖志》，卷87第2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頁。
?。?2］ 魏源：《海國圖志》，卷84第1—6頁；卷85（這一卷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謝清高和楊炳南：《海錄》，卷1第75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48—249、860頁?！妒妨涎?，卷38第398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頁；卷63第38—39頁。汪文泰：《紅毛蕃英吉利考略》，載王朝宗編：《海外番夷錄》，第6頁。王大海：《海島逸志》，載《海外番夷錄》，第7頁。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卷17第48—49頁。
?。?3］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頁。
?。?4］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頁。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6頁。
?。?5］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第2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九帙。
?。?6］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4第22頁。
?。?7］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1—32頁。
?。?8］ 王爾敏：《耆英外交》，載《大陸雜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頁。
?。?9］ 雷海宗：《古代中國的外交》，載《社會科學》，卷3第1期（1941年）第1—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1第19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0］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頁；卷24第36—37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1頁。王爾敏：《耆英外交》。
［21］ 阿英編：《鴉片戰(zhàn)爭文學集》，第191頁。
?。?2］ 《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頁。
?。?3］ 蕭令裕：《英吉利記》，第1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10頁。阿瑟·韋利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zhàn)爭》則提供了中國人對這次戰(zhàn)爭所做的動人心弦的報道。
?。?4］ 黃恩彤：《撫夷紀略》，第2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5頁。
［25］ 黃鈞宰：《金壺七墨》，卷2第2頁?！妒妨涎?， 38期第402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頁；卷5第25—26頁；卷9第6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2第4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3第21—22頁。金應麟：《豸華堂文鈔》，卷12第3頁。湯彝：《柚村文》，卷4第13—14頁。蕭令裕：《粵東市舶論》，第1頁。葉鐘進：《英吉利夷情紀略》，第3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9頁。
?。?6］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529頁；第6冊第240、459—462頁。
?。?7］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頁。
?。?8］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頁；卷75第28頁。
?。?9］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2冊第569頁；第5冊第531頁；第6冊第543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頁。
十九世紀出現(xiàn)了對于“經(jīng)世致用”重新感興趣的現(xiàn)象。這種思想學派強調社會實踐和入世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儒家人道主義的理想。一方面，它反對理學所崇尚的玄學思辨，認為它“空”；另一方面，它輕視考據(jù)學的做法，認為它迂腐而無用。這個學派在十七世紀曾一度繁榮，但是主要由于乾隆帝鎮(zhèn)壓文人階級的政策，到十八世紀被經(jīng)院學派所取代了。［1］
經(jīng)世學派在十九世紀的重新抬頭，有今文經(jīng)學派的復蘇可資證明；今文經(jīng)學派強調人在感情上需要有能切合實際地給國家和社會帶來安寧與繁榮的道義責任感。這一思想復興中的一個重要學者是江蘇武進的莊存與（1719—1788年）。通過從他學習經(jīng)書的外孫劉逢祿（1776—1829年），經(jīng)世學派得到了勢頭，因為劉逢祿對十九世紀初期一批年輕學者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這批年輕學者包括多產(chǎn)作家龔自珍和包世臣、邊界問題專家姚瑩和蕭令裕。這批人中還包括在鴉片戰(zhàn)爭中起重要作用的林則徐和黃爵滋，以及后來主要作為關心中西關系中出現(xiàn)的問題的改革家而聞名的魏源和馮桂芬。這批人中，魏源和龔自珍同劉逢祿的關系特別密切。
