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承認“變局”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chuàng)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chuàng)局”。不過最通常的術(shù)語是“變局”；夏燮、薛福成、王韜、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在六十年代，鄭觀應(yīng)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jīng)世派學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這個術(shù)語。
雖然后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zhàn)爭是劃時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shù)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覺察到這種變局?，F(xiàn)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間只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1］ 但是在1861年以后，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fā)現(xiàn)，從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產(chǎn)作家王韜，他在1864年對于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jīng)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fā)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fā)生的最大的變化。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2］ 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jù)過去的經(jīng)驗來認識。確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致沈葆楨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兩年以后王韜以同樣語氣寫道：“現(xiàn)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彼髞頂嘌?，這種變局將一直繼續(xù)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后已。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對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國這一事實已經(jīng)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對于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于其輪船的往來而終于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3］ 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燾，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jù)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致了各方面的大變。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改良派馮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經(jīng)恰當?shù)刂赋觯m然中國不久將把國內(nèi)叛亂鎮(zhèn)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wù)。中國在隨后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guān)系，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歷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4］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xiàn)在西方軍事的優(yōu)勢上。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爭辯的軍事力量。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爭奇斗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崩铠櫿乱酝瑯拥目谖侵赋觯鞣娇膳碌能娛峦Ρ憩F(xiàn)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內(nèi)地的要塞都無法防御。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shè)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yōu)勢。因此他得出結(jié)論說，西方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5］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zhì)在于這一事實：西方不是游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1874年李鴻章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苯y(tǒng)領(lǐng)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6］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于政治帝國主義。1865年黃恩彤寫道：“迨英吉利互市開關(guān)，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國亦竊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數(shù)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保?］ 許多人認為，往后局勢會越來越壞。恭親王和李鴻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gòu)煽。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8］
隨著十九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鄒誠敏銳地發(fā)現(xiàn)，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據(jù)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只須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只須特別重視東北邊界。但是到十九世紀后期，中國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云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后，威脅四川和云南。俄國赫然聳立于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陜西和滿洲。東南沿海七省經(jīng)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他作出結(jié)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9］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變局”的特點還表現(xiàn)在西方的經(jīng)濟侵略上。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討論過中西貿(mào)易的重大結(jié)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yīng)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guī)模貿(mào)易是中國歷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跡表示驚訝。七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云都強調(diào)，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隨后十年間把引進技術(shù)看作變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shù)的到來，“實開千古未創(chuàng)之局”。［10］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歷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他們意識到，中西關(guān)系的發(fā)展是可與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轉(zhuǎn)折點相比擬的新的起點。七十年代后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張裕釗在八十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變化的性質(zhì)是前所未有的。［11］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chǔ)是什么呢？由于他們都出身于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tǒng)中去尋找答案——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實際上，傳統(tǒng)思想并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關(guān)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jīng)典是《易經(jīng)》。王韜、丁日昌、鄭觀應(yīng)和郭嵩燾等西洋通都經(jīng)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窮則變，變則通”。從1860至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自強”一詞，實際上就來源于這部經(jīng)典。曾國藩注釋說：“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保?2］