在《皇朝經(jīng)世文編》的敘言中，魏源闡明了經(jīng)世派的兩個基本態(tài)度：強調現(xiàn)在和強調致用的重要性。這時候中國的迫切問題是什么？在十九世紀最初幾十年，經(jīng)世派學者主要關心的是國內(nèi)的政局問題，這個問題總的來說是清朝的逐漸衰落造成的，而具體地說是由于白蓮教叛亂而引起的（見上卷第三章）。這些問題涉及鎮(zhèn)壓叛亂的方法和漕運與鹽稅的全面改革。當叛亂接近尾聲時，經(jīng)世派學者日益注意邊疆問題，特別是亞洲腹地的邊疆問題。這方面的恰當例子是魏源（1794—1857年），他在二十幾歲時就開始對邊疆問題感興趣了。1830年，他計劃與楊芳將軍親自到新疆去旅行，但未能成行，他為錯過這次機會而遺恨終生。但是，他繼續(xù)研究北方邊疆，至少完成了八部研究著作。［2］ 另外一些經(jīng)世派學者繼續(xù)進行這種研究，如五十年代的張穆與何秋濤，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曾紀澤與張之洞便是例子。
海疆多事，確實常常令人憂慮。十六世紀中-日海盜船只在沿海一帶的騷擾以及十七世紀臺灣國姓爺?shù)奈淞ν{，都是使人煩惱的，可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最為關心的卻是亞洲腹地邊疆上的事務。但是，隨著西方從東南沿海入侵的增加，到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中國經(jīng)世派注意的焦點發(fā)生了重要變化——從亞洲腹地轉移到了“夷人”挾其新技術而來的沿海一帶。
經(jīng)世派作者包世臣早在1826年就斷言，英國不久將從沿海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但是他在這方面的觀點仍然前后矛盾；后來他寫道，解除人民疾苦比海防重要得多。早期關于海防的著作自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廣東沿海一帶。鴉片戰(zhàn)爭中戰(zhàn)死的關天培在1836年前后匯編了《籌海初集》，鴉片戰(zhàn)爭以后，梁廷枬、俞昌會和李福祥也完成了類似的著作。［3］
某些經(jīng)世派士大夫最關心的問題是了解擅長海事的西方。但是，如何了解呢？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看來，有效的途徑是通過翻譯。他1839年在廣州時，曾命令翻譯廣州、澳門、新加坡和印度的外國報紙。后來魏源建議設立一個官辦譯局。郭嵩燾1859年的奏疏建議創(chuàng)辦一所教授外語的官辦學堂。［4］ （五十年代沿海一帶一些重實效的官員如何桂清、勞崇光和薛煥都采取這種態(tài)度。）除報紙外，西方的歷史、地理、法律和政治情況的資料都在收集之列。在欽差大臣林則徐的主持下，翻譯了瓦特的國際法的某些章節(jié)。后來，梁廷枬寫了《合眾國說》，書中高度贊揚美國的政治制度。這些著作雖然給人以深刻印象，但影響最大的則要算世界地理學方面的研究著作。
對世界地理學的興趣表面上似乎是旨在獲得有關那個未知的西方世界的知識，但實際上卻是為了取得關于整個世界的知識。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當時的迫切需要，這可以被視為一種增進中國本身知識與才智的運動。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部分中國官吏與文人，在與西歐一個蠻夷之邦戰(zhàn)爭之后，迫切地想了解敵人和要知道歐洲處于什么位置上。需要尋求正確的答案。在這種壓力下，出現(xiàn)了研究世界地理的興趣的浪潮。
中國地理書籍和歷史著作中關于歐洲的資料是極為貧乏的。就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的資料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早期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書籍完全是天主教傳教士寫的，而在這些著作中，甚至只有三部書附有插圖。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國作者出版了三部相當可靠的參考著作：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1730年版），王大海的《海島逸志》（1760年版），謝清高的《海錄》（1820年版）。林則徐為了了解英國情況，曾查閱過《海錄》。［5］
1840年以后，中國文人學者逐漸開始更多地注意世界地理問題，到1861年，已寫出了二十二部以上的著作。［6］ 欽差大臣林則徐支持這種研究事項。在他的贊助下，慕瑞的《地理大全》的某些章節(jié)于1841年被譯成中文，書名《四洲志》。魏源的《海國圖志》是一部首創(chuàng)的綜合性著作，該書起源于林則徐。林則徐將搜集到的外國資料于1841年交給魏源，魏源于1842年將它們編成一部五十卷的巨著，并于次年出版。這是關于西方的第一部重要的中文著作。［7］ 姚瑩對世界地理同樣感興趣。與欽差大臣林則徐和魏源不同，姚瑩的外國知識是從鴉片戰(zhàn)爭期間他任臺灣道臺時俘虜?shù)挠鴳?zhàn)俘那里得到的。關于世界地理的另一部名著《瀛環(huán)志略》則是福建巡撫徐繼畬所編，于1848年出版。至于他們的寫作動機，這些人表示了這樣的意圖：嚴肅地追求知識，并指導自己的同胞進行這一類活動。魏源聲稱，他最重要的動機是想徹底了解外國人的情形。不論是論述戰(zhàn)爭的發(fā)展或是論述和談的進行，他的中心思想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因此，《海國圖志》不僅包括各國地理，同時還包括關于外國造船技術和武器生產(chǎn)的盡可能完備的論述。魏源認為，他的同胞都應該研究外國地理。徐繼畬的《瀛環(huán)志略》比較系統(tǒng)。因為徐繼畬主管福州商務，所以他能夠把他的公務與寫作結合起來。這樣，他每天寫作，歷時五年，根據(jù)外國資料編成了這部書。姚瑩聲稱，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對中國受外國人宰割的狀況感到憤慨。他的愿望是他能夠使中國人無論老幼都能獲得關于其他國家的真正知識。最后，他希望使中國免受恥辱，并且用加強海防和邊防的方法，使中國避免被外國征服。［8］