“運會”一詞來源于邵雍所闡發(fā)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它認為存在著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yù)見地要表現(xiàn)出來，并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由于所有巨大的歷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適用于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勢描繪成“運會”。有些人主張，“運會”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現(xiàn)，因此是不能抗拒的。嚴復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他說，中國正經(jīng)歷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運會”。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圣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韜、鄭觀應(yīng)和湯震都曾預(yù)言，“運會”很快將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13］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只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圣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在這方面，郭嵩燾提到了古代圣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灝和程頤；王韜、李鴻章和鄭觀應(yīng)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他本人也會隨著時代而轉(zhuǎn)變；嚴復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圣人也是“運會”的產(chǎn)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圣人因為能夠預(yù)見“運會”的趨勢，故能適應(yīng)時勢而行動。［14］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zhì)，但什么是變化的訊息呢？他們強調(diào)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1864年王韜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礪中國，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后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燾的意見，新形勢就象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yīng)在內(nèi)，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15］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zhàn)的機會。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yīng)作出什么樣的反應(yīng)？郭嵩燾說，為了適應(yīng)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16］ 那么，中國怎樣才能了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錄求和平的外交關(guān)系
據(jù)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了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燾堅持說，中國不論防御性的或進攻性的戰(zhàn)備努力，都無補于時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韜都認為，中國必須拋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tǒng)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guān)系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17］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yǎng)就予以注意了。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燾就奏請設(shè)立通譯學堂，著重教授西方語言。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diào)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shè)立了同文館。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lián)名奏準成立的，他們在奏折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同文館設(shè)有英、法、俄、德文課程。為了提倡忠于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了解西方。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燾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shè)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里面開設(shè)天文學和數(shù)學；到1879年，又增設(shè)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18］ 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涌現(xiàn)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擔任上海道臺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yīng)寶時。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上卷第五章），他們比較了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燾、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guān)于西方的直接知識。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shè)立正式公使館。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wù)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xiàn)代武器技術(shù)知識的西方人。十年后，中國在倫敦設(shè)立了郭嵩燾率領(lǐng)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郭嵩燾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標。第一，他應(yīng)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國。第二，應(yīng)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guān)系。［19］
改革派人士認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zhàn)爭。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mào)易，而不在領(lǐng)土。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yè)特權(quán)安撫侵略者，用物質(zhì)的誘餌來控制他們。這符合由來已久的“羈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燾（1818—1891年）。咸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guān)于是先打豫東的捻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燾說：因為捻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yīng)予討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zhàn)爭。次年，當這位將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lián)軍作戰(zhàn)時，郭嵩燾十七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將領(lǐng)戰(zhàn)敗后，郭嵩燾越來越反戰(zhàn)。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zhàn)爭而不顧現(xiàn)實的那些學者。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燾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zhàn)。他隱退以后反復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zhàn)政策。［20］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李鴻章在后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zhàn)爭。1870年，他聲稱根據(jù)中國的歷史經(jīng)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zhàn)爭。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zhàn)爭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zhàn)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致清朝滅亡的對外戰(zhàn)爭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關(guān)于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21］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燾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七百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zhàn)爭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wù)的最好方法是“羈縻”，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他主張，處理對外關(guān)系的指導方針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zhàn)的政策。［22］ 其他許多關(guān)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于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里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為什么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愿的原因。同樣地，1866年郭嵩燾經(jīng)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郭嵩燾在一封致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quán)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yīng)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xié)助郭嵩燾處理這次危機后，他在1866年寫道：“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保?3］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yīng)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根據(jù)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quán)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nèi)購買房地產(chǎn)，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shè)電纜。丁日昌明確宣布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wù)上，條約上的條款應(yīng)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yīng)予禁止。［24］