這些學者，特別是魏源和徐繼畬，在改變中國人關于外部世界的地理觀方面是有貢獻的。他們在進行這項工作時曾起過重要作用，因為他們不僅介紹了關于西方的新知識，而且指出中國實際上不是“中心王國”，因而也就開始消除了那種以中國為中心的觀點。
有些人對于英國的軍事力量有深刻印象，因而對優(yōu)越的西方武器感興趣，認為中國必須全力仿效西方。這種新的興趣集中表現(xiàn)在“船堅炮利”這一口頭禪上。1821—1861年，至少有六十六人贊成中國必須采辦這種軍艦和槍炮，其中包括道光帝、政府高級官員和著名學者。［9］ 他們都提倡造船和研制武器。林則徐也擁護這種計劃。他采購了兩百門外國大炮以加強廣州防務，并命令翻譯西方制造槍炮的手冊。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還沒有公開鼓吹仿造西方武器。
但比較起來，魏源的態(tài)度則更鮮明，1843年1月，他的《海國圖志》第一稿脫稿，他在書中主張應在廣州設立造船廠和兵工廠，延聘法國和美國工程師進行建設，并教授船只的航行和武器的使用。他還建議在朝廷的武舉中為海軍軍官增設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夠擔任公職，也使行伍中會駕駛船只和會操作武器的人能夠得到提升。他建議，所有海軍軍官的晉升都應循此途徑。這些都是近代中國軍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10］
除掉重印關于武器和彈藥的傳統(tǒng)著作以外，這時期還出版了二十二部關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關于制造槍炮，六部是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兩部著作論述炮兵陣地的位置，另外兩部則論述黑色火藥的生產(chǎn)。其余五部論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戰(zhàn)術。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年期間完成的，最遲的也在1860年以前問世。_178_2［11］ 這些著作的價值相對地說是參差不齊的，但是它們都表明中國知識界急起直追地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的意圖。此外，這時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寫出了關于西方軍艦的著作。解釋最詳細的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12］ 所有這些反應都是因與西方接觸而被直接激發(fā)出來的。它們終于使中國人自己產(chǎn)生了真正的需要。總起來說，正如魏源所指出，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同時，在中國能利用它自己的軍事力量以前，曾經(jīng)提出過各種制服夷人的暫時辦法。一種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貢制度下，中國作為東道國通常把對外關系和通商當做一回事。事實上，中國甚至不承認存在與西方國家的對外關系，而只存在“夷務”，所謂夷務本質上是貿(mào)易的別稱。因此，這個時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來應付對外關系的需要。中國人在對待遠方國家的商人時，很早就利用開放或關閉市場的辦法來控制他們。中國的用意并不是絕對拒絕通商，因此，并不經(jīng)常采用這一極端的辦法，雖然越來越頻繁地利用停止通商來對設在廣州的東印度公司施加壓力。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官員有著低估西方列強真正力量的傾向，因此過多地采用這種政策。同時，他們由于對自己的力量和準備狀況缺乏恰當?shù)墓烙?，因而招致了?zhàn)爭的災難。徐廣縉和葉名琛這兩個前后任駐廣州的總督主要采用了這種停止通商的辦法，他們兩人都是這種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13］
按照中國人的理解，對中外貿(mào)易的基本估計是，外國人不能放棄通商，因此可以利用通商來迫使他們屈服。［14］ 這種政策的實際價值是什么呢？現(xiàn)代主權國家經(jīng)常利用這種政策，它似乎是國家主權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朝貢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傳統(tǒng)中，拒絕通商僅僅是擺布夷人的一種手段。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潤為誘餌去迎合外國人的要求，以為這樣就能安撫他們和避免軍事沖突。在鴉片戰(zhàn)爭和開埠以后，中國官員仍然持這種想法。耆英想讓所有列強一體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為積極爭取和平的手段的最好證明。因此，對于利用通商來控制外國人的政策來說，擴大貿(mào)易便具有某種實在的價值。［15］