根據(jù)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guān)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chǔ)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nèi)容?？鬃诱f過：“言忠信，行篤義，雖蠻貊之邦行矣?！保?5］ 這是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以后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歷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lǐng)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義使他們就范，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26］
曾國藩1862年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wù)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毋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yīng)該是忠、信、篤、敬。他進一步解釋道，“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著又說：“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27］ 不只曾國藩一個人強調(diào)孔子的這四個字。1864年王韜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1876年郭嵩燾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yīng)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chǔ)。［28］ 后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后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痹鴩^續(xù)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于外，否則就是不誠。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復了和平，中國應(yīng)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29］
郭嵩燾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他斷言，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關(guān)鍵之點在于誠篤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zhì)。這種誠篤外交是郭嵩燾在余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chǔ)。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jīng)成功，中國人就應(yīng)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七十年代繼續(xù)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30］ 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jīng)成了中國人經(jīng)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把握時機”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變局”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這種觀點導致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上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強的倡議者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劃。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首先，由于他們一開始就設(shè)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討論彈藥生產(chǎn)和造船業(yè)時，都極力強調(diào)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別人的懷疑和不滿。［31］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劃時，應(yīng)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在1862年李鴻章對于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鴻藻和榮祿由于耽心中國不能繼續(xù)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最后，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六十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yōu)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于選拔具有現(xiàn)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內(nèi)。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32］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guān)系中出現(xiàn)的危機的反應(yīng)?！白詮姟币辉~最初見于《易經(jīng)》，它把天的本質(zhì)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zhì)協(xié)調(diào)一致。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guān)系上。他爭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33］ 自強的現(xiàn)代含義便是基于這一總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討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到“洋務(wù)”?！把髣?wù)”的含義與時俱變。1840年7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夷務(wù)”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wù)和對外貿(mào)易有關(guān)的事務(wù)。［34］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guān)系方面的事務(wù)。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guān)系以及有關(guān)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內(nèi)的政府事務(wù)。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采用西洋技術(shù)知識。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劃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這可以稱為“洋務(wù)運動”，或西化運動。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標，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計劃。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內(nèi)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著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shù)。
1860—1880年期間，出現(xiàn)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這促進了較多地著重于思想、態(tài)度甚至制度的討論。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shù)和經(jīng)濟挑戰(zhàn)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內(nèi)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diào)整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以自強的名義設(shè)立的新機構(gòu)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為應(yīng)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shè)立的暫時性機構(gòu)?！熬帧边@個名稱現(xiàn)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jié)果。但“局”還未具有正規(guī)官僚機構(gòu)的穩(wěn)定地位。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變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jīng)世之學的少數(shù)傳統(tǒng)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十九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xiàn)了比較帶根本性質(zhì)的改革思想。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起，“變法”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適時而積極的適應(yīng)。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確是一個嚴肅問題。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shù)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墮落，而且也操之過急?？墒窍罂婆e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shù)官員的初衷。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guān)于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變法”，雖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詞匯，如“順應(yīng)”和“變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張神圣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yīng)適應(yīng)西方技術(shù)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他設(shè)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wù)有關(guān)，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wù)。［35］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jīng)》，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他作出結(jié)論說，“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闿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確，即“內(nèi)須變法”。［36］ 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燾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都專門討論過改革問題。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二十年間，中國的領(lǐng)袖人物和作家們只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xié)，不過他們?nèi)匀涣D把握住“變局”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西學”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只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西學”和“新學”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新學”一詞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來。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因為它不同于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學識，它便被稱為“新學”，以示區(qū)別。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fā)，便自自然然出現(xiàn)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別和選擇的態(tài)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內(nèi)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后有明顯進步。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1851年以后，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即使我們只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韙良的成果。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shù)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wù)劇?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邇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將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臺鄧隨帆等人。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楨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37］ 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則尚未譯完。銷售量已達31，111部。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guī)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shù)、電報、采礦、造船、海戰(zhàn)和陸戰(zhàn)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平。中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致《格致匯編》（1876—1892年）雜志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38］
最后，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zhí)行外交任務(wù)，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劃，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chuàng)了一個好傳統(tǒng)，從此以后，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從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shù)超過158部。［39］ 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于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對于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雖然變法計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現(xiàn)象，但到1885—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yè)、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視。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guān)于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用”應(yīng)為商業(yè)，但其“體”應(yīng)為工業(yè)化。［40］ 工業(yè)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shè)民用工業(yè)，如海運、采礦、紡織、鐵路、鑄幣和鋼鐵生產(chǎn)：所有這些都要采用西方機器。也有人討論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鄭觀應(yīng)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1892—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著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yǎng)和溉灌技術(shù)、農(nóng)業(yè)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nóng)村集市的好處。1895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倡導下，分別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nóng)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討論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雜志。［41］
努力學習西方經(jīng)濟的中心思想在于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廣泛流行“富國強兵”的口號。不過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卻出現(xiàn)了強調(diào)“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燾在致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yīng)該鼓勵人民從事現(xiàn)代航運業(yè)和制造業(yè)，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鄭觀應(yīng)、王韜和李鴻章也討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tǒng)和最有說服力。［42］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tǒng)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yǎng)的范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施。這種傳統(tǒng)思想僅僅成為現(xiàn)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但是這種“富民”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眾有密切關(guān)系，民富是國強的根基。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
?。?］ 黃鈞宰：《金壺七墨》，卷4第3頁。郭嵩燾也認為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zhuǎn)折點，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寫出他的這一意見。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11第1頁。
?。?］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3第1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15頁。
?。?］ 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頁。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17—18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頁。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編》，卷3第8頁。
?。?］ 夏燮：《中西紀事》，卷17第1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5第6頁。
［5］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頁。
?。?］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頁。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1第1頁。
?。?］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
?。?］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頁。
?。?］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0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33頁。
［10］ 鄭觀應(yīng)：《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2第41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吳云：《兩罍軒尺牘》，卷8第18—19頁。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116第5頁。薛福成：《海外文編》，卷3第8頁。