因為這種由來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紀中葉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于是“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來。這一觀念回到了“無視自我民視”這一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認就是對政府的贊許。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可以被利用來反對侵略者。最明確地建議實行這種政策的是兩廣總督徐廣縉和欽差大臣勝保，［16］ 但是議論這種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響也相當廣泛。其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眾的情緒反對外國人進入中國，首先是利用這種情緒反對外國商人抵達通商口岸。后來，在內(nèi)地也逐漸采用這一政策來反對傳教，結果經(jīng)常引起嚴重的外交糾紛。這種政策反映了知識界的兩種基本信念：第一種信念是每當喚起老百姓反對外國人時（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國官員的挑唆），外國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緒來制服洋人。［17］ 第二種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愛國的，喜歡成群結隊行動，魯莽而又易于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們反對外國人。［18］
而且，可以用計謀使外國人互相對立。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國人已經(jīng)發(fā)揮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這一概念很容易導致以夷制夷的思想。［19］ 自西漢開始，當中國最初卷入亞洲腹地時，學者們理論上的議論和對外關系的實際行動都證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鴉片戰(zhàn)爭時期，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來。林則徐大力主張，除英國外，允許所有其他外國與中國通商，作為制服英國的方法。戰(zhàn)爭期間，阮元建議利用美國去鉗制英國，但被清帝國的談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對。在戰(zhàn)爭之后的討論中，魏源建議中國在陸地上應與俄國結盟，以威脅英屬印度，甚至威脅越南、緬甸和尼泊爾，在海上則應與法國和美國結盟，以形成對英國的聯(lián)合攻勢。直到后來耆英在廣州主持對外事務時，人們才起來反對這種政策。反對派所依據(jù)的論點有兩個。第一，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但中國本身必須真正強大起來才能使這種政策生效。在目前情況下，美國和法國遠離中國，中國沒有力量控制它們。其次，即使美國和法國幫助中國，也不能保證它們會得勝。而且如果它們得勝，那時中國會面臨更大的控制問題。［20］
在這個時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沒有設法去影響遠方的歐美諸國的企圖。中國官員和文人學者還沒有如此遠大的抱負。這種政策的目標只是那些來到中國的英、美和法國的官員和商人。它打算利用與中國通商的誘餌，使各該國互相傾軋、敵對、甚至開火。這種政策所憑借的是中國給予各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條件。顯而易見，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強權政治和帝國主義競爭的世界中李鴻章與張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這三種政策中，最后一種具有最深遠的影響。
誤會和惰性
因為中國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廣義上是一種文化沖突，所以毫不奇怪，對于這種新情況的反應便引起了許多誤會和措置失宜。兩個著名例子是英國1793年派遣馬戛爾尼勛爵赴華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勛爵赴華。中國人不真正了解英國的國力或國威，他們單方面強調需要按照清帝國藩屬制度的繁瑣禮儀行事，強迫外國人接受中國的規(guī)格。因而他們喪失了兩次與英國建立正式的雙邊外交關系的機會。根據(jù)藩屬制度，中國強迫外國人僅僅在廣州保持貿(mào)易往來，這種政策終于使中國人自食其果。
中國人對西方人的誤會顯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人感到驚奇的原因：白皮膚、紅頭發(fā)、藍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絡腮胡子、高個子和穿著緊身衣服。所有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應，導致誤會，這在鴉片戰(zhàn)爭期間留下了許多記載。這個時期的一個文人汪仲洋寫了一首詩來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寫的英國人有著鷹鉤鼻子、貓眼睛、紅色的絡腮胡子和頭發(fā)，他們的長腿不能彎屈，因而他們不能奔跑和跳躍。他們碧綠的眼睛畏怯陽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睜開。［21］ 兩江總督裕謙在幾個地方明確地描述英國人不能彎屈腰身和兩腿，所以他們?nèi)绻ご颍銜⒓吹瓜?。?2］ 應該承認，有少數(shù)士紳懷疑這些流行的觀點。例如，文人蕭令裕根據(jù)他親眼所見提出了反證——外國人能夠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憑常識判斷：英國人既然生長在陸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見，以為英國人一旦離船上岸，就不能有任何作為。［23］ 盡管如此，中國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別，的確在中國人心目中引起了誤解。