?。?1］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0頁。張裕釗：《溓亭文集》，卷2第5頁。
?。?2］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8第25頁。
?。?3］ 全祖望編：《宋元學案》，卷9第5—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39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7第16—17頁。鄭觀應(yīng)：《易言》，卷1第1—2頁。湯震：《危言》，卷1第13頁。
?。?4］ 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28第12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11第11—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頁。鄭觀應(yīng)：《易言》，卷1第2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
?。?5］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3、34頁。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12第20頁。
?。?6］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4頁。
?。?7］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卷5第528頁。薛福成：《籌洋芻議》，載《庸盫全集》，第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8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5頁。關(guān)于西方影響使中國在處理外交關(guān)系時發(fā)生變化的敘述，見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
?。?8］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3—134、234—235頁。
?。?9］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714頁。
?。?0］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0、139頁；第2冊第624、851、863—864、898—900頁。關(guān)于郭嵩燾論述安撫的原稿，見楊聯(lián)陞：《關(guān)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23頁。
?。?1］ 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頁；卷11第10頁。郭嵩燾：《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頁。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
［22］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3第1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900頁。
?。?3］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5—68、98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397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頁。
?。?4］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9—79頁。
?。?5］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論語》，第295頁。
?。?6］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咸豐朝》，卷71第17—18頁。
?。?7］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8第17頁。
?。?8］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16頁?！肚寮就饨皇妨希?875—1911年）》，卷8第16頁。
［29］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0第49頁。
?。?0］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87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9頁。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6頁。我們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下文關(guān)于論述改革的許多材料。
［3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41—45頁。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2第711—713頁。
?。?3］ 《易經(jīng)》，卷1第5頁?！端问贰罚?14第10頁。關(guān)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較重要的研究，見芮瑪麗：《同治中興》。
?。?4］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咸豐朝》，卷22第29頁。
?。?5］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7頁。
［36］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wù)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頁。
［37］ 巴尼特：《魏源與西方人：關(guān)于〈海國圖志〉源流考》，載《清史問題》，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頁。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卷1第10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李宗羲：《開縣李尚書政書》，卷6第56頁。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卷11第11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頁。關(guān)于嚴復對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想家著作的翻譯有一本嚴謹?shù)难芯恐?，即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這是一部論述晚清試圖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8］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23—25頁。李三寶：《致傅蘭雅的〈格致匯編〉（1876—1892年）編者的書信：一個分析》，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729—777頁。
［39］ 在《小方壺齋輿地從鈔》中，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約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40］ 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9第59—60頁。陳熾：《庸書·內(nèi)篇》，卷2第2—3頁。孫文：《國父全集》，第5冊第4—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6—137頁。
?。?2］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0—48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1第1頁。
1860年以后，部分文人認識到中國面臨著幾千年未曾見過的新情況。黃恩彤把這種情況叫做“變動”，黎庶昌稱之為“變端”。王韜把這叫做“創(chuàng)事”，丁日昌、瑞麟、曾紀澤和李宗羲稱之為“創(chuàng)局”。不過最通常的術(shù)語是“變局”；夏燮、薛福成、王韜、李鴻章和恭親王（奕?）在六十年代，鄭觀應(yīng)在七十年代以及康有為和其他經(jīng)世派學者在八十年代，都使用這個術(shù)語。
雖然后來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也許有充分理由認為鴉片戰(zhàn)爭是劃時代事件，但是晚清的絕大多數(shù)士大夫直到1860年以后才覺察到這種變局?，F(xiàn)有的史料表明，1840和1860年之間只有揚州秀才黃鈞宰在1844年毫不含糊地寫道，西方人的到來是一大“變局”。［1］ 但是在1861年以后，許多士紳認識到了這一事件的重要意義。
我們發(fā)現(xiàn)，從1861至1900年至少有四十三個人評論了這種巨大變化的意義。最早的一個人是多產(chǎn)作家王韜，他在1864年對于西人之雜處中國感到驚訝。前廣東巡撫黃恩彤在1865年認識到，中國已經(jīng)面臨幾百年來最大的一次變化。丁日昌在1867年斷言，中西接觸的擴大是一千年來所發(fā)生的最大的一次變化。李鴻章在1872年聲稱，西人東侵是三千年來所發(fā)生的最大的變化。光緒在位時期，曾紀澤稱這是五千年來最大的變化，張之洞書之為亙古未有的奇變。［2］ 實際上，這種變化太大，不能根據(jù)過去的經(jīng)驗來認識。確實，這簡直是史無前例的。
1862年李鴻章致沈葆楨的一封信中指出，中西雜處之勢方興未艾，這種情況是不可變更的。兩年以后王韜以同樣語氣寫道：“現(xiàn)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的大變局?！彼髞頂嘌?，這種變局將一直繼續(xù)下去，直到合全世界成為一大同族體而后已。曾紀澤在出使歐洲以前，在七十年代初期對于西方船舶云集于中國這一事實已經(jīng)有了非常深的印象。薛福成對于世界上所有海運國家由于其輪船的往來而終于互為鄰國這一事實，同樣感到驚訝。［3］ 其他有遠見的文人，包括夏燮、瑞麟和郭嵩燾，在六十和七十年代也無不作出了類似的評論。
根據(jù)這些思想開朗的人士的說法，西方的到來招致了各方面的大變。首先，新局勢給中國帶來了外交問題。改良派馮桂芬在六十年代初期曾經(jīng)恰當?shù)刂赋觯m然中國不久將把國內(nèi)叛亂鎮(zhèn)壓下去，但它不能把肯定要在中國呆下去的西方人趕走。所以，正如夏燮和黃恩彤在六十年代中期堅決主張的那樣，與來自遠方的人們保持和平是中國政府的重要任務(wù)。中國在隨后幾十年非常注意它和西方的關(guān)系，這促使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在1884年肯定地認為，在中國同外界打交道的漫長歷史中，它不過剛進入一個新時代。［4］
新形勢的特點也表現(xiàn)在西方軍事的優(yōu)勢上。不祥的外國威脅使得中國猝不及防，這不僅因為威脅的來路與往昔不同，而且也因為它有其無可爭辯的軍事力量。高級官員楊昌濬在1874年指出：“西洋各國，以船炮利器，稱雄海上，已三十余年。近更爭奇斗巧，層出不窮，為千古未有之局?！崩铠櫿乱酝瑯拥目谖侵赋觯鞣娇膳碌能娛峦Ρ憩F(xiàn)在其破壞性的大炮上，大炮可以摧毀中國最強大的陣地，使得沿海和內(nèi)地的要塞都無法防御。此外，輪船和電訊提供的快速交通通信設(shè)施也助長了這種軍事優(yōu)勢。因此他得出結(jié)論說，西方是中國數(shù)千年來所面臨的最強大的敵人。［5］
按照許多人的說法，變化的實質(zhì)在于這一事實：西方不是游牧國家，而是海上強國。1874年李鴻章奏稱：“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在長城〕。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苯y(tǒng)領(lǐng)周盛傳所持觀點與李鴻章完全相同。［6］
一些有識見的官吏常常把這種變局歸因于政治帝國主義。1865年黃恩彤寫道：“迨英吉利互市開關(guān)，粗就條理，而米利堅、佛蘭西各使踵至，均不免非分之干。其余各小國亦竊睨其旁，妄生覬覦。洵數(shù)百年來中外一大變動也?！保?］ 許多人認為，往后局勢會越來越壞。恭親王和李鴻章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都曾指出，外國人不僅活躍于沿海，而且侵入腹地，甚至闖入京師。李鴻章說，這些西方人“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gòu)煽。實為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另外一些高級官員如楊昌濬和王文韶也所見略同。［8］
隨著十九世紀時光的流逝，政治帝國主義變本加厲起來。鄒誠敏銳地發(fā)現(xiàn)，列強的包圍是從未有過的變化。據(jù)他說，中國在唐宋時代只須專注西北邊界，在明代只須特別重視東北邊界。但是到十九世紀后期，中國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四面八方備受外敵入侵的境地。丁日昌具有同樣的緊迫感。他在1874年的奏折中指出，中國完全被外敵包圍了。法國以安南為基地，威脅廣西、云南和貴州；英國在夷印度為殖民地以后，威脅四川和云南。俄國赫然聳立于北方，威脅新疆、甘肅、陜西和滿洲。東南沿海七省經(jīng)常處在西方海上列強入侵的威脅之下。他作出結(jié)論說，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遇到過同時又有陸上又有海上的入侵。［9］
在某些改革派看來，“變局”的特點還表現(xiàn)在西方的經(jīng)濟侵略上。六十年代夏燮和李宗羲討論過中西貿(mào)易的重大結(jié)果；而改革派商人鄭觀應(yīng)指出，中國與西方的大規(guī)模貿(mào)易是中國歷史中從未有過的事件。1867年丁日昌對西方機器的奇跡表示驚訝。七十年代，許多士大夫如李鴻章和吳云都強調(diào)，新時代在中國已露曙光，因為中國已采用輪船和鐵路。實際上，許多紳士在隨后十年間把引進技術(shù)看作變局的核心。在薛福成看來，西洋技術(shù)的到來，“實開千古未創(chuàng)之局”。［10］
新的形勢使某些士大夫回想起中國歷史上周亡秦興時的巨變；他們意識到，中西關(guān)系的發(fā)展是可與公元前221年古代的轉(zhuǎn)折點相比擬的新的起點。七十年代后變化加速進行，許多革新人士都認識到這一事實。例如，1874年丁日昌把西方的入侵比作一場勢不可擋和橫掃一切的烈火。張裕釗在八十年代初期評論說，變化的速度非?？?，變化的性質(zhì)是前所未有的。［11］
可見，許多士大夫已認識到一個新時代的黎明，但是他們認為的這種變化的理論基礎(chǔ)是什么呢？由于他們都出身于儒家社會，他們希望到傳統(tǒng)中去尋找答案——而且他們也找到了答案。實際上，傳統(tǒng)思想并不缺少對變化的信念和敏感。關(guān)于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經(jīng)典是《易經(jīng)》。王韜、丁日昌、鄭觀應(yīng)和郭嵩燾等西洋通都經(jīng)常引用該書的中心思想之一，即“窮則變，變則通”。從1860至1895年用來指模仿西方的各種努力的“自強”一詞，實際上就來源于這部經(jīng)典。曾國藩注釋說：“大易之道，重時與位。二者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與于其間?！保?2］
“運會”一詞來源于邵雍所闡發(fā)的理學的宇宙論，意指一種不可思議的宿命的變化。它認為存在著人們不能抗拒的一種神秘力量，這種力量不可預(yù)見地要表現(xiàn)出來，并給人類世界和自然界帶來巨大變化。由于所有巨大的歷史變化都可被認為適用于這個概念，因此許多改革派人士便把1860年后的新形勢描繪成“運會”。有些人主張，“運會”可以被看成是天意的表現(xiàn)，因此是不能抗拒的。嚴復對這種思想解釋得最清楚。他說，中國正經(jīng)歷自秦代以來最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則是不可知的。但是，如果非要給它取個名稱，那就是“運會”。一旦“運會”的力量動作起來，雖是圣人也不能改變其進程。許多有改革思想的學者，如王韜、鄭觀應(yīng)和湯震都曾預(yù)言，“運會”很快將引導世界成為一個全人類自由融合的巨大而和諧的社會。［13］
部分文人學者大膽地斷言，不只他們鼓吹變革，因為他們聲稱，孔門圣人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也會照此方式行事。在這方面，郭嵩燾提到了古代圣人堯、舜；皮錫瑞舉出了理學大師朱熹、程灝和程頤；王韜、李鴻章和鄭觀應(yīng)暗示，孔子如果生活在十九世紀，他本人也會隨著時代而轉(zhuǎn)變；嚴復提出了最大膽的觀點，因為他斷言，圣人也是“運會”的產(chǎn)物，即使他們想抗拒變革，也是做不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圣人因為能夠預(yù)見“運會”的趨勢，故能適應(yīng)時勢而行動。［14］
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時代變化的性質(zhì)，但什么是變化的訊息呢？他們強調(diào)指出，西方的到來給中國提供了絕好的機會。1864年王韜認為，上天使西方諸國麇聚于中國，不是為了削弱中國，而是來磨礪中國，就象把刀放在磨刀石上磨快那樣，使它也變成富強國家。后來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有聘用西人為中國效勞的機會。
按照郭嵩燾的意見，新形勢就象一把兩刃刀。它可以加害于中國，也可以有利于中國，這要看中國是否能因勢而利導了。事實上，許多改革志士——包括六十年代的薛福成和丁日昌、七十年代的李鴻章和鄭觀應(yīng)在內(nèi)，都曾敦促國人利用這種天賜良機。［15］
可見，改革派人士是認識到了中國面臨巨大變化的，這種變化使中國遇到了挑戰(zhàn)的機會。問題仍然是，中國對這種形勢應(yīng)作出什么樣的反應(yīng)？郭嵩燾說，為了適應(yīng)這種變化，就必須了解外國人；為了把握時機，就必須學習外國方法。［16］ 那么，中國怎樣才能了解外國人，又從何處開始學習外國方法呢？
錄求和平的外交關(guān)系
據(jù)改革派人士說，巧妙的外交在中國了解西方的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郭嵩燾堅持說，中國不論防御性的或進攻性的戰(zhàn)備努力，都無補于時局。薛福成、丁日昌和王韜都認為，中國必須拋棄與外界打交道的傳統(tǒng)方法，以便尋求新的方法。如果中國對自己的外交關(guān)系處理得恰當，它就無須使用武力。［17］
1861年總理衙門成立（見上卷第五和第十章）以后，對外交人員和翻譯人員的培養(yǎng)就予以注意了。實際上，早在1859年2月26日，郭嵩燾就奏請設(shè)立通譯學堂，著重教授西方語言。1861年馮桂芬也強調(diào)學習西方語言的迫切性。但是這些建議直到1862年才付諸實施，這一年在北京設(shè)立了同文館。這個學堂是恭親王和文祥1861年聯(lián)名奏準成立的，他們在奏折中還建議挑選年輕、聰明的滿族子弟學習外語。同文館設(shè)有英、法、俄、德文課程。為了提倡忠于學校的精神，軍機大臣文祥接見了該校一名頭名生，勉勵他努力學習，以便了解西方。該校及時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外交人員。
在地方上，李鴻章也有類似主張。在兩位著名改革派郭嵩燾和馮桂芬的幫助下，1863年巡撫李鴻章在上海設(shè)立廣方言館。1864年在廣州和1866年在福州成立了同樣的學府。一般地說，這些語言學堂都逐漸成了西學中心。到1867年，同文館的課程里面開設(shè)天文學和數(shù)學；到1879年，又增設(shè)了物理、化學、生理學和國際法課程。［18］ 該校逐漸具有小型文科專門學府的面貌。
同時，在通商口岸涌現(xiàn)出一批外事專家，首先是五十和六十年代擔任上海道臺的那些人物，如吳健彰、薛煥、吳煦、楊芳、丁日昌和應(yīng)寶時。與何桂清和勞崇光這些早期的通商口岸官吏相比較（見上卷第五章），他們比較了解西方，但是，他們比不上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外事專家，這些人包括郭嵩燾、曾紀澤和馬建忠，他們都有機會親眼觀察西方社會。開明官員非常重視關(guān)于西方的直接知識。丁日昌1867年上疏主張在國外設(shè)立正式公使館。在他看來，中國外交官的一個重要任務(wù)是要秘密雇用具有現(xiàn)代武器技術(shù)知識的西方人。十年后，中國在倫敦設(shè)立了郭嵩燾率領(lǐng)的第一個駐外公使館。郭嵩燾給一位中國外交官提出了兩個目標。第一，他應(yīng)該學習東道國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國。第二，應(yīng)千方百計維護中國和駐在國之間的和平關(guān)系。［19］
改革派人士認為，了解西方的最好途徑是和平，而不是戰(zhàn)爭。在京師，提倡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人物是負責同歐洲侵略者打交道的恭親王和文祥。他們相信西方人志在貿(mào)易，而不在領(lǐng)土。因此，中國的方針是用商業(yè)特權(quán)安撫侵略者，用物質(zhì)的誘餌來控制他們。這符合由來已久的“羈縻”政策。另一些人也具同樣的觀點，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郭嵩燾（1818—1891年）。咸豐時期，他為主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套哲學理論（見上卷第九章）。1858年在回答僧格林沁關(guān)于是先打豫東的捻軍或先打天津附近的西洋人的問題時，郭嵩燾說：因為捻軍已形成嚴重的叛亂，應(yīng)予討伐；而西方人只想做生意，故以和為貴，不宜訴諸戰(zhàn)爭。次年，當這位將軍真的準備同英法聯(lián)軍作戰(zhàn)時，郭嵩燾十七次給他寫信，反對這種行動。1860年僧格林沁和其他將領(lǐng)戰(zhàn)敗后，郭嵩燾越來越反戰(zhàn)。他攻擊南宋以來鼓吹戰(zhàn)爭而不顧現(xiàn)實的那些學者。在伊犁危機期間，郭嵩燾從倫敦寫信，力主避免同俄國作戰(zhàn)。他隱退以后反復向朝廷和地方上的高級官員陳述這種和平政策。中法戰(zhàn)爭期間，他用同樣的語氣批評中國的好戰(zhàn)政策。［20］
地方上有幾位高級官員贊成和平的外交政策，其中最有影響的是李鴻章。李鴻章在后半生盡力維護和平，從不輕言戰(zhàn)爭。1870年，他聲稱根據(jù)中國的歷史經(jīng)驗，中國不能進行持久的對外戰(zhàn)爭。但是可以長久維持和平。1871年他進而主張說，即使中國在一百次戰(zhàn)爭中都獲勝，這也不能和不戰(zhàn)而勝的外交政策相比。他為林則徐和僧格林沁輕率地挑起了幾乎導致清朝滅亡的對外戰(zhàn)爭而痛惜不止。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關(guān)于伊犁危機和安南危機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李鴻章堅決主張和平政策。［21］
1872年去世的曾國藩也全心全意支持這種講求實際的對外政策。他在附和郭嵩燾的觀點時，又在1870年對過去七百年間空話連篇而鼓吹對外戰(zhàn)爭的那些學者進行了指責。他斷言處理對外事務(wù)的最好方法是“羈縻”，按照曾國藩的說法，這個政策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其弟曾國荃也同此觀點。他主張，處理對外關(guān)系的指導方針是“柔”和“忍”。因此1883年他反對同法國作戰(zhàn)的政策。［22］ 其他許多關(guān)心改革的士大夫也贊成這種基于和平的對外政策。
維護和平的一個方法是要保證條約里的條款完全得到尊重。這就是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為什么拒絕了中國商人要求取締外國棉布商店的請愿的原因。同樣地，1866年郭嵩燾經(jīng)過不屈不撓的努力，勸說潮州居民允許外國人進入該城。郭嵩燾在一封致紳士的公開信中說明，雖然中國人有權(quán)拒絕西方的任何非法要求，但是他們應(yīng)該尊重把該城辟為通商口岸的條約。他在信末舉葉名琛為例，后者由于拒不尊重條約而被英國軍隊抓走了。丁日昌知道他被派去協(xié)助郭嵩燾處理這次危機后，他在1866年寫道：“彼遵條約而我背之，則曲不在彼而在我?！保?3］
這種和平方針不應(yīng)該被理解為完全屈服。相反，它是一種積極政策。根據(jù)丁日昌的說法，這是中國按照條約能夠保護自己利益的唯一途徑。1864年，上海道臺丁日昌巧妙而堅決地拒絕了外國人的幾個法律權(quán)利以外的要求，包括美國人要求在上海城內(nèi)購買房地產(chǎn)，英國人堅決要求在上海和蘇州之間通航，以及法國人要求在上海和吳淞之間敷設(shè)電纜。丁日昌明確宣布了他的原則：在外交事務(wù)上，條約上的條款應(yīng)予履行，不在條約上的事項應(yīng)予禁止。［24］