中國和外界的關系是從通商開始的。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外國人需要大量絲、茶和大黃這類中國產(chǎn)品。因為對于情況的認識膚淺，中國部分文人作了一些被人們堅決相信、廣泛傳播和互相添枝加葉的頗為荒誕的結論。人們廣泛知道外國人需要茶葉和大黃，外國人進口這兩種產(chǎn)品也是很明顯的。鴉片戰(zhàn)爭期間許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國需要的茶葉和大黃是如此之多，如果切斷供應，他們就會變成瞎子和易患腸胃病。雖然有些開明士大夫如戰(zhàn)后的廣東巡撫黃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國人需要中國的茶葉是因為茶葉味道臻于極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問題；［24］ 但是關于茶葉和大黃重要性的錯誤觀念仍然盛行。實際上，這種觀念在中國已深入人心，從當時的著作中至少可以摘引二十處表現(xiàn)這種過于自信的怪念頭的引文。此外，在同意這種觀念的人們當中也有一些注重實際的經(jīng)世派士大夫，如欽差大臣林則徐、包世臣和蕭令裕等人。［25］
這種錯誤判斷的基礎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制度上的惰性。例如，道光帝認為南京條約便是一種“永杜后患”的方法。沒有一個軍機大臣為變革起過非常必要的促進作用。穆彰阿和賽尚阿是庸碌之輩，理學家祁嶲藻是保守分子和好戰(zhàn)分子，道學家王鼎自殺，注重實際的潘世恩年邁體衰，最后于1849年隱退。的確，鴉片戰(zhàn)爭以后北京的政治氣氛使人們對政治如此漠不關心，以致人們可以在茶樓酒館里看到“免談時事”的告白。［26］
各省領導人也沒有多少作為。他們應付這種新形勢的綱領仍舊是墨守傳統(tǒng)，著重訓練士兵游泳，對敵人準備火攻，恢復戰(zhàn)爭時期被破壞的沿海軍事陣地。兩廣總督耆英呈送了一份大約一千一百年以前唐朝一位著名官員撰寫的軍事戰(zhàn)略論文。另外一些沿?？偠饺珑?、楊國楨、怡良、牛鑒、璧昌和李星沅，全都對改革漠不關心。劉韻珂和何桂清是例外，不過甚至劉韻珂也只是一個不徹底的改革者。這種政治-制度上的惰性也表現(xiàn)在沿海省份的巡撫和高級軍事將領們身上。_184_2［27］
從一些政治領袖對待西方所持的觀點中也可看出中國的惰性。從最初的中西方接觸起，這種對外關系被普遍認為只是經(jīng)濟關系，不是政治關系，因此高級官員應該置身事外。例如，1842年8月17日，耆英打算在當時正在進行的和談中親自會見英國人，但是道光帝指示不宜這樣做。還有，1846年5月8日，欽差大臣賽尚阿提出了一個對付外國人的方法：切斷外國人可以要求中國官員接見的所有渠道。［28］ 在外交上，這確確實實是“關門”的對外政策。
另一手便是好戰(zhàn)的政策。雖然欽差大臣林則徐并不想同英國全力以赴地進行戰(zhàn)爭，但是他的強硬政策受到這個時期許多士大夫的稱道，其中包括經(jīng)世派作家包世臣和姚瑩，以及京師的一些高級官員如王鼎、李棠階和祁嶲藻。一些二三流文人也為林則徐的政策所吸引。1832年的舉人臧紓青，鴉片戰(zhàn)爭期間在家鄉(xiāng)江蘇組織了一支約一萬人的鄉(xiāng)勇。由于這種努力，他在南京條約簽定以后被授予“同知”官銜。但他謝絕了這一榮銜，他堅決認為在撫夷政策成功以后得獎是一種恥辱。［29］
在這樣的情況下，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建議未被重視也就不足為怪了。雖然在1840—1860年間已開始虛心地研究西方，但是中國人關于西方關系的觀點仍受到誤解和思想-制度上的惰性這兩者的限制。由于拒不考慮外國的現(xiàn)實情況，中國沒有形成一種全國規(guī)模的緊迫感，直到更強烈的震動使之大吃一驚時才有所改變。最后結果是，中國在為現(xiàn)代化防務的奮斗中，基本上“喪失”了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二十年時間。
［1］ 關于清初學派的簡單敘述，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 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6頁。
?。?］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4冊第461頁；第6冊第491、535頁。
?。?］ 郭廷以等編：《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2—134頁。
［5］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145頁。
［6］ 這二十二部著作中有些收集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中（1894年序）。有一些用單行本出版。有七部現(xiàn)已遺佚，僅存書名。
［7］ 關于林則徐，見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506頁。關于魏源，見倫納德等在《現(xiàn)代亞洲研究》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卷6第2期（1972年）第151—204頁。
?。?］ 姚瑩：《東溟文后集》，卷8第10—11頁。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序》。魏源：《海國圖志序》。也可參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繼畬及其1848年的地理學》。