根據(jù)某些高級官員的說法，與西方保持和平關(guān)系的一個重要方法是對所有外國人以誠相待。六十年代形成了以誠意為基礎(chǔ)的對外政策理論，誠是儒家學說的重要內(nèi)容?？鬃诱f過：“言忠信，行篤義，雖蠻貊之邦行矣?！保?5］ 這是1860年英法聯(lián)軍占領(lǐng)北京以后這段時期改革派的指導原則。恭親王和文祥以西方軍隊按照條約迅速從北京撤退為例子（見上卷第五章和第九章），斷言西方人與中國歷史中企圖獲得中國領(lǐng)土的其他外夷不同。用信義使他們就范，以此馴服他們的野性，中國便能為自己謀利。［26］
曾國藩1862年致李鴻章的一封信中寫道，雖然中國在處理自己的外交事務(wù)方面是極端困難的，但是它毋須到孔子制定的制度以外去尋求基本原則。具體地說，中國對待蠻夷的政策應(yīng)該是忠、信、篤、敬。他進一步解釋道，“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他接著又說：“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27］ 不只曾國藩一個人強調(diào)孔子的這四個字。1864年王韜也向丁日昌提出了利用這四條原則的對外政策。1876年郭嵩燾上疏建議，這四個字應(yīng)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基礎(chǔ)。［28］ 后來，曾國藩進一步闡明了這種思想：“顯違條約，輕棄諾言，而后為失信也。即纖悉之事，嚬笑之間，亦須有真意?！痹鴩^續(xù)說，如果一個人不喜歡另一個人，其情緒必形之于外，否則就是不誠。同樣，如果中國和外國之間恢復了和平，中國應(yīng)該公平地對待外國人。［29］
郭嵩燾在1861年也持類似觀點。他斷言，縱觀中國歷史，中國用四種不同的方法控制外國人：正直的行為；講究策略的計謀；令人敬畏的聲譽和仁慈的行為。關(guān)鍵之點在于誠篤原則是所有這四種方法的本質(zhì)。這種誠篤外交是郭嵩燾在余年中主張的對外政策理論的基礎(chǔ)。六十年代初期具有此類觀點的另一位學者是馮桂芬。他說過，既然和平談判已經(jīng)成功，中國人就應(yīng)該坦誠地對待外國人，同時停止一切不友好的和多疑的活動。某些官員如曾紀澤，在七十年代繼續(xù)闡明誠實和守信的思想。［30］ 在某些方面，這種守信的外交政策與西方尊重條約的政策不謀而合，但是中國不是從西方學來的。從很早的時候起，這種信念就已經(jīng)成了中國人經(jīng)世治國的一個因素。
“把握時機”
除了大力提倡和平的對外政策以外，當時的開明之士還認識到中國必須把握“變局”的時機，以圖在軍事上強盛起來。這種觀點導致在天津進行西式訓練，建立神機營，利用西方武器反對太平軍和建造兵工廠與輪船（見上卷第九和第十章）。但是，自強的倡議者并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或不惜工本地追求這種軍事計劃。事實上，他們謹慎地遵循某些原則。首先，由于他們一開始就設(shè)想西方人并不愿意把軍事秘密教給中國人，中國必須偷偷地學習它們。1864年總理衙門和李鴻章之間的通信在討論彈藥生產(chǎn)和造船業(yè)時，都極力強調(diào)學習外國人的軍事秘密，但決不可引起別人的懷疑和不滿。［31］
其次，這些高級官員堅決認為，中國在實行軍事自強的計劃時，應(yīng)該始終保持自己行政的完整。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在1862年李鴻章對于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的疑心、1863年恭親王和曾國藩堅持中國人控制李泰國-阿思本艦隊的行動（見上卷第九章）和1864年英法教官在訓練淮軍時丁日昌力圖抑制其勢力的措施等方面。三十年后，李鴻藻和榮祿由于耽心中國不能繼續(xù)牢固地控制住西方人，反對利用西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最后，改革派曾試圖把技藝列入科舉考試之中。六十年代初期，馮桂芬、李鴻章和丁日昌極力主張，為了獲得西方的優(yōu)秀技能，必須改變科舉制度，把便于選拔具有現(xiàn)代技藝的人員的項目也包括在內(nèi)。這個建議代表了當時最根本的和最進步的思想，但它收效甚微。［32］
自強運動是中國對它在與西方關(guān)系中出現(xiàn)的危機的反應(yīng)?！白詮姟币辉~最初見于《易經(jīng)》，它把天的本質(zhì)描述成永恒而有力，提醒人們要自強不息，以便能夠與天的這種氣質(zhì)協(xié)調(diào)一致。南宋時代，董槐把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和亞洲腹地各族人民的關(guān)系上。他爭辯說，如果中國能夠自強，它就無須害怕這些夷狄。［33］ 自強的現(xiàn)代含義便是基于這一總的概念的。1895年以前，至少有三十九位作者討論過力求自強的問題。
自強運動必然涉及到“洋務(wù)”?！把髣?wù)”的含義與時俱變。1840年7月一位御使首先使用它，其總的意思與“夷務(wù)”相同，即純粹指與對外事務(wù)和對外貿(mào)易有關(guān)的事務(wù)。［34］ 1860年以后，它仍然常常被用來表示處理對西方（包括俄國，但不一定包括日本）的關(guān)系方面的事務(wù)。漸漸地，它開始指包括對西洋人的關(guān)系以及有關(guān)西方的方法和機器在內(nèi)的政府事務(wù)。但是在狹義上，這個名詞是指采用西洋技術(shù)知識。換言之，圖強的具體計劃中通常包括一個模仿西洋方法的階段。這可以稱為“洋務(wù)運動”，或西化運動。自強是士大夫的目標，而狹義的西化便是達到這個目標的具體計劃。雖然自強在理論上包括內(nèi)政的改革，但它主要的著重點實際上是模仿西洋技術(shù)。
1860—1880年期間，出現(xiàn)了文化意識的新覺醒。這促進了較多地著重于思想、態(tài)度甚至制度的討論。這種覺醒是認識到必須進行改革（變法），在面臨外國技術(shù)和經(jīng)濟挑戰(zhàn)的情況下，變法與其說是在內(nèi)政上作真正的改革，不如說是調(diào)整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所進行的革新是表面的和雜亂的。以自強的名義設(shè)立的新機構(gòu)都叫做“局”，它最初是指為應(yīng)付特殊的緊急需要而設(shè)立的暫時性機構(gòu)?！熬帧边@個名稱現(xiàn)在開始含有比較值得重視的長期地位的意思，這種地位是“局”的建立者有意識地把它當作長期改革的組成部分的結(jié)果。但“局”還未具有正規(guī)官僚機構(gòu)的穩(wěn)定地位。這種局（如中國輪船招商局）須依靠官方保護人的勢力來獲得保障，可是也容易受到其他官吏的攻擊。
“變法”最初表示出激烈地改變行政制度的主張，這是論述經(jīng)世之學的少數(shù)傳統(tǒng)學者和官吏所堅決要求的。從宋朝的王安石到清初的顧炎武或者到十九世紀初期的龔自珍，每隔一段較長的時期，就出現(xiàn)了比較帶根本性質(zhì)的改革思想。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期起，“變法”一詞有時被用來表示對西洋制度進行適時而積極的適應(yīng)。在許多官員心目中，這的確是一個嚴肅問題。在倭仁這樣的保守派看來，為了引進西洋技術(shù)而改變中國制度，不僅是墮落，而且也操之過急?？墒窍罂婆e或練兵這些制度方面的根本改革，恰巧是主張西化的少數(shù)官員的初衷。李鴻章把他1864年關(guān)于改革兵制的建議稱為“變法”，雖然他也使用不那么刺耳的詞匯，如“順應(yīng)”和“變革方案”等。丁日昌在主張神圣不可侵犯的科舉制度應(yīng)適應(yīng)西方技術(shù)時，提出了最大膽的建議——他設(shè)想的八種考試科目中有四種與西方事務(wù)有關(guān)，即時事、軍事專長、自然科學以及外語和外交事務(wù)。［35］
李鴻章在1874年給皇上的正式奏摺中談到了改革，當時他就海防問題提出了條陳，同時引證《易經(jīng)》，充分闡述了他的變革要求的意義。他作出結(jié)論說，“居今日，而欲整頓海防，舍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1881年1月他在給學者王闿運的一封信中甚至講得更加明確，即“內(nèi)須變法”。［36］ 在同一時期，敏感的官員和文人如郭嵩燾在1875年、薛福成在1879年、王韜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都專門討論過改革問題。改革思想當時進展很小的事實，說明了它們遇到的障礙的程度。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這二十年間，中國的領(lǐng)袖人物和作家們只是徒托空言，實際上卻與不可克服的制度和政治上的阻力互相妥協(xié)，不過他們?nèi)匀涣D把握住“變局”所提供的大好時機。
“西學”一詞暗示這種新的文化意識，它只是慢慢地得到傳播和受到尊重。西學的思想派生出許多其他概念。“西學”和“新學”的含義是一樣的，不過“新學”一詞在1894年以后才流行起來。西學包括外國人和中國人從歐美輸入的各種不同的知識。因為它不同于中國古老的傳統(tǒng)學識，它便被稱為“新學”，以示區(qū)別。從中學和西學、舊學和新學的這種對比出發(fā)，便自自然然出現(xiàn)了一種從文化上進行辨別和選擇的態(tài)度，這包括闡述西學的內(nèi)容，分析它的特性和衡量它的價值。
接受西學的運動在1860年以后有明顯進步。如上所述，翻譯西文的報紙早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就被認為是獲取外國情報的一種方法。1851年以后，這種努力擴及對書籍的翻譯。即使我們只估計那些在官方主持下進行的翻譯作品，江南制造局和京師同文館的出版物也仍是很可觀的。很多這些出版物是受雇于清政府的傅蘭雅和丁韙良的成果。如果我們再加上西方傳教士私人的翻譯作品，數(shù)量就大大增加了。所有這些譯著成為傳播西學的重要津梁。毫無疑問，這些譯著曾在官方人士中廣泛傳閱。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談?wù)劇?852年以后所出魏源的《海國圖志》新版，就包含了當時大約二十部譯著的資料。趙烈文收集了西方傳教士在香港出版的整套《遐邇貫珍》（1853年8月至1858年5月共出版三十三期），并將它們借給了官方和知識界的朋友，包括翰林吳嘉善和道臺鄧隨帆等人。1874年，即論述海防的一本德文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和出版的那一年，李鴻章、李宗羲、劉坤一和丁寶楨四位督撫各在奏稿中利用了該著作闡述的原理。［37］ 江南制造局的翻譯中心當時作出的貢獻最大。從開始翻譯的1868年到1879年6月共出版了九十八部著作，另外四十五部已被翻譯出來，但尚未出版，其他十三部則尚未譯完。銷售量已達31，111部。這說明了這個時期西學傳播的規(guī)模。
西學因西式學堂的建立又得到進一步的傳播。官方辦學堂以進行語言、技術(shù)、電報、采礦、造船、海戰(zhàn)和陸戰(zhàn)的教學。除此之外，還有外國傳教士開辦的學堂。西方科技知識的直接傳授達到新的水平。中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文人和商人——對西方科學的好奇心的增長，有他們致《格致匯編》（1876—1892年）雜志編者傅蘭雅的書信可資證明。［38］
最后，我們還可以指出，在傳播西學的過程中，一些官員和學者出國旅行或執(zhí)行外交任務(wù)，一些學生參加中國赴美留學生團和參加福州船政局派往英法留學的計劃，這些活動也都具有重要意義。它們導致了比較深刻地接受西學。出國人員的旅行回憶錄和其他著作擴大了這種活動的影響。從1866年斌椿開始，中國官員和學者旅行家開創(chuàng)了一個好傳統(tǒng)，從此以后，中國人把他們的見聞和觀感收集起來，詳細記述在日記和詩文中。從1866至1900年，由六十六人所寫的國外見聞的單行本著作，總數(shù)超過158部。［39］ 這些日記和詩文被出版而廣泛流傳，它們對于官員和士紳必然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出版物對于在進一步推進制度的改革方面，有它們的一份功勞。雖然變法計劃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只是偶然的現(xiàn)象，但到1885—1895年時期則成了一個廣泛的運動。
商業(yè)、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在七十年代以后日益受到重視。1879年薛福成在他關(guān)于對外政策的建議中大力主張，在這種變革時代，政策之“用”應(yīng)為商業(yè)，但其“體”應(yīng)為工業(yè)化。［40］ 工業(yè)化的非軍事方面慢慢深入人心，在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間，有改革思想的官員注意建設(shè)民用工業(yè)，如海運、采礦、紡織、鐵路、鑄幣和鋼鐵生產(chǎn)：所有這些都要采用西方機器。也有人討論農(nóng)業(yè)的現(xiàn)代化，鄭觀應(yīng)在七十年代提到它，左宗棠1877—1881年在甘肅把它付諸實施。1892—1895年期間出版了另一些著作，如陳熾和孫中山的著作，它們著重論述了西方的飼養(yǎng)和溉灌技術(shù)、農(nóng)業(yè)機器和化學肥料的使用以及舉辦農(nóng)村集市的好處。1895和1896年，在孫中山和張謇的倡導下，分別在廣州和上海成立了農(nóng)學會，出版了一種專門討論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的雜志。［41］