?。?］ 王爾敏的《清季兵工業(yè)的興起》第35頁列舉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員為：道光帝，盧坤（兩廣總督），怡良（兩江總督），吉爾杭阿（江蘇巡撫），何桂清（兩江總督），周天爵（漕運總督），桂良（大學士），花沙納（吏部尚書），沈兆霖（兵部尚書）、金應麟、薛書堂、劉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紳湯彝、方熊飛、蕭令裕、夏燮、梁廷枬、吳敏樹、徐鼐、馮桂芬等人。
?。?0］ 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2頁。
［11］ 丁拱辰、龔振麟（兩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鉅（兩部著作）和西拉本關于槍炮的著作；黃冕（兩部著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則徐和高邦哲關于地雷和炸彈的著作；黃冕和葉世槐關于炮兵炮陣的著作；丁守存和陳階平關于黑色火藥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為金應麟、張煥元、俞昌會、許乃濟和祈元輔。關于這些著作的全面敘述。見王爾敏：《清李兵工業(yè)的興起》，第206—208頁；魏源：《海國圖志》，卷87第2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頁。
?。?2］ 魏源：《海國圖志》，卷84第1—6頁；卷85（這一卷是鄭復光的《火輪船圖說》）。謝清高和楊炳南：《海錄》，卷1第75頁；《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匯編》，第248—249、860頁?！妒妨涎?，卷38第398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9第48頁；卷63第38—39頁。汪文泰：《紅毛蕃英吉利考略》，載王朝宗編：《海外番夷錄》，第6頁。王大海：《海島逸志》，載《海外番夷錄》，第7頁。徐繼畬：《瀛環(huán)志略》，卷17第48—49頁。
?。?3］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25頁。
?。?4］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80第4頁。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6頁。
?。?5］ 蕭令裕：《粵東市舶論》，第2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九帙。
?。?6］ 《史料旬刊》，第36期第340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4第22頁。
?。?7］ 徐繼畬：《松龕先生全集》，卷1第31—32頁。
?。?8］ 王爾敏：《耆英外交》，載《大陸雜志》，卷30第10期（1965年）第330—333頁。
?。?9］ 雷海宗：《古代中國的外交》，載《社會科學》，卷3第1期（1941年）第1—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1第19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35頁。
?。?0］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21第21—22頁；卷24第36—37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1頁。王爾敏：《耆英外交》。
［21］ 阿英編：《鴉片戰(zhàn)爭文學集》，第191頁。
?。?2］ 《史料旬刊》，第38期第399頁。
?。?3］ 蕭令裕：《英吉利記》，第1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10頁。阿瑟·韋利的《中國人眼中的鴉片戰(zhàn)爭》則提供了中國人對這次戰(zhàn)爭所做的動人心弦的報道。
?。?4］ 黃恩彤：《撫夷紀略》，第2頁。魏源：《海國圖志》，卷2第5頁。
［25］ 黃鈞宰：《金壺七墨》，卷2第2頁?！妒妨涎?， 38期第402頁?！肚宕I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4第30頁；卷5第25—26頁；卷9第6頁。《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62第44頁。夏燮：《中西紀事》，卷3第21—22頁。金應麟：《豸華堂文鈔》，卷12第3頁。湯彝：《柚村文》，卷4第13—14頁。蕭令裕：《粵東市舶論》，第1頁。葉鐘進：《英吉利夷情紀略》，第3頁，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1帙。包世臣《安吳四種》，卷35第9頁。
?。?6］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529頁；第6冊第240、459—462頁。
?。?7］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6冊第382—383、386—387、403—409、420、422頁。
?。?8］ 《清代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58第33頁；卷75第28頁。
?。?9］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2冊第569頁；第5冊第531頁；第6冊第543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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