努力學習西方經(jīng)濟的中心思想在于強烈地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六十和七十年代廣泛流行“富國強兵”的口號。不過從七十年代中期起，卻出現(xiàn)了強調(diào)“富民”或“利民”的重要性的思潮。這種新思想可以追溯到1875年，當時郭嵩燾在致恭親王的信中主張，政府應(yīng)該鼓勵人民從事現(xiàn)代航運業(yè)和制造業(yè)，因為國富和民富是不可分割的。鄭觀應(yīng)、王韜和李鴻章也討論過這種思想，不過以馬建忠在1890年的論述為最系統(tǒng)和最有說服力。［42］
雖然政策性文章在傳統(tǒng)上提倡保護人民和照顧人民方便，但是很少超越主張輕徭薄賦和與民休養(yǎng)的范圍，而且從未長時期地付諸實施。這種傳統(tǒng)思想僅僅成為現(xiàn)代富民觀念的遙遠背景而已。但是這種“富民”的新思想認識到國家和民眾有密切關(guān)系，民富是國強的根基。換言之，如果國家要強盛，就必須使全體人民既富且強，因為富和強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的。
?。?］ 黃鈞宰：《金壺七墨》，卷4第3頁。郭嵩燾也認為1840年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轉(zhuǎn)折點，但是他直到1876年才寫出他的這一意見。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11第1頁。
?。?］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5頁。曾紀澤：《曾惠敏公遺集·文集》，卷3第1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15頁。
?。?］ 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第9頁。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2、17—18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頁。薛福成：《庸庵全集·海外文編》，卷3第8頁。
?。?］ 夏燮：《中西紀事》，卷17第18頁。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黎庶昌：《拙尊園叢稿》，卷5第6頁。
［5］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34頁。
?。?］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32頁。周盛傳：《周武壯公遺書》，卷1第1頁。
?。?］ 齊思和等編：《鴉片戰(zhàn)爭》，第5冊第409頁。
?。?］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99第14、32、34、52頁。
?。?］ 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209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33頁。
［10］ 鄭觀應(yīng)：《盛世危言增訂新編》，卷2第41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55第25頁。吳云：《兩罍軒尺牘》，卷8第18—19頁。葛士濬編：《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卷116第5頁。薛福成：《海外文編》，卷3第8頁。
?。?1］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40頁。張裕釗：《溓亭文集》，卷2第5頁。
?。?2］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8第25頁。
?。?3］ 全祖望編：《宋元學案》，卷9第5—6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8—39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7第16—17頁。鄭觀應(yīng)：《易言》，卷1第1—2頁。湯震：《危言》，卷1第13頁。
?。?4］ 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28第12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11第11—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5第3—4頁。鄭觀應(yīng)：《易言》，卷1第2頁。嚴復：《嚴幾道詩文鈔》，第1冊第1頁。
?。?5］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3、34頁。郭嵩燾：《養(yǎng)知書屋文集》，卷12第20頁。
?。?6］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4頁。
?。?7］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卷5第528頁。薛福成：《籌洋芻議》，載《庸盫全集》，第21頁。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8頁。王韜：《韜園文錄外編》，卷3第25頁。關(guān)于西方影響使中國在處理外交關(guān)系時發(fā)生變化的敘述，見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大家庭，1858—1880年》。
?。?8］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3—134、234—235頁。
?。?9］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223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714頁。
?。?0］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30、139頁；第2冊第624、851、863—864、898—900頁。關(guān)于郭嵩燾論述安撫的原稿，見楊聯(lián)陞：《關(guān)于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的歷史筆記》，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22—23頁。
?。?1］ 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第27—28頁；卷11第10頁。郭嵩燾：《郭侍郎奏疏》，卷12第37—38頁。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1第252頁。
［22］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3第10頁。翁同龢：《翁同龢日記排印本》，卷4第1259—1260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900頁。
?。?3］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5—68、98頁。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397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41第32頁。
?。?4］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69—79頁。
?。?5］ 《李雅各英譯七經(jīng)·論語》，第295頁。
?。?6］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咸豐朝》，卷71第17—18頁。
?。?7］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18第17頁。
?。?8］ 王韜：《韜園尺牘》，卷7第16頁?！肚寮就饨皇妨希?875—1911年）》，卷8第16頁。
［29］ 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卷30第49頁。
?。?0］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冊第187頁。王家儉：《魏源對西方的認識及其海防思想》，第155頁。李恩涵：《曾紀澤的外交》，第39頁。
?。?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機器局》，卷1第6頁。我們感謝劉廣京教授提供了這方面的資料以及下文關(guān)于論述改革的許多材料。
［32］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41—45頁。李宗侗和劉鳳翰：《李鴻藻先生年譜》，卷2第711—713頁。
?。?3］ 《易經(jīng)》，卷1第5頁?！端问贰罚?14第10頁。關(guān)于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清代政策較重要的研究，見芮瑪麗：《同治中興》。
?。?4］ 《清代籌辦夷務(wù)始末·咸豐朝》，卷22第29頁。
?。?5］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第347頁。
［36］ 劉廣京：《儒家愛國者和務(wù)實派李鴻章》，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第30期（1970年）第34—36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25第10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2頁。李鴻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9第43頁。
［37］ 巴尼特：《魏源與西方人：關(guān)于〈海國圖志〉源流考》，載《清史問題》，卷2第4期（1970年）第1—20頁。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卷1第105頁。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6頁。李宗羲：《開縣李尚書政書》，卷6第56頁。丁寶楨：《丁文誠公遺集》，卷11第11頁?！肚宕I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100第24—25頁。關(guān)于嚴復對西方政治和社會思想家著作的翻譯有一本嚴謹?shù)难芯恐?，即施瓦茨的《嚴復與西方》，這是一部論述晚清試圖利用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
?。?8］ 張靜廬：《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第23—25頁。李三寶：《致傅蘭雅的〈格致匯編〉（1876—1892年）編者的書信：一個分析》，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2冊（1974年12月）第729—777頁。
［39］ 在《小方壺齋輿地從鈔》中，這一百五十八部著作除大約二十部以外，都能找到。
［40］ 薛福成：《籌洋芻議》，第10頁。
?。?1］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19第59—60頁。陳熾：《庸書·內(nèi)篇》，卷2第2—3頁。孫文：《國父全集》，第5冊第4—5頁。王爾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論》，第136—137頁。
?。?2］ 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2冊第480—482頁。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1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